1877～1896年的政党均势
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如同重建时期到进步主义运动之间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受到人们严厉的批评。历史学家布卢姆等指出，与内战和重建时期一些比较轰轰烈烈的方面相比，镀金时代的政治“显得难以捉摸、讲求实利、低级庸俗和玩世不恭”；而与1900到1917年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美国政治相比，镀金时代的弊端也多得惊人，它通常被描述为“自鸣得意、不负责任、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漠不关心、不愿使用政府权力革除弊端和控制难管理的经济。”莫里森等人则议论道：“美国政治史上再没有比记录海斯、加菲尔德、阿瑟、克利夫兰和哈里森这几位总统的政绩的篇章更沉闷乏味了。南北战争时的那许多争端，尽管政客们抱住僵尸不放，还在继续扯皮，实际上都已成为过去的陈迹。
全国政治已经变成只不过是敌对党派之间的权力争夺，其实质无非是敌对的各铁路争夺货源而已。” 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说得更为直接、尖锐：“把1870～1895年这25年间国会、司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全部人员名单查阅一下就会发现，几乎尽是一些声誉败坏的。这段时间是无大志向而少成就的。”
从表面上看来，19世纪下半叶是共和党人最得势的时期。在内战结束之后，共和党一跃成为属于联邦的全国正统党派，民主党人则长期背负着脱离联邦的“叛逆者”的骂名而受到了排挤。共和党人以维护联邦统一、捍卫国旗的“老大党”自居，自认为能得到那些支持联邦的忠诚的国民的支持。他们在大选时所采用的惯常的手段，就是不断挥动着“血污的衬衫”提醒选民勿忘南部同盟的战争暴行，并规劝大家：“就像当年开枪那样来投票。”一个叫“共和国大兵团”的退伍军人组织，极力动员过去的战友们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票，而且从1868年起，竞选运动十次有九次，共和党总是提名一位军人来当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在此期间仅有一位这样的军人候选人。
共和党是一个代表不同利益、有时是利益冲突的地区和利益集团的松散联盟。它的大本营是新英格兰，以及由纽约州北部横贯老西北部，往西直到俄勒冈州的那个新英格兰移民地。在内战前，这是反奴隶制情绪最强烈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大都信奉新教，所以共和党就支持禁酒运动和本土主义，对天主教持一种排斥态度。作为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政治联盟，在内战之后共和党仍然维持着凝聚力。其原因一部分是来自战争年代的忠诚和对英雄的林肯时代的缅怀。至于其他两大集团，即黑人自由民和联邦军队退伍军人，对共和党的忠诚可追溯到内战时期。
内战的胜利，摧毁了种植园奴隶制度，使黑人得到了解放，成了自由民。共和党由此获得了黑人选民的拥戴与支持。但是，共和党人在南部的重建政策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也并不总是能够公正地对待自己的支持者。有些共和党的领袖为了在选举中获胜，要求动用联邦军队来保护南部黑人自由民参加选举的权利；而另有一些共和党领袖则图谋创立一个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共和党，这得到财大气粗的北部工业家的支持。他们希望这样以来就会使南部白人拥护他们的关税政策。在处于南、北部交界地区的一些城市，如辛辛那提，商人们从自身利益考虑，唯恐在黑人问题上的争执会影响南北贸易。在那些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眼里，黑人是不应该享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的。
他们的观点和前奴隶主阶级毫无二致。埃德金·戈德金1877年4月在《民族周刊》上撰文写道：“黑人将要从北部的政治领域内消失。今后全国作为一个国家，将要同他们不再发生任何联系。”1877年的政治妥协实现后，大多数共和党人便抛弃了南部的黑人。到了19世纪末，南部在共和党政府的默许下，实际完成了对黑人公民权的剥夺。
长期以来，共和党得到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和旧西北部那些豪门贵族的支持，它被认为是一个“有文化的体面政党”。对此，曾有人作了这样的解释：“那些主持我们各地教堂的圣礼和慈善工作的人们，经管我们学校系统的人们，保有和耕种自己农场的人们，在各车间从事熟练劳动的人们，军人们，走上战场并坚持到底的人们，偿还债务从而保持通货稳定，并挽救了国家荣誉的人们，在战时挽救了这个国家，并在平时使这个国家值得人们在其中生活下去的人们，所有这些人都通常而照例地按他们自身存在的自然规律，在共和党内找到了他们的位置。而那些旧日的奴隶主和奴隶监工，酒吧家老板，选举舞弊者，三K党，大城市刑事犯阶层，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人们，则都是通常而照例地按他们自身存在的自然规律，在民主党内找到了他们的位置。”不少人对民主党极其反感，认为它“几乎是非法的组织”。19世纪末的美国著名律师弗雷德里克·豪曾回忆说：“做一个民主党人当时有着某种对我来说不可想象的东西———民主党人、铜头蛇和无神论者都是当时人们在社交上没见过的人。我童年时就没有跟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过。”
民主党人曾因为顽固地维护奴隶制而弄得声名狼藉。这对它在内战之后角逐全国政权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但随着重建的结束，民主党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开始恢复在内战中严重受挫的元气，在许多州内同共和党分庭抗礼。北部民主党人借助共和党自由派的力量，并利用1873年经济恐慌造成的民众不满情绪，在1874年连续在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斯等州获得多数选票，并于同年控制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南部民主党人到1875年已在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阿肯色、得克萨斯和密西西比等8个州占据了优势。1877年初南北达成了政治妥协后，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这3个州的军管撤销，州政权又回到民主党手中。内战和重建时期那种“一边倒”的政治格局不复存在，南部按照现实的力量对比又恢复了民主党一统天下的局面。1880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夺得了南部每一个州的选票；自此以后，共和党就不得面临民主党独占“团结一致的南部”这一难以逾越的障碍。
民主党人不仅在南部势力强大，而且在南北接壤各州和中西部的南部移民地带，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民主党得到了东北部商人和银行家的支持，这些人自称“稳定通货派”，都反对保护关税，拥护紧缩通货的政策。极有权势的犹太金融集团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民主党的重要后台，钢铁业的艾布拉姆·休伊特、铁路业的詹姆斯·菲斯克、农机制造业的赛勒斯·麦考密克等著名的资本家也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
民主党的领袖人物塞缪尔·蒂尔登和格罗佛·克利夫兰都曾是纽约金融界的显贵。70年代以后，大批外来移民的到来也影响了民主党的构成。它吸引了大多数爱尔兰和南欧的天主教移民，尤其是在移民人数较多的中西部，民主党人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不久，在底特律等城市形成了新的民主党势力中心。
19世纪70年代中期，共和党和民主党达到势均力敌，其后20年每次政治选举两党所得票数都相差无己。从1872年到1892年的5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没有一次获得过半数的****票，也只有一次得到的普选票多于民主党，那是在1880年，但就是那一次两党所得到的票数相差也不到0．1％。事实上，在这5次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所得的****票相差不到1％的竟有3次。即便是在1876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获得的普选票比共和党人几乎多3％，他们在选举中仍然败北。由于双方所得到的****支持如此接近，两党领袖便竭力争取选举人票，以求拼凑起取胜的票数。他们特别注意争取所谓“可疑的州”的选票，如拥有较多选举人票的纽约州以及俄亥俄州和印第安那州，因为后两州境内的北部移民地带和南部移民地带是人数大致相等的。在这一阶段，两党对候选人的挑选有所不同。共和党几乎总是从中西部挑选总统候选人，从纽约挑选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通常从纽约挑选总统候选人，从中西部挑选副总统候选人。
两大党的力量既然旗鼓相当，政党领袖们就唯恐引起会使他们的结合破裂的、惹麻烦的新的争论，而宁愿选择保守的但他们认为是“稳健”的政策。海斯总统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说：“我们正处在老问题已经解决，新问题尚未提出的这么一个时期。如果在这种时候采取过激行动，那么它就会把党毁灭了。稳健是唯一可取的方法。”此时共和党的兴趣已从争夺南部控制权转移到保证北部工业资本在全国市场中的利益，但它仍竭力以地域主义的口号来保持人们对南北战争的回忆，以分散人们对经济困难局面的注意力。海斯在1876年竞选总统时曾写信给朋友布莱恩说：我们的强有力的立场，就是那种对一个团结一致的南部和对叛逆统治的恐惧，我希望你在演说中着重这些论题，这样就会把人民从成为我们死敌的艰难时世上引导开去。
这种恪守陈规的保守政策使共和党内部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一些自由派共和党人要求改变既定的保守政策，动辄以退党作要挟，被称为“脱党派”；共和党上层也分裂为“温和派”和“强硬派”，前者借改革之名，行营私之实，其代表为詹姆斯·布莱恩；后者长期把持要职，在各州和国会为所欲为，其代表是罗斯科·康克林等人，格兰特也曾是其后台。
在这种保守政策下，以中西部农场主为主体的共和党中下层受到严重损害。中西部的两党政客为了争取这部分选民，不时提出与东部不同的口号而名噪一时，如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乔治·彭德尔顿，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奥立弗·莫顿等，都逐渐自成一派。两大党内部逐渐形成了与原来的北部、南部集团并存的中西部集团。政党力量的分布犬牙交错，这就为第三党的出现提供了某种条件。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两党政治是抑制改革的。不管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都尽力调和派别和地区性的对抗，使争端模糊不清，借以维系自己全国性政党的地位。由于回避了使两大党分歧对立的重大争端，两大党的性质已没有根本的区别。货币和关税等经济方面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但是这些问题的争议，并非按党派来划分界限，而往往是以地域来划分的。比如，1876年大选时，民主党人煞费苦心地提名一位主张使用硬币的纽约州人蒂尔登为总统候选人，同时提名一位主张使用纸币的印第安纳州人亨德里斯为副总统候选人。在70年代之后，美国已逐渐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两党的政客们不仅不努力推进地区间的团结，反倒热衷于宣传和利用过去彼此之间存在的恶感；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已经暴露出它诸多的弊端，政客们却照旧鼓吹不加约束的个人主义；垄断性大企业聚敛的大量财富落入极少数人手中，广大的劳工、城市平民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他们由此产生的不满在日益加剧，对亨利·劳埃德所说的这种“财富反对共和国”的冲突，政客们熟视无睹。总之，镀金时代的美国正在发生着急剧的社会巨变，出现了许多重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两大党的候选人却都尽力回避这些问题，只凭个人品格、党派或传统偏见来展开竞选运动。难怪有识之士们对此大张挞伐了。
这个时期的政治不是竞争，而是交易。两党的真正统治者是那些在各委员会办公室接见院外活动集团成员听取要求的老板们，还有各大利益集团的代表，如美孚石油公司参议员、钢铁公司参议员、铁路公司参议员和糖业托拉斯参议员，他们都是各大企业在政党内部的代言人。那些企业界的大亨们并不是始终如一地支持某个政党，他们无所偏爱，今天他们对共和党的候选人投资，明天则有可能会在民主党人身上下大本钱，只要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就行。有不少州的政治生活为一个单一的大公司所主宰，例如蒙大拿州就处在安纳康达铜矿公司的控制之下。加利福尼亚州的铁路大王科利斯·亨廷顿不无得意地说：“事情弄到这样一种状态，以致一个人想当警官，他就认为首先应该到第四号街和唐森德大街来求情。”但是企业界与政党领袖们的合作并不总是默契的，有时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政客们还远远不是对企业俯首听命，他们往往借机敲诈勒索那些有求于自己的生意人和进口商。特别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此类现象更是司空见惯。结果招致了商人们的怨愤，他们纷纷参与抑制政党腐败之风的改革运动，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