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当了宰相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所行法令，连神宗想改革而未及改革的问题，蔡京也极力主张改革，在同时，对于旧党一派的所谓元祐党人则大加迫害，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置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元祐党籍碑。把其中活着的人贬谪到偏远穷困的山区，对已死者也追贬官职，连苏轼的文集也下令焚毁。后来，蔡京又把元祐、元符年间主张恢复旧法的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于朝堂。有些得罪蔡京的人也被打成“党人”，甚至连章惇这样的变法激进派、迫害狂也被蔡京视为“党人”而加以攻击。至此，从神宗以来的朝廷党争得到了恶性发展，宋朝的政治日益衰微下去。
蔡京因童贯的极力荐举而得以再度为相，当然对童贯感激不尽，再加上宋徽宗对童贯恩宠有加，于是，两人心照不宣，互为表里，从此狼狈为奸起来。蔡京在当上宰相后，除了镇压“元祐党人”，还立刻策划对西北用兵。在当时，作为将军打仗，是个非常危险的苦差使，但作为太监去做监军，却是个既能立功又能捞军权的美差，这样，蔡京就极力荐举童贯做监军，说他一来对皇上无限忠诚，二来智勇双全，三来对陕甘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徽宗便派童贯为监军，命王厚为大将，率十万人马出征。
军队刚行至湟川附近，京城的宫廷里突然发生了大火灾，徽宗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宜出兵征战，就派人火速追入军中，令他停止前进，等待命令。但童贯邀功心切，不愿就此停止前进，他看完手令之后，立即把它塞进靴筒，别人问是什么事，童贯撒谎说：“皇上命我们快点进军，以便早日取得胜利。”童贯这次出征，竟然收复了四座城池，可算是为朝廷立了大功，也为朝廷大火冲了晦气。因此，他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观察使在当时是一项特殊的荣誉，以太监身份兼任此职，就始自童贯。不久，童贯竟又升为武康军节度使。
宋徽宗对童贯的巧于奉迎十分满意，尤其对他善于搜罗书画，供己玩赏，更是感谢不已，因此，对他的恩宠有增无减。后来，徽宗又想授予童贯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权力，蔡京就以前朝无此先例为由，表示反对，并拒绝草诏，弄得徽宗没了办法。原来，此时的童贯已今非昔比，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视朝中若无人，选拔以及降黜军官，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根本不向朝廷请示。他这种专权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朝中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对，连蔡京也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当皇帝要授予他更大的权力时，蔡京便出头作梗了。
但蔡京和一些朝臣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徽宗对童贯的信任和重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童贯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徽宗想让他出使契丹，这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使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如今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耻笑，说我们国中无人了吗？”徽宗说：“契丹人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十分佩服，想见见他，所以才派他去做使者。”童贯终于被派出完成这项外交使命。出使归来，童贯觉得自己更是为国立了大功，有了政治资本，也愈加骄横跋扈。徽宗对他也更加宠信，让他以太尉的身份兼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开府议同三司，不久又主管枢密院，节制九镇，被封为太傅、晋国公。这一连串的头衔，使他的职位差不多等同宰相，在权势上更是超过了宰相。此时，人们开始戏称他为“媪相”。
童贯在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因急于邀功，轻启战端，屡遭失败，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却屡建“功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腊在江浙一带发动了农民大起义，由于人们无法忍受当时的残酷统治，纷纷揭竿而起，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百余万人，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所到之处，杀死贪官污吏，城池望风而降，整个东南为之震动。朝廷大臣见已无法隐瞒，只好奏明徽宗，派童贯前去镇压。童贯先是奏请徽宗罢除花石纲之役，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然后率领山西、陕西一带的精兵十五万人火速赶赴东南。在童贯的残酷镇压之下，方腊农民起义终于被扑灭，方腊本人也被俘牺牲。
但童贯在边境战争上却屡遭败绩。他在镇压了方腊大起义以后，以为余勇可贾，可以进攻辽国，于是，他轻启战端，率兵攻辽。其结果呢，是连吃败仗，被辽人打得一塌糊涂。其实，早在此以前，他就多次被北方诸民族打败。在他主管枢密院后不久，他就催令大将刘法攻打西夏。刘法是西北名将，深知其中的利害，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宜出兵，但童贯新官上任，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顾客观情况，催逼刘法开战。他写信给刘法说：“当年您在京城，曾亲手接过了皇帝的命令，并说一定能打胜仗，如今怎么反而不愿开仗呢？”刘法被逼无奈，只得率军进攻，其结果是一出战即遭埋伏，军队遭失惨重，刘法本人也阵亡。刘法一死，整个西北都大为震动，弄得人心惶惶。但童贯却隐瞒实情，向徽宗奏告刘法打了胜仗，满朝文武均知刘法惨败，只是惧于童贯的权势，不敢以实相告，反倒一个个假装不知，纷纷向徽宗拜贺。
北宋的腐败在金兵南下之时被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金国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准备一举灭亡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太原首当其冲，作为广阳郡王的童贯，正在太原，童贯一听金人要来，根本就不思备战，只是赶忙派人到金朝去求和。金人当然不会答应，反派来使，要童贯割让土地，童贯平日趾高气扬，而在趾高气扬的金国使者面前，他只有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当金兵来到太原城下时，他更是被吓破了胆，便想临阵脱逃，太守张孝纯劝他说：“金人背信弃义，公然犯我疆土，王爷应该带领官兵同金人大战。如果扔下太原，岂不是把河东也扔给了金人了吗？”童贯听后，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是宣抚使，不是守疆卫士。您要我留在太原，还要你们主将干什么？”张孝纯听了此话，无言以对，只是长叹了一声说：“我一向佩服童太师的威望，可没想到会胆小如鼠，监阵脱逃，您即便逃到京师，又有什么脸去见皇上呢？”童贯为了活命，也顾不上这些讥刺了。
徽宗因“拒敌无方”，又因酷爱绘画，就把皇帝让给了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钦宗倒是有些志气，想御驾亲征，打退金人的入侵，尚未出发，就见童贯狼狈逃回。钦宗让他一起出征，他固然不肯，就是让他留守京师，他也不肯，而是和徽宗一起向南逃去。
童贯不战而逃，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愤怒，在逃跑当中的表现，则成了他败亡的直接导火索。童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在西北一带招募了数万勇士，称为胜捷军，实是他的私人卫队。童贯在与徽宗一起逃跑时，两人的卫队争上浮桥，童贯竟令自己的卫队向徽宗的卫队放箭，霎时间，中箭倒毙者一百多人。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宋徽宗的愤怒，许多正直的朝臣也骂他大逆不道。在舆论压力下，宋钦宗只好把他贬为右卫上将军，但是，许多坚决反对宦官的大臣不肯罢休，继续要求罚处童贯，宋钦宗只得把他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后又将他流放到英州、吉阳军。不久，宋钦宗为了顺民意，收民心，又列举了童贯的十大罪状，终于令御史将他杀死在流放途中。
【评议】
真是所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作为皇帝，宋徽宗确实无可称道之处，甚至还免不了昏君的恶谥；但作为艺术家，赵佶却颇有价值，不能不说他还是一个“君子”。正像古人说过的一样，君子是可以用一定的方法来欺骗的，童贯、蔡京就是抓住了徽宗的艺术家的心理特点，投其艺术家之所好，然后再利用这位艺术家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去兴风作浪，可谓巧妙之极矣！
在中国历史上，取宠于皇帝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至于阴谋诡计不说，就是诱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沉溺于奢侈淫靡，也是一种常用的取宠之术，但像童贯、蔡京之流，以卑微乃至罪恶的目的投宋徽宗高雅的艺术爱好而得宠，在历史上也算是鲜见的了！他们不是为了把宋徽宗的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品位，更不是为了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而是把热爱艺术的赵佶当作一个傀儡，一个玩偶，借此攀上作为皇帝的宋徽宗的权力肩膀。由此看来，以艺术家的天赋去占政治家的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宋徽宗未必想当皇帝，但却非当不可。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只好扮演历史派定的角色，许多悲剧由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自古以来，中国多政治家而少学者，少文人，少艺术家，更少科学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似乎每个人都是政治家（在西方人眼里，政治家有时和阴谋家相通），他们害怕同中国人接触。确实，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了。在那些醉心于当政治家的人当中，如果有人能好好地考察一下自己，觉得应该改行当学者、科学家、艺术家，那将是我们民族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