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尔赛条约，论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沈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征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澄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囗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间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