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之后的上海，风华达到顶峰，并且有越来越盛之势，台湾的各行各业，也争先恐后地抢登上海滩，想抢搭这顺风车，沾沾大上海的繁华。远从华盛顿赶到上海开会的布什总统，在上海和江****开记者招待会时坦承自己26年前曾来过上海，而这期间上海的改变，让他吃惊。上海的蜕变，仅仅一两年不见的人见了都要暗暗吃惊，更何况暌违26年的上海，当然更要让长住得州的布什惊心了。
任何经济繁盛、商业活动频繁的地区，各种公关广告活动自然也就丰富，上海也不例外。今日的上海，也充斥着各色公关活动，APEC就是个绝佳的例子。其实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当台北还是一个日本风味很重的小城时，上海就已经是一个操纵公关手法娴熟的世界性商业大都市，只是后来历经磨难，上海的经济力和活力才因而中断。
改革开放之后，蛰伏多年的上海一下子又迸发出禁锢多年的活力与风采，在各方面都急起直追，俨然已赶上台湾。如果说上海在公关运作方面或已超越台北，台北亦不必太伤心，因为老上海本是中国公关活动的鼻祖，不信请看下文。
近来随意翻阅朋友从上海买回来的一些闲书，不外记录老上海的珍闻逸事之类，岂知看了之后，我这训练有素的眼睛（trained eye）
立刻就从这百余篇掌故轶闻中看到公关的影子，犹有甚者，这几次公关属性的活动都相当先进，不管在手法上、立意上，比起今日台湾的公关活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和美国的同类活动比美，因而兴起写本文的动机，索性把这几次活动详细记述，并作说明与比较，以古喻今，就算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吧！
本文所述的三次活动，分别在1947年11月，1949年4月以及1949年8月。时间上很有代表性，并且从这三次活动中，也可看出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情状。而今上海风华重现，这其间也有台湾人民的一份功劳，海峡两岸应同感骄傲，一笑泯恩仇才对！
案例一：鹤鸣鞋帽店的商业征文
鹤鸣鞋帽店的销售对象为都市中产阶级，其产品在当年东南沿海有一定知名度，并在香港、南京、杭州等地都有分店（按照现在的名词，都有连锁店），1947年11月时，鹤鸣曾策划了一次全国性的商业征文，并在上海《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东南日报》以及香港《大公报》等广刊引人注目的征文广告，题目是：《薄利而后繁荣乎？繁荣而后薄利乎？——论薄利与繁荣之关系》，并声明文字以隽永清丽为上，200字为限。至于奖项，第一名奖金500万元（按当时市价可购六石米），第二名300万元，第三名100万元。当时币值虽不断下跌，但500万元的奖金还是很吸引人，因此活动推出后立刻造成轰动，在短短两周期限内收到来自东北、陕甘、云贵，甚至港台共3367篇来稿，总字数过百万言。参加者以大学生为最多，占1400人，占来稿总数的40％，其次为律师、医生、教授、作家及公务员等。
此次活动鹤鸣本身也十分重视，特请当时沪上商界名人严谔声及曾任《新闻报》副刊主编的严独鹤（曾向张恨水约稿《啼笑姻缘》而使得《新闻报》销路激增）担任，并请会计专家李文杰教授协助统计。
经过两位评审辛勤的审阅，第一名由江苏省财政厅人士获得，第二名由安徽省教育厅人士获得，第三名则出自复旦大学。主办单位为免遗珠之憾，又增加了甲、乙、丙三等奖多名，各赠纪念品若干。此一征文结果以显著版面在各大报同一天发表时，又再次造成沪上轰动，零售报纸被抢购一空（注：第一名原文请参见本文后附记）。
可惜鹤鸣的名次揭晓后，对于寄奖金却迟迟没有下文，几经催促后，才于次年2月寄给第一名得奖者500万元，而当时币值一天一贬，收到奖金时，500万只能买到两石米了。此为后话，当时已无人留意此一延误与后果。
案例考评一
此一活动在媒体造势上，可谓一鸣惊人，报纸在当时是最强势的媒体，鹤鸣并不省宣传费，出手阔绰，因为它知道这广告费不会白花，自会达到一定的宣传效果。而奖金的丰厚，也是造势的一部分，因此奖金一定要高到够吸引人，才会有人来参加或引起讨论。其次，鹤鸣所请的评审，也是大手笔，这样才能取信于人，并造成社会的注目。
这次征文活动的题目也很好，作为商业征文的题目很恰当，并且又是一个从古至今没有定论、很可以申辩的题目，尤其鹤鸣当时走的是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路线，这个题目，可以和它本身的定位相对应，也可以作为鹤鸣决定行销路线的辅助考虑，是一个实用的题目。
并且赚钱之道，人人关心，把它变成征文题目，更使得人们好奇得奖者到底持什么观点、论调，才会获得首选。皮鞋是民生用品，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由一家鞋帽店领衔办理这样的征文，好像也很合情理，因此这个商业征文活动，就在天时、地利、人和下，达到了最大的宣传行销效果，甚至很多参加者，本身就是鹤呜的爱用者或宣传对象，因此，还多了强化（reinforce）爱用者忠诚度（10yahy）的副作用，可谓好处多多。
鹤鸣最失败之处，在发奖金。一来可能因为宣传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对于商家最讲求的信用问题，就疏忽了，毕竟奖金数目不少，给出去有点肉疼。二来可能故意拖延给奖金日期，以便币值贬到奖金已不值钱时再发，如此既不算食言，又少发奖金。但这样会使得得奖者觉得过河拆桥，失去以后参加类似活动的兴趣，并留下话柄，是商界共同的损失。这种只重宣传不重后效的心态，可算是中国人的通病，是两岸除旧布新最该扫除的部分。
台北博爱路也曾有过鹤鸣鞋店，至今广州仍有鹤鸣鞋业公司，不知是否即旧日鹤鸣鞋帽店的传沿，如果是的话，可以再办一次类似的活动，可以塔配旧日话题，做一次成功的行销。在今天这个年代，任何具有历史的招牌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可以唤起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回忆，是大中华商圈无形的资产。
案例二：宋庆龄的“三毛生活展览会”
1935年，在二十几家报纸上，先后出现了一个大脑袋、圆鼻头、头上只有三根毛的小男孩，名叫三毛，是画家张乐平创造的漫画人物。1946年，国共内战渐趋激烈，战火迅速蔓延苏北，漫画《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大众注意。次年，《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当时抗战刚结束，又连年内战，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有许多小孩在战乱中失去父母，成了孤儿，衣不蔽体，又没有家，只有在街头流浪，到处受人欺侮，但尽管环境恶劣，孩子毕竟是孩子，仍不减天真赤忱。《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就是当时上海滩流浪儿的写照，刊出后引起很多人同情，也打动了宋庆龄女士的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庆龄曾于1949年儿童节，在上海大新公司（今上海市百一店）四楼画厅，举办过为期一周的“三毛生活展览会”，展出张乐平的三毛原画作，并借此募款帮助流浪儿童。当时宋庆龄所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已没有钱，也乏捐款，于是在上海发起一场“三毛乐园运动”。当时纸币已贬值，要帮助一名“三毛”每月需银洋三元，只要是愿意赞助“三毛”的人，都可成为“三毛乐园会”的普通会员；愿意赞助五名以上“三毛”的人，就可成为荣誉会员。宋庆龄希望在4月底前，能够吸收到500名会员，也就是说，将有500名“三毛”可望受惠。
既然有了目标，就要有一个吸引人的手段来达到目标，于是宋庆龄征得张乐平的同意，请他以原作举办展览会，画家并为此精心赶画了三十多幅三毛水彩画。剩下的，就要靠宋庆龄女士的公关手腕了（注：此处所说公关手腕绝非交际手腕）。
宋庆龄先于3月下旬在一个弄堂里举办了一个预展，举凡张乐平、中国女高音，外国女舞蹈家及文艺界人士等均受邀出席，并拍照留念。几天后，宋庆龄又假汇丰银行大厅（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专门为上海的外国友人举办一场三毛特展，并亲自出席。她先请张乐平上座，然后坐到画家旁边，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即席向外宾介绍了张乐平，同时自兼记者以一口道地的上海话亲切地问画家是啥地方人？
家里有几个人？哪能想起画三毛来的……当外宾或媒体发问时，宋氏更化解画家不谙英语的尴尬，亲自翻译双方的问答。渐渐地，张乐平不再觉得拘束，与外国记者侃侃而谈。结束时，宋庆龄更当众向画家表示感谢，谢谢他的辛苦，“为救济流浪难童做了件大好事”。结果展览当然非常成功，一位苏联驻上海记者感动得当场以800美金买下一幅《苦三毛拉黄包车》的画。
4月4日儿童节，“三毛生活展览会”正式开幕，上海二十多家民营广播电台特地现场实况转播此一特别节目，并由著名的话剧演员尹青义务担任现场播音，结果前来参观的人空前踊跃，约有两万多人，把大新公司的电梯挤坏了好几次。无锡还有一所学校由老师专程带领二十多名学生前来参观，上海当地学校的小朋友来参观后，更当场捐毛笔、铅笔及书本。另有一些小朋友，亲自跑到基金会，送了一批书本及衣服给“三毛”。
至于画家赶画的三十多幅三毛水彩画，则于当天下午由上海商会理事长王晓籁主持现场义卖，叫价者踊跃，没有多久就被抢购一空，还有很多人要求订购。义卖的画作最低价一幅40万元，最高卖到1000多万元，买画者不乏社会名流硕彦如陈光甫（注：中国旅行社创办人），赵家璧（注：曾与陆小曼共同主编《徐志摩全集》，又曾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陶桂林（注：名建筑师暨营造厂负责人，曾负责督造南京中山陵）等，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
除了画作以外，展览会还卖出每只3000元的三毛徽章295枚，得款88万元，另有200本张乐平亲笔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现场义卖，第一天就卖出100本，还有40多位参观者当场加入“三毛乐园会”。此外，展览会门票每张1000元，加起来也有不少钱。当“三毛生活展览会”于4月9号闭幕时，总计为流浪儿童募得相当于3206块的银洋，此外还有书籍、衣服、文具、药品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