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在这儿，’我扶住他说，知道他指的是那个弟弟。
“‘哼，这班贵族尽管傲气十足，可是就怕来见我。在这屋子里的那个人在哪儿？把我的脸转过去对着他。’
“我照办了，扶起他的头，让它靠在我的膝盖上。可是霎时间，他突然有了一股异常的力量，竟挺身完全站立起来，使得我也不得不跟着站起，要不就无法扶住他了。
“‘侯爵，’少年双目圆瞪，举起右手，对着他说，‘等到算总账的日子，我要向你，向你那万恶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讨还血债。我要用鲜血在你身上画下这个十字，作为我讨债时的标记。等到算总账的日子，我特别要向你的兄弟，你们那万恶家族中最坏的坏蛋，讨还血债。我要用鲜血在他身上画下这个十字，作为我讨债时的标记。’
“他两次用手在胸部的伤口上蘸了蘸，然后用食指当空画了个十字。他就这样举着那手指站了一会儿，待它垂下时，人也随之倒下。我把他放倒，发现他已经死了。
“我回到那年轻女人的床边，发现她还在按原先的顺序一再说着那几句胡话。我知道，这种情况还会持续许多时候，也许只有在死的寂静中才能结束。
“我又给她吃了几次原先吃过的药，坐在她的床边，守到深夜。她的尖叫声始终那么刺耳，那几句话还是那么清楚，顺序也一直没有错乱，总是‘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嘘！’
“从我见到她的时候起，这种情形持续了二十六个小时。待我两次来去，重又在她身旁坐下时，她的口齿开始含糊起来。我竭尽全力想挽救她。可她渐渐地陷入昏睡状态，像死人一般躺着。
“就像持续多时的可怕的暴风雨已过去，终于风停雨歇了。我松开她的双臂，叫那女仆帮我把她的身体放平，理好撕破的衣服。这时我才发现，她已经有了要做母亲的初步征兆；就在这时，我对她仅存的一线希望，也完全破灭了。
“‘她死了吗？’侯爵问，我以后还是称他为哥哥。他刚刚骑马回来，穿着靴子进了屋。
“‘没有死，’我说，‘不过快要死了。’
“‘这些贱民的身体怎么这样结实！’他有些好奇地低头看着她说。
“‘伤心和绝望中有着无穷的力量。’我回答说。
“他听了我的话，先是笑了笑，接着便皱起了眉头。他用脚把一张椅子踢到我的椅子旁边，命那女仆退下，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起话来。
“‘医生，我发现我兄弟和这两个农民有了麻烦，就提出请你来帮忙。你名气大，而且作为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你大概会顾及你自己的利益。你在这儿看到的事情，是只能看，不能往外说的。’
“我倾听着病人的呼吸，避而不作回答。
“‘你肯赏光听我说吗，医生？’
“‘先生，’我说，‘做我们这一行的，对于病人的情况总是严守秘密的。’我小心谨慎地回答，心里对看到的和听到的感到很不安。
“她的呼吸已微弱到几乎听不到了，因此我又仔细地测了测她的脉搏，听了听她的心跳。她还活着，但仅此而已。待我重又坐回到椅子上，朝旁边一看，发现兄弟俩都盯着我。
“我写这篇东西时困难重重，严寒刺骨，又怕给人发觉，把我关进漆黑一团的地牢。因而往下我只能简要地叙述了。我的思维没有混乱，记忆力也没有丧失，我和那两兄弟的谈话，字字都能记起，句句都能详尽叙说。
“她挨了一个星期。在她临终时，我把耳朵贴近她嘴唇，才勉强可以听到她对我说的片言只语。她问我她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她；又问我是谁，我也告诉了她。我问她姓什么，她没有回答，只是在枕头上微微摇了摇头，也像那个少年一样，不肯吐露她的秘密。
“我一直没有机会再问她什么问题，直到我告诉那两兄弟她已处于弥留状态，活不到第二天了。在此之前，虽然进那屋子的只有我和那个女仆，没有旁人，可只要我在那儿，那两兄弟中总有一个坐在床头的幔帐后面，小心提防着。到了这时，他们似乎不再怕我会跟她谈什么了，仿佛——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仿佛我也快要死了。
“我一再看出，最使他们痛心疾首的是，那个弟弟（按我的叫法）竟和一个农民，而且还是个少年农民比剑交锋，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脑子里唯一考虑的是，这件事大大地辱没了他们的家声，实在太荒唐可笑。每当我和那弟弟的目光相遇，我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极其憎恨，因为我知道了从少年口中听到的一切。虽说他对我比那哥哥随和客气，但我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也看出，在那哥哥的心目中，我也是个麻烦。
“我的病人在午夜前两小时死去了——照我的表，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同一时刻，几乎一分钟也不差。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边，她那年轻可怜的头无力地垂倒在一边，结束了她在这尘世上遭受的种种冤屈和苦难。
“那两兄弟正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着，很不耐烦地急着要骑马出门。在我单独地守候在床边时，就听到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来来回回地走着。
“‘她总算死了？’我进去时那哥哥问道。
“‘她死了。’我说。
“‘祝贺你，弟弟。’他转过头去这么说。
“在这以前他给过我钱，我一直迟迟没有接受。这时他又给了我一筒金币。我从他手中接过，放在桌子上。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什么也不接受。
“‘请原谅，’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接受。’
“他们俩交换了一个眼色，在我向他们鞠躬时，也对我鞠了鞠躬，于是我们就分手了，双方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累极了，累极了，累极了——让苦难给折磨垮了。我用这只瘦骨嶙峋的手写下的这些文字，连再读一遍都没有力气了。
“第二天清晨，我的门口放着一只小盒子，里面是那筒金币，盒子上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焦急不安地考虑，这事该怎么办。那天，我决定私下给那位宫廷大臣写封信，向他陈述我给唤去诊治的两个病人的实情，以及我去过的那个地方。总之，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知道宫廷的权势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什么是贵族的豁免权；我也料到，这件事绝不会有人理睬，可是我希望解除我良心上的负担。这件事我一直严守秘密，就连对我的妻子也守口如瓶，关于这一点。我也在信中做了说明。我并不害怕自己会遭到什么真正的危险，但是我意识到，要是别人知道了我所知道的这些事，是会受到牵连，遭到危险的。
“那天我很忙，晚上没能写好那封信。第二天早上，为了写完这封信，我起得比平时早得多。这天正好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刚写完信，就听说有一位太太等着要见我。
“我越来越感到难以胜任自己定下的这项任务。天气这么冷，光线这么暗，我的知觉这么麻木，心头的忧伤又这么难以忍受。
“要见我的太太年轻、漂亮、优雅，但没有长寿之相。她神情非常激动，对我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妻子。我把那农家少年对那个哥哥的称呼，和绣在绶带上那个字母联系起来，不难断定，她说的侯爵就是我最近见到的那贵族。
“我的记忆仍很确切，但是我无法把我们的谈话都一一写下来。我猜测，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监视。她部分是根据猜测，部分是根据发现的情况，总之她知道了这一残酷事件的主要事实，也知道了她丈夫在这一事件中应负的责任，以及曾请我去诊治的事，但她还不知道那个年轻女子已经死了。她非常痛苦地对我说，希望私底下对她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希望不因这无数苦难者长期痛恨的家族而遭到上天的惩罚。
“她说她有理由相信那女子还有一个妹妹活着，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这个妹妹。我说我能告诉她的也只是她确有一个妹妹，除此之外，我就一无所知了。她说她私下来见我，是出于对我的信赖，希望我能告诉她那妹妹的姓名和住址。可是直到现在这悲惨的时刻，我对这两点还是一无所知啊。
“我的纸不够用了。昨天被他们拿走一张，还受到了警告。我必须在今天完成我的记述。
“她是位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太太，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怎么能幸福呢！那弟弟不信任她，也不喜欢她，受他左右的人全都反对她。她既怕他，也怕她丈夫。我扶她下楼，送她到门口时，看到她马车里坐着一个两三岁的漂亮男孩。
“‘为了他，医生，’她含泪指着孩子说，‘我要尽我所能作一点补救。要不，日后他继承了这份产业也兴旺发达不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是不为此做些好事来赎罪，有朝一日会报应到他头上的。如果能找到那个小妹妹，我要把我仅有的属于我的一点东西——不过是一些珠宝首饰——作为他生平应负的第一项经济义务，连同他母亲的同情和哀悼，一并给予那个受害的家庭。’
“她吻了吻那男孩，抚摸着他说，‘都是为了你这个宝贝。你愿意照我说的做吗，小查尔斯？’那孩子慨然回答：‘愿意！’我吻了吻她的手，她把孩子搂在怀里，抚摸着，驱车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是以为我一定知道才提到她丈夫的姓氏的，所以我没有在信中加上这个姓氏。我封好信，因为交给别人不放心，就亲自在当天送去了。
“那天晚上是除夕之夜，约莫在九点钟时，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来我家敲门，要求见我。他跟着我的年轻仆人欧内斯特·德发日，轻轻走上楼来。当我的仆人走进我的房间时，我正和我的妻子坐在一起——啊，我的妻子，我心爱的人！我年轻漂亮的英国妻子啊！——我们发现来人一声不响地站在德发日身后，本来还以为他待在门口哩。
“他说，圣奥纳雷街有个人得了急病，请我去出诊。说是不会要我耽搁很久的，楼下有辆马车等着。
“结果马车把我载到了这儿，送进了这座坟墓。我一离开家，一条黑围巾就从身后紧紧勒住了我的嘴，我的双臂也给捆住了。那两兄弟从一个暗角里闪出，来到马路这边，打了个手势，表示是我没错。侯爵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我写的那封信，给我看了看，然后就着手里提的灯笼的烛火，把它给烧了，烧完还用脚踩灭了纸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就给带到了这儿，送进这座把我活埋的坟墓。
“在这么久的恐怖岁月里，如果这铁石心肠的两兄弟中，有一个想到要告诉我一点我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用一句话让我知道，她是死是活——我也会认为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不过现在我相信，那鲜血画下的十字是要置他们于死地的了，上帝绝不会宽恕他们。在这一七六七年的除夕之夜，我，亚历山大·马奈特，一个不幸的囚徒，怀着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决心要在算总账的日子控告他们，控告他们的后代，直到他们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子孙。我要向上天和人世控告他们。”
材料一读完，就掀起一片凶猛的声浪。这急切渴望的声音，明白无误地只要血，别的什么也不要。这番诉说激起了当时最强烈的复仇情绪，面对这种情绪，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敢不低头。
在这样的法庭和听众面前，已经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德发日夫妇没有把这份材料和在巴士底狱中缴获的其他东西一起公之于众，而是保存起来，等待时机。也没有必要说明，这让人诅咒的家族姓氏，早就受到圣安东尼人的深恶痛绝，并把它编织进了那本索命簿。在当时当地，绝对没有人能凭他的德行和功绩抵挡住这样的控告。
对这个注定必死无疑的人来说，更糟糕的是，控告他的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公民，是他的亲密朋友，又是他妻子的父亲。当时，人们的一个狂热愿望是，效仿古时的一个颇成问题的公德，要求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作为牺牲奉献到人民的祭坛上。因此，当首席法官说（要不这么说，他自己的脑袋也就摇摇欲坠了），这位共和国的优秀医生，由于根除了一个万恶的贵族世家，更应受到共和国的尊敬，而且，由于使女儿成了寡妇，使外孙女成了孤儿，他无疑会感到一种神圣的光荣和喜悦时，法庭上下有的只是疯狂的激动，爱国的热情，没有丝毫人类的同情。
“那个医生不是很有影响力吗？”德发日太太微笑着低声对复仇女说，“现在去救他呀，我的医生，去救他呀！”
陪审员每投一票，就掀起一阵吼叫。投票一票又一票，吼叫一阵接一阵。
一致通过。从本质到血统都是贵族，共和国的敌人，臭名昭著的压迫人民分子。押回候审监狱，二十四小时内处决！
第十一章 暮色苍苍
无辜的人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他可怜的妻子听到这一判决，像受到致命的一击，瘫倒了。可是她一声没吭，她内心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告诫她：在他蒙难之时，她应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而不是加剧他的痛苦。这声音是如此强而有力，竟使她在这样的打击下仍能很快站了起来。
由于法官要上街参加群众游行，法庭到此休庭。人们正熙熙攘攘地从各条通道朝外拥去，法庭里还充满嘈杂急切的人声，露西就站在那儿向她丈夫伸出双臂，脸上满是爱怜和抚慰的表情。
“但愿我能碰到他！要是我能拥抱他一次该有多好！啊，好心的公民们，你们要能给我们一些同情该多好啊！”
法庭上只留下一个看守，昨晚去抓他的四人中的两个，还有巴塞德。人们全都到街上看热闹去了。巴塞德向另外几个人提议：“那就让她拥抱他一下吧，只是一会儿的事。”那几个人默许了。他们把她举过一排排座位，举到一个高台上。在那儿，他只要俯身探出被告席的围栏，就可以把她搂在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