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霜降仍采了柏树叶回来，她知道第二天它们一定会被扔进垃圾桶。程司令早饭后总是大声问：“今天有没有弄些柏树叶回来啊？”人答有，他才没话。几年前他得了治孩儿妈病的偏方，从此督促人采柏树叶。不过好在他从不去张望垃圾筒。
孩儿妈拒绝被治愈，似乎生病使她空洞的生活添了一大内容。
又到了竹躺椅出没的季节。中午前顶静，等于别家的午夜。霜降送了孩子，洗好晾毕衣服，就有一会儿消闲看看书。程司令一般早上不叫她，早上他要读报、剪报（凡是他认为重要的文章他都剪下贴到一册巨大的簿子里，所以报纸经了他的手剩不下什么整块文章供其他人读了）。他也在早上乘车出门，都说他去办公，却不知还有什么公需要他衣冠楚楚、身后跟着小跑的警卫员去办。
霜降见东旗的大猫在盘一只毛线球，赶紧吓走它。毛线已在花坛上缠成网，费大劲才解开。顺毛线走，霜降看见了线那端的孩儿妈。她的竹躺椅搁在樱桃树下的荫凉中。樱桃摘过了，叶子硕大起来，绿得油腻。树中有风，绿色漫了孩儿妈一身一脸。
霜降见她两手把着毛衣针，并没有一丝动作。毛衣织出有一尺了，她停下似乎忘了她在织给谁；她有众多的儿女，谁更需要它？据说孩儿妈向来对疼爱孩子是极谨慎的。自从程司令向那秘书开了枪，她从不敢让自己对任何一个孩子有偏倚，那偏倚会马上引起程司令的怀疑。发现四星喝的是牛奶，而其他孩子则喝豆浆，他找来孩儿妈问：“他凭什么特别？”
她答：他比其他孩子弱，
他问：他为什么比其他孩子弱？一圈的崽子，吃一样的食，偏偏他弱？
她见他目光越来越暗忙说：他生下来就弱！先天弱，后天也弱。
他慢慢点头：噢，就那么不像我。小尖下额，眼老泪汪汪，从小就一副勾引别人老婆的相？
她忽然明白他指什么。天打五雷轰——他不像你像谁？！她哭着赌咒。
我哪里知道他像谁？他冷笑，你要不知道谁会知道？你不知道你干啥偏袒他，让他吃偏食？
从此孩儿妈明白她对哪个小孩个别的疼爱就是给哪个孩子招灾祸。她必须对所有孩子都保持一副温乎乎的表情，吃饭时不督促任何孩子多吃，随他们偏食刁嘴。对谁的功课都不问津。好的不能赏，被她赏了很可能要遭父亲的罚；坏的亦罚不得，父亲会赏他，然后他或许会仗了势坏下去。两个孩子打架，她从不拉，一拉必明白其中谁得道谁失道，万一露出褒贬，她和孩子们又不得安生一阵。连编织毛衣也不能过早露出意向。孩子问：妈你给谁织啊？她若答给谁，准就得让父亲横看竖看，谁也经不住那样看，看久了总看出蹊跷，疑惑，甚至恶感。她总说：瞎织织，看谁穿了合适吧。她随后会叫所有人来试毛衣，最后总有人合适它。实际她就是比着他尺码织的，但尺码永远只能在她心里。
孩儿妈没意识到立在近处的霜降。也许她在回避意识。霜降想，她现在心里有谁的尺码呢？川南的？川南终于向人宣布，她要和最后这个男朋友结婚了。她领男朋友回来，头一个问淮海：“你看他像谁？”
淮海说：“我看他挺像个男的！”
川南半天才反应过来，当着牌桌上所有人说：“上床比比，看他比不比你像男的！”接着她说：“你得跟老婆搬出去，我得在你房里结婚——你外面有房，打着程司令名义诈到的四十平方米房！……”
淮海叼着烟摸着牌：“那是我的工作室！”
“我饶了你不揭发你个臭流氓在里面搞什么鬼……”川南道。
“哪有什么鬼？不就搞搞女人嘛？外国的大导演谁不搞女人？”
“大伙听见了吧？”川南转向众牌友：“你要敢不让房给我，我就告诉你老婆！”
“我搞女人我老婆才高兴，不然她怎么知道程淮海女人一大堆，老婆只讨她一个？搞女人越多，我老婆越得意：我是东宫娘娘！”
当时川南碍着牌瘾没认真吵，不久，人见她抱了被子褥子进了淮海家。那天淮海不在，他老婆一人堵门。
“你还不让开，等我拿张纸给你捏一边去！”川南说。
淮海老婆绵性子，不紧不慢地说：“我要是你就不结婚了。老都老了，锈都锈住了！”
等人叫了程司令来，两个女人已经在地上了。两人都凄号：“爸——爸！”
东旗趿着鞋走到气得一蹿一蹿都讲不出话来的父亲身边，说：“爸，让两只母猫咬去吧，她们咬完晚上接着打牌，您老这儿又血压高又心律不齐，何苦？”
地下的两个仍哭着叫“爸！”程司令甩开东旗挽扶他的胳膊：“我不是你们爸！你们不用叫我爸！我怎么养出你们这些儿女！……”他打跌地走开，一边唤：“我的洪湖哟！”洪湖是他出国的大儿子。程司令也唤过大江、东旗，甚至四星，只要他们不在他身边。谁离他远谁就在他心目中变得完美，准就会在这种时候被他唤着想念着，与他身边这些不孝的作对比。
程司令指着孩儿妈说：“看看你生的这些东西！”
孩儿妈听到这话竟有几分得意：现在你认出他们是你的种了吧？耍横动粗时他们个个都是你！没有你，我哪有本事生出这种东西！
最后的协议是东旗让出她与川南合住的卧室，她住学校去，父亲每月给她一笔钱做补偿。东旗是头一个搬出程家院的儿女，除却嫁出去和调到外地的那些。
孩儿妈也许是不忍东旗分出去住，这件毛衣是织给这小女儿的。据说孩儿妈曾经把东旗打扮得很怪：齐眉刘海的童花头，毛线小外套下一件小旗袍。东旗发现母亲通过她再现她自己的童年，而那个幸运童年注定连着不幸的青年、中年和晚年，她愤怒了。她从此要按自己的喜好买衣服，留头发，竭力避免去重复母亲。她与那美国男朋友决定要私奔那天，她戴了条淡灰的长围脖。私奔失败，她无意发现母亲房间的墙上有张照片，上面一个围长围脖的少女跟她一模一样，那是年轻时的母亲。东旗对人说过她恨母亲。为什么？她却没说。也许因为母亲用女儿复制自己时制出许多个一模一样的失败，包括失败的私奔：她们都没有从同一个男人的控制下逃掉。
并且东旗也从内质中无法逃脱母亲的复制；无论她怎样好斗、挑衅，最终她总是让步。婚前她向父亲让步，嫁了父亲中意的女婿。婚后她向丈夫让步，回到娘家，让丈夫去爱他始终在暗恋的女人。嫌社会太闹，她隐居在家；又是家里烦了，她隐居到学校。虽然她不断和人斗嘴，但真有是非她总是披衣趿鞋在局外溜达。她的披衣趿鞋和孩儿妈虽然在风格上有区别，本质却一模一样。本质是她们那彻底灰心后的快乐。
霜降将毛线球缠绕整齐，一边摘掉线上的草叶。这样也没惊动孩儿妈。她像是有形无神了，她还有无形有神的时候。那晚上霜降与大江相跟着进院子，轻手轻脚锁车时，发现孩儿妈从花坛边走过。见他俩，她吓一跳似的站住了，意外极了的样子。而霜降却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感觉：她一点儿也不意外，她伺候和窥测着他们、人们。
“噢！捣蛋猫！……”霜降将毛线球递还给她，她对霜降笑，神志却根本没参与这笑。半年前霜降向孙管理提出辞职，还没等回答复，四星的事发了。在四星自杀的理由没弄清之前，院里勤杂人员不能动，孙管理对霜降这样说，谁的话？孩儿妈的。孩儿妈一向有神无形地干涉院里的事。
“听说你决定不走了？”孩儿妈问霜降，未等答她缀一句：“留下好啊。”她这时笑得神形合一了。
霜降想说：我哪里讲过我想留下。但她知道她已被决定留下了。这院子的人进或出、走或留都是被决定的。
“他现在需要人照顾。”孩儿妈说。
他，当然是四星。出院后的四星话少觉多，享受了一个多月的自由，主动回避家庭晚餐。经常地，还是霜降将饭端上楼。饭后他总是散散步，有时也去看人打打麻将。牌桌上有人向他借钱，他也借得不骂骂咧咧。总之他变得很温和、宁静。或许唯有霜降感到他的温和宁静恰恰像一场绝症的潜伏期。
“他出院以后简直换了个人一样，那么……那么……”她举起手中的半截子毛衣端详大小，又似乎借它的颜色形容四星——那么柔和，那么似是而非莫名其妙。
它是织给四星的吗？那么她对四星是有偏爱的？因为她最初的偏爱招致丈夫对四星的虐待，又因为丈夫的虐待，她补过一般更偏爱得多些，更蹑手蹑足些。这样，四星如今就成了这个逆循环的恶果。
霜降忙说这毛衣颜色真好。
“嗯，男的女的都能穿这颜色！”孩儿妈像是心里有了靶子。那靶子会是兆兆吗？大江到部队实习的前一阵，兆兆来得很勤，常听她孩子气的嗓门：“大江，打会球吧？！”“大江，我骑摩托你坐后面，怎么样？”“大江，你帮我把那猫逮住！非治它不可，它搔我脸！”兆兆和大江打羽毛球时，会围许多人观看，有时连孩儿妈也悄悄挪近，眼高高低低地随着兆兆起落。兆兆总是一身短裤短衣，腰里系一件羊毛衫、有小阿姨问：“兆兆你干吗不把毛衣穿上？那样能暖和吗？”
兆兆没有回答。后来人们发现她总是把不同颜色式样的羊毛衫系成不同风格，才明白那样系便是矫健潇洒，是种装饰。不久小阿姨们打球身上都系件羊毛衫。
很快就见孩儿妈织这件毛衣了。
接过霜降递过的毛线球，她轻说声“谢谢”。意思像是要打发霜降走开，却在霜降欲离去时说：“大江走是你去送的，对吧？”
“对呀。”那是个清早，大江叫住刚起床站在院里梳头的霜降，问她能不能帮他把行李用自行车驮到汽车站，再把车骑回来。大江一向不调遣父亲的司机和警卫员。
霜降边回答边观察孩儿妈的脸。这脸上你休想看出她心在怎样琢磨你。
“大江这孩子从小就和佣人们处得来。过去有个老佣人的儿子到现在还跟他通信！”她慢慢开始编织：“兆兆那姑娘事业心很强，这一阵说是开始给主刀医生当副手了。不然大江走她会来送的。”
何必又是佣人又是兆兆地提醒我？难道大江会做那么糊涂的事，为我去得罪兆兆？难道我有那么高的心去夺兆兆位置？尽管那个清早大江头一次吐口说他喜欢我。
在听孩儿妈聊大江怎样与其他程家儿女不同，兆兆怎样出色，人们怎样认为他俩天生地造地般配，霜降随口附和着，心里却油然生出一股对大江的怨。怨那个清晨的他。
那早晨他说人不能选择父母，要是能选择，事情怎会那么复杂。他的话渐渐乱起来，说他对女人的爱部分取决于那女人爱他的程度；他只爱爱他的女人。要是爱他的女人恰巧美丽可爱，他就不再管得住自己。“我不是在说兆兆。首先她不美，其次她骄傲得爱不起别人来。”
霜降手用力托住自行车货架上的行李，气也不敢出，眼看自己那份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无望再次被带到希望的薄冰上。
“我知道你喜欢我。”他说，眼神和声调都那么郑重，如此郑重地耍无赖，把起因后果都归于了她。
她知道她不该问起兆兆，结果还是问了：“你和兆兆吹啦？”
“没有。”
她完全不懂这局面了。
看出她不懂，他说：“我希望我和你一样，有个普通的家庭，劳苦的父母。然后我奋斗。我奋斗出的东西都是我的，谁敢说它们归我父亲？我要人知道无论我程大江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无论有没有父亲，我都有不变的价值。女人也一样，她的价值摆在那儿，那价值什么样的父母都给不了。”
到汽车站了，霜降说她得回去叫孩子们起床，弄早饭给他们吃，然后送他们上学。她用这些提醒他她是做什么的。兆兆呢？每天被保姆叫起床，吃保姆弄成的早饭，被父亲的轿车送去上班，白大褂飘飘的，人跟在白大褂后面叫“赵大夫”。也许这对比起作用了，大江将行李拎下车架时对她说：
“喜欢我是很不现实的。”他伸出手去和她握：“就像我喜欢你一样不现实。好吧，再见。”他跨上汽车，扭头对她笑一下。是那样笑的：眼里有遗憾，嘴的一边老高地翘着。似乎看透了她，只要他要，她就会给；她给时，就会忘掉她被轻视甚至被欺凌的处境；她给，是不求结论的。
现在霜降想，仅那笑，也足以使他对她的喜欢成为完全靠不住的东西。
这个家的子女都会那样笑。假若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单薄秀气的男孩（传说中是那样个男孩）出现在这院里，胆怯地羞怯地管孩儿妈叫“妈”，霜降会马上知道他是谁。他是一段不体面但真诚的感情的孩子。那多么好，霜降想，他一定不会这样笑。院里不会有人理睬他，包括孩儿妈。霜降会理睬他的，她宁可跟他一块走出这院子，这院子里的人个个会斜着一只嘴角笑。
那个不会斜着一只嘴角笑的男孩在哪儿？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被娩出孩儿妈的母体不久就死了吗？……
霜降从神形再次分离的孩儿妈身边走开。假如她霜降注定属于程家院的一个男性，她该属于他。唯有他不会拿那斜一只嘴角的笑来欺凌她，轻慢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