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做了江苏巡抚，其时岳麓书院学子贺长龄却做了江苏布政使。两位岳麓学子，相聚到了一起自然十分的亲密。贺长龄根据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风，想编辑一部大型的丛书，书名定为《皇朝经世文编》，他把这个设想向陶澍提了出来：“国朝如此取士，不久朝中尽是碌碌无为之辈矣。”一日两人闲谈，却对国事痛心疾首了：“小弟纵观国朝开国以来，经世事迹、文章，有些感慨，小弟留心收集了数十篇，其中大都是岳麓士子所为，小弟想，将其编成一册，名为《皇朝经世文编》，不知子霖兄是否觉得可行？”闲谈以后，贺长龄端出了自己的设想，陶澍听了贺长龄关于《皇朝经世文编》的设想，竟是击掌大呼：“行啊，完全可行也，如此一来，既扬我岳麓学风，又可振湖湘精神，更让国朝臣卿震聩，此乃一举数得之事，贤弟可速行也。”
“子霖兄能否将大作力作交付小弟以资备用乎？”见陶澍赞成，贺长龄十分兴奋，随即向陶澍索要起稿子来。见贺长龄索起稿子来，陶澍笑了笑，有些自卑：“愚兄才疏学浅，岂有经世篇章耶！敢承贤弟抬举厚爱，纵有几篇速朽之文，又岂敢留之竹帛，传乎后世耶！”
“子霖兄所言，岂不是太见外了，谁人不知，子霖兄经世之才，远的不说，子霖兄处理沅陵赈灾一案，即是经世杰作也，朝野皆碑，天下共闻矣，子霖兄过谦，意即反对小弟所为了。”贺长龄见陶澍不肯将自己的文章出示，很是有些想法。见贺长龄如此说了，陶澍反觉得没有意思了：“贤弟，是要愚兄献丑乎！”他笑了笑，“也罢，待愚兄稍事整理，一并奉上如何？”有了陶澍的支持，贺长龄很快整理编辑了一个《皇朝经世文编》的提纲和框架来。
他把这个提纲及基本思路，送给了陶澍审阅，几乎把陶澍大吓了一跳：“依老弟思路，几若《朱子大全》了，《朱子大全》是圣祖仁皇帝几乎动用了满朝鸿儒的力量，数载才成也！”见陶澍一副吃惊的模样，贺长龄笑了笑说：“是啊，要编就编成‘大全’式的。”
“人力耶？”陶澍迷惘地问。
“树起招军旗，便有吃粮人！”
贺长龄见陶澍迷惘，于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小弟早已物色人选了，魏默深，子霖兄面晤否？”
“魏默深？即京城所呼龚魏之魏源乎？”
“正是此人。”贺长龄回答道，“默深乃大儒袁名曜之高足，亦大儒也，早几年入京师，作李宗瀚李大人家西宾，与小弟有过交往，甚为相契，小弟想过，将此事托付于他，定会不负众望的。”
“如此大妙！老弟即可作书奉请！”
贺长龄听了陶澍的意见，即回书房作了聘书，派人飞驰前往京城。
再说魏源接到贺长龄的聘书，见贺长龄所言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事，十分高兴：“既扬我岳麓学风，又振湖湘精神……”这岂不是功在千秋、惠及万代之幸事！魏源读罢来信，立即辞馆，打点行装，风尘仆仆赶到江苏。魏源的到来，把这三个湖南人，也是三个院友，绑到一起了。陶澍与魏源没有过接触，如今三人见面，长谈国事，魏源更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让陶澍激动得不得了。三儒长谈，英雄所见略同，并无异议。陶、贺虽然对时局深存异议，认为吏风不正，朝纲糜烂，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然而毕竟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念头。只是魏源，终究只是一oi“举人，亦是闲散野人，所以议论往往毫不拘束，对时局的看法，更是入木三分。魏源应了贺长龄之约而入了贺的幕府，其具体职责就是主持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秉着“善言心者心有验于事”，“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的原则和“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的宗旨编写，而集录天下经世文章。洋洋三百万言的《皇朝经世文编》，不久刊刻面世。
因为朝中大臣都是通过八股文考试擢升提拔的，所以渐潮地淡忘了“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了，只是清楚“为什么读书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要科举，想中进士，想要做官，为光宗耀祖，为封妻荫子，空洞、毫无实用的八股文，却是极好的敲门砖。所以当魏源主编的这部《皇朝经世文编》脱稿问世之后，问津者少有几人，像这样一部振聋发聩、匡正时弊的巨作，竟然少有人阅读，陶澍十分着急，他感到悲哀，却又感到无奈。于是向道光皇帝呈上一折：“……由布政使贺长龄组织规划、邑人举子魏源编撰之《皇朝经世文编》书已付梓成册，微臣以为该作，发本朝数百年经世致用之轫，亦可启百代经世致用之宗，故以荐之御览，惟圣鉴白瞻也。”
道光接了陶澍的折子，通读了《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十分高兴，御批“此编极是有用，钦此”。因为有道光皇帝的推介，《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畅销起来。“凡霁究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竟然一时纸贵。
贺长龄在做了江苏的布政使后，被道光的一纸调令，调到了安徽做布政使。魏源因为贺长龄离任而去，而转入了陶澍的幕府。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陶澍对魏源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魏源自从入了贺长龄的幕府，几乎没有间断地与陶澍、贺长龄接触。三位湖南的老乡，虽然师从不同，陶澍、贺长龄师从罗典，魏源师从袁名曜，但他们在岳麓书院所接受的教育，却是同出一源，对于朝政的看法，对于时局的变革，几乎如出一辙。因此每夜商讨，几乎通宵达旦，而略无倦意。
魏源从陶澍的身上，看到了他渊博的学识，亦学到了他积极进取、对事物认识的深层思考的方法。魏源的锐意改革的思想、聪颖过人的才气，给了陶澍无穷的启迪。道光即位之初，由于江淮连年遭受水灾，河道总督光领了银子而不加以复修，致使河漕阻塞，南北运输受阻。大清定都北京，但所食大米几乎都得从江南一带运进，漕运受阻，无以为计。时户部尚书英和提出了创办海运的法子：“既然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英和的这一设想，确实利国利民，但却遭到了部分朝中大臣的反对，特别是天津、上海一带的达官显贵，结成联盟，群起而攻之。这道光皇帝本是昏庸已极、毫无主张之人，见英和所奏，认为有理，有心支持，然而见了天津、上海之吏上奏反对英和，便没有辙了。
这河漕运输，自元朝建都北京始，就已开辟了上海至天津的航道，至道光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上海、天津联盟，提出法先王之法而守古制，对英和更是大打出手，群起而攻之。道光无法，只好听之任之，把改漕运为海运一事搁置不提。对改漕运为海运一事，陶澍十分关心，他主张改革，赞成英和的观点：“英大人所奏海运一事，愚兄以为极是，只是不知津、沪大臣却是为何如此反对？”他把自己的想法，一一掏了出来，与魏源进行商榷，没有想到魏源竟是一口赞成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