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王坦修自从作了同考，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举子而不惜开罪于顶头上司，很是受到同僚的敬仰。这～段故事后来传到乾隆的耳里，乾隆觉得十分的有趣，于是信手写了“鲠臣”二字相赠，并于便殿单独召见。可是官运亨通之时，他却因与时不合，看不惯世事，厌倦于仕途了，竟是作了辞呈，向皇上辞了职，回归了故里。王坦修的回归，湖湘的士子，可算盼到了一代名师，争向他问学，以名德推重，可惜事与愿违，本想回到故乡，好好地做一番学问，与岳麓的士子共同研究一番湖湘正学。岂奈竟是疾病缠身，出任院长未及一年，竟是病逝于任上。王坦修的去世，再一次让岳麓书院院长的子虚空了。
时任湖南巡抚的景安，见岳麓书院院长虚位，十分担心。
这景安乃进士出身，亦是大儒。他巡抚湖南，对岳麓书院所传授的湖湘学十分推崇，对这座古老的学府十分关心。他亲自登坛做了几次演讲，却终究政务太多而难以分身。其时已作侍讲的袁名曜，因为其母病故，依例丁忧在家。听了这个消息，几乎让景安高兴得跳了起来。袁名曜，景安是十分熟悉的，同做京官之时，他就与袁名曜十分相契。袁名曜的学问人品，一直为景安景仰，甚至以师礼相待。有了如此一节，景安趋庭拜晤了老友，开门见山，请袁名曜出山而任书院院长袁名曜，字道南，号见冈，湖南宁乡人氏，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作庶吉士，后授散馆修编，奉命独撰乾隆《高宗实录》。他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以及流畅的文言，很是得到朝廷的重视。《高宗实录》始成，呈嘉庆御览，龙颜大悦。而得到嘉庆帝珍物的赏赐。因为编撰《高宗实录》而显示了治史之才，嘉庆除了开恩、赏赐以外，更让他兼了国史馆、功臣馆的纂修。以后多次受到嘉庆的赏赐而一再擢迁，累官至侍讲，转侍读。正当他春风得意、官运日炽之季，家境发生了不幸，年及七旬的老母，在走完了自己风雨历程之后，溘然长逝，依制他向嘉庆请了三年长假，而回籍丁忧。
大清传到嘉庆之时，确实外患内忧麇集，千孔百疮了。首当其冲是国内教乱四起，白莲教首领刘松在河南鹿邑县传教，借持斋治斋的名目，伪造经咒，诳骗钱财。
嘉庆帝闻报大惊，忙报太上皇：“如何定夺？”太上皇当即传旨：“命西安将军恒瑞率兵趋湖北当阳剿林之华，都统永葆，侍卫舒高、鄂辉、姚之富及其王氏”等。诸将奉诏并进，自正月至四月，先后奏报杀教徒数万。
光阴迅速，转眼便是嘉庆十六年，又闹起天理教来，皇帝在宫中闲着无事，方要举行巡狩典礼，不料西北角上忽然出现一颗彗星，钦天监奏言：“星象主失，必预先防备。”
嘉庆帝闻之大惊，忽问：“星象应何时？”
经钦天监细细查核后说：“在八年闰八月中，应将十八年闰八月，移改作十九年闰二月，便可消除星变”。
嘉应帝准奏，又诏百官修省。这般官员多是麻木不仁，今朝一晃，明朝没事就行了。
教主林清、李诚捏造了两句语：“二八中秋，黄花落地。
清朝最怕闰八月，天数难逃，移改也无益。”这几句话儿，轰动愚民，很是容易，又加上直隶旱灾，流民杂杳，聚数成群。林清就势召集，并费了几万两银子买通内监刘金、高广福等作为内应，先派二百人潜入宫内，杀了个爽快，准备嘉庆皇帝巡视回来，暗杀皇帝，嘉庆帝闻之大惊，忙命各省肃清教乱，所有宗教一律禁止。经过几年清洗，嘉庆帝见内外升平，心内渐渐舒畅起来。
谁知好景不长，忽南吏报称西洋的英吉利发兵入寇，从此一场兵祸遂弄得海氛迭起。这时道光帝继承了皇位，使得道光皇帝惶惶不可终日。见国事如此，袁名曜有些心灰意冷，竟是对自己后半生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起来，丁忧期满无意回京复命谢恩，作了辞呈向嘉庆辞了职。
袁名曜辞了职本想闭门谢客，两眼不观窗外事，一心读书养花为乐，做一老儒以终余生。无奈湖南巡抚景安，见岳麓书院院长王坦修客死任上，竟是当年周文王寻访姜子牙一般，将他聘请到岳麓书院。
魏源入读书院之时，正是前任院长王坦修谢世不久，袁名曜接任之际。对袁名曜的为人学问，魏源早在同窗好友新化人邓显鹤的口里听说过。邓显鹤的父亲乃进士出身，与袁名曜同登恩科，以后同入翰林院。对袁名曜的为人与学问极为赞誉，认为袁名曜乃“楚南第一流人物”。其治史之功，国朝有名，特别是在对待八股文的问题上，袁是以无畏的胆识，提出过不同凡响的意见。曾撰文指出：“国之渐衰，故与夷之入侵，内窃搅乱有关，更与八股的取士制度不无相干。因为八股，文式死板，规格死板，钳制了学人的思想，朝廷制定一些范文，让士子熟读，更无所发展……士子为了通过独木桥，却是死读范本，其结果书越读越死，人越读越呆。”
作翰林院庶吉时，他曾与一个唤做基米的外国传教士接触过，这个基米曾送他许多的夷人的书籍，当时他并不觉得怎样，后来仔细地读了，对夷人的科技，竟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作了折子向嘉庆帝建议，要求改革科举，甚至要将夷人的所谓科技，而列入科举的范围。嘉庆帝尽管对于夷人的这些所谓科技有些兴趣，却终究难以放下大国的架子，而不愿意遗弃传统的科考，就把袁名曜的折子搁了起来，并不作任何的批示。
却说袁名曜主讲岳麓书院，邓显鹤之父邓翰林，千里迢迢遣了儿子回到故乡，而且作长书以嘱，定请袁名曜收纳为徒。
这邓显鹤认识了魏源，亦为魏源好学的精神所感动。魏源在家乡之时，曾对治史十分地有兴趣，因此历史掌故、历史大事几乎倒背如流，而且对于一些被史界认定的历史事件，竟敢提出异议。在听了袁名曜几次讲演以后，他对袁名曜的叛逆精神十分崇拜。袁名曜反对八股，认为八股取士，钳制思想，魏源更是认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九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折。”也就开始形成叛逆意识，抱了相信一切，却又怀疑一切的态度去对待这些他曾经热衷的历史。他作文指出《毛传》这部被经学界认为是对《诗经》诠释的权威之作乃系伪作，马融、郑玄之学，都是出于伪作的杜林《书》。甚至对古文《尚书》的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这种敢于怀疑一切的学风，却正与袁名曜的叛逆不谋而合。因此入读岳麓书院得到袁名曜器重。邓显鹤，早年就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见魏源如此，十分的钦佩而引为无所不言的契友。其时邓显鹤家裕，而魏源却是家贫，邓显鹤每每出资以助。二人同侍袁名曜，邓显鹤更以师兄之礼待魏源。魏源生性内向，不善言辞，不爱乱讲，但每每出言，却语惊四座。因袁名曜对他器重，认为他德性深醇，文章乃有静气，往往将他所作文章，在士子当中传阅，如此引起了有些学子的嫉妒。其时有学子严正基，乃溆浦布政使严如煜之子，因严如煜极其佩服袁名曜的学问为人，不远数百里之遥护送其子而拜倒在袁名曜门下，希望儿子能学到袁名曜的真传。但这严正基却没有理会其父的苦心，到了岳麓山却并不十分好学，因为有的是银子花，却摆出了花花公子的派头。同了一个叫陈本钦和一个唤做郑亮的学子，与魏源和邓显鹤对立起来。一日众生侍师同游而至吹香亭，相挤而坐，袁名曜讲了《六经》的一些章节，接着众生谈感想，严正基依照朝廷的范本，谈了一些看法，袁名曜觉得并无新意，并不作声，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却把目光投向魏源。其时魏源正静坐一角，与邓显鹤紧挨相拥，见严正基等所讲，皆为他人牙慧，乃冷笑，小声附于魏源耳根而语：“此乃禄蠹耳！”
见魏源不言，又见邓显鹤冷笑，严正基也就怒视，继而出言相逼：“《六经》实乃深奥之学，岂非庸庸之辈能懂耶？
读《三字经》之士，终究只能去蒙馆去教稚稚之子耳！”
众人大笑，在这些士子中，其时只有魏源家境最贫，只有他曾干过蒙馆，授过童生。严正基的挖苦，却正是刺着了魏源的心窝，但他不怒不悲，他并不认为开蒙馆是丑事，只是他为这些花花公子感到痛心，他相信了邓显鹤之言。
“此乃禄蠹耳！”
但他又相信，可能又会正是这样的“禄蠹”会中举人，会中进士。因为他对朝廷钦点范本几乎倒背如流，在八股取士的今天，正有可能录取这样一些无为之辈。见恩师投来了期待，信赖的目光，魏源正了正身，清了清嗓子正色而言：“严兄刚才所言《六经》乃治世之经典，万古不变之教条，其实不然，《六经》只不过是网罗得失，纂述旧闻，以诏代为宪章，而临二代之文献，却并不像严兄所言那么深奥，那么的有价值了。既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那么不能泥守古法，则必须改矣，把《六经》视为世之典，实乃禄蠹耳！”魏源言毕，邓显鹤也就带头鼓起掌来，袁名曜听了这番议论，欣欣然点额而赞。见自己并没得到多少好处，虽然刺了魏源的心窝，却并没有让他激动，让他羞愧，反而又让他占了上风，受取了恩师的点额称赞，自己反而被他骂成了禄蠹，严正基满脸通红，心里产生了报复的意识，潜入了他的内心。
这邓显鹤在读书与学问方面，与魏源比较起来，可能稍逊一点，然而在观察人物、看待问题矛盾方面，却比魏源不知要强到哪里去了。魏源谈了自己对《六经》的看法以后，心底坦荡，心无芥蒂，本想就事论事，并无旁及，根本没有注意其他众生的态度。倒是邓显鹤注意到，魏源议论结束时，严正基那仇视的目光，不竟心头紧缩，而为魏源操起心来，想提醒魏源。其实邓显鹤尚不清楚，严正基他们所仇视的又岂止他魏源一人，当然也就包括他邓显鹤在内。好在邓显鹤乃新化人，在尚未学文之前，也就修炼过梅山的武功，掌脚功夫也算了得，就是三五几个男子汉，还终难近其身呢。
正如邓显鹤所预测的一样，他们吹香亭辩道以后，就不断有些麻烦向他们寻来。先是严正基他们的怒目而视，继而就有长沙街头的一些地痞流氓寻衅而来。这些地痞流氓，貌似凶煞，实际却是一些银头蜡样的枪杆，有些么子功夫？魏源和邓显鹤，本想息事宁人，魏源更是以当年韩信能受胯下之辱为例，开导邓显鹤，但这些地痞流氓在敲诈了他们之后，认为他们是一块软豆腐可欺，更是动手动脚起来。魏源实乃文弱书生，又怎经得起这些痞子的乱拳，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几乎不成人相。邓显鹤于是露起一路梅山拳舞了过去，替魏源讨了公道。
据说这些痞子几乎个个受了内伤，有几个居然因此丧生，作了冤枉之鬼。收拾了这些地痞流氓之后，邓显鹤捏了拳头找到了严正基，严厉地提出了警告，严正基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文弱的邓显鹤，竟是如此的文韬武略，身怀绝技，也就只好拱手称臣，大有向他们靠拢的意思。
魏源在岳麓山依了邓显鹤的帮助，跟袁名曜读了三年，三年后参加乡试。拔贡座师乃湖南学政汤金钊，这汤金钊亦是一个十分开明的进士，思想激进。他见了魏源的试卷，虽然不合八股之制，却是行文如流水，呼号若黄钟，对时局的分析及朝廷应采取的态度，皆有独到见解，自与其他考生有别，十分的激动，旋即判了个优等。魏源终于成了贡生，带着成功的喜悦，拜别恩师，他回到了邵阳。早在他离乡之时，遵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找了亲事，姑娘乃同邑原扬州府通判严安儒老先生的孙女，中举回乡，奉命成亲岂不是应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幸事。
魏源拔贡成功，由一个“秀才”而做了“贡生”终于衣锦还乡而奉了父母媒妁之言，享受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人生欢娱。岂知就在魏源离去不久，他的恩师袁名曜，旧时所患眼疾却在此刻复发了，眼前茫然一片，袁名曜自知，自己所留恋的这方圣地终于到了割舍的时候。他总不能爬着与学子儒生传经讲道吧，于是作了辞呈，递给了巡抚，却在学生的护送下，依依而别山斋。
袁名曜离开了岳麓书院，这一方儒林圣地，将5L会谁来主沉浮耶？
正是：
犹报春晖别慈亲，只因腹内纳乾坤。
心装社稷斥禄蠹，眼观宇内图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