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后的宋希濂把他的集团军总部推进到战火中的勐胃小把地，这是空前的壮举。幕僚们都为自己，也为宋总司令的安全担心。而宋希濂认为，指挥官首先必须是战士，不敢接近敌人的指挥官，也教导不出敢于冲锋陷阵的战士。要说安全，当前全中国哪一寸土地是安全的！要说安全，只有把敌人全部消灭后才有最长久的安全。军人的职责，是为民族国家身陷险境去争夺安全，绝不是畏刀避斧地寻找安全。一连几天，枪炮弹在小把地上空不断呼啸而过，宋希濂仍沉着镇定，谈笑风生地指挥各师战斗。日寇万万料想不到，这位“鹰犬将军”已到了他们眼皮底下。
说宋希濂敢于率集团军司令部大纵深穿插进战场中心是国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空前壮举并不过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各战区高级指挥官的指挥部大都在后方，部分官儿们白天在麻将桌上，夜间在舞厅里在妓院中对前线遥控指挥，装腔作势，厉声厉色地表演给姨太太们看，似乎他们一个个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而前线部队就在他们这种糊里糊涂的瞎指挥下丧师辱国，一溃千里。“我宋希濂身为民族将领决不搞这一套！”他在老鲁田山峰上带领众将庄严宣誓，就是抱着深入虎穴，一拼到底的决心的。
宋希濂把他的司令部推进到龙陵前线的中心，后方是否空虚呢？不会的，他早安排好了。不仅作为集团军预备队的第五军在沿江布防，随时待命增援，且有卫立煌长官坐镇保山调度一切。而更重要的是有李根源、张问德、刘楚湘等人动员起来的千百万滇西民众乃至全云南民众做坚强后盾。宋希濂记得去年春天，接替陈诚上任不久的卫立煌在大理召开了一次师以上干部和滇西地方官员、爱国士绅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开始，卫立煌严肃地说：“蒋委员长为了抗战事业而节衣缩食，不仅不吸烟、不喝酒，连一日三餐也只是两菜一汤……”当即有一位须髯飘动的老人站起来插话说：“清卫长官转告委员长，如他真的领导全国抗战，节衣缩食之举大可不必！不仅龙肝凤髓，即使吃人心人肝，我们也供得起。如果嫌我骨硬肉老，我可以先把我的儿子送上去！”言如金石，掷地有声，一时全场震动。卫立煌急忙偏头问坐在身边的李根源：“此老是谁？”李根源介绍说：“此乃委员长亲笔嘉奖的‘天下最有骨气的渎书人’、铁骨铮铮的腾冲抗日县长张问德！此意老夫亦有同感！”卫立煌听后，微笑着走到张问德面前，无限敬佩地说：“张老县长傲骨雄风，果然名不虚传！你老之意我虽不便转呈委座，但对我全军将士，不能不说是一阵惊天动地，让人热血奔腾的战鼓！”
这件事对宋希濂的震动很大，或者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一年多来．每想起这一幕，他就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县长，这样的云贵监察使，我们的民族就不会亡；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身后有这样不顾生死，为支援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汗而毫无怨言的滇西人民，能不增添千百倍的神勇么！”
是的，滇西民众的抗战决心和激情，是宋希濂敢于深入战地中心的精神动力。
“芒市的米，龙陵的雨”，进入雨季的龙陵全境，真正是雨天雾海，连月不开。有人说这是因为高黎贡山太高，松山又如一柱擎天，半开的南天门把印度洋的风风雨雨放进来，关在龙陵境内没日没夜地下个不停，使龙陵每年都要在雨季中泡半年。这话虽有点儿夸张，但龙陵是个雨城，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龙陵古名黑水笼，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为哀牢县，属永昌郡。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七七〇年）建厅，分永昌府所属的潞江、芒市、遮放三司及勐版土千总归龙陵厅管辖，自此才叫做龙陵。去年秋天，日寇筑城专家，五十六联队队长八宝大佐由龙陵到腾冲协助构筑城防工事。一天，八宝与一四八联队参谋长金木一雄曾就“龙陵”这两个字进行过一次“学术”对话，因颇有意思，不妨引述如下：八宝：“我研究过，‘龙’是支那民族的图腾，陵是坟墓，故而是埋葬皇帝的地方，比如明、清时代的什么东陵和西陵。我想：‘龙陵’这两个字是预示着帝国皇军要在这里埋葬中国这条‘龙’，这是顺应天心，看来中国的气数已尽。”
金木：“不然，任何学问都可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中国把埋葬皇帝的地方叫做‘皇陵’，我们帝国的部队不也叫皇军吗？！”
八宝：“你的意思是龙陵将是帝国皇军的坟墓？”
金木：“如果中国人这样理解是当然的。”
八宝：“我五十六联队正在龙陵、松山构筑工事，为中国兵掘坟墓！”
金木：“我刚才说过，任何学问都可从相反的两个方面理解。”
不管八宝和金木对“龙陵”这两个字怎样理解和争辩，历史将作出切实的结论。但在中国方面，最理解龙陵、保山、腾冲战略地位的人莫过于宋希濂将军。早在前年（一九四二年）五月，刚到滇西的宋希濂巡视过怒江防线后，就曾打算将大理、保山、龙陵、腾冲、芒市、片马、拖角、阿墩子、西昌等地划为一个国防特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曾派参谋处长马宗毅到阿墩子，委任西南联大地理系主任张印堂教授为团长到片马、拖角调查，同时命十一集团军高参袁策到金沙江上游调查（当然，所有这些步骤，都得到了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密切配合和鼓励）。
“这一广大区域太重要，襟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而带五岭（高黎贡山、怒山、小哀牢山、苍山、玉龙山），临泰缅而屏西藏，实乃我中华西南第一要塞！”宋希濂说。基于这一科学认识，所以宋希濂和李根源在人缅远征军狂逃回国途中乱炸保山至永平的公路时，才断然下令制止溃逃之军，并坚守怒江防线，保住了保山，为滇西大反攻奠定了基础。否则下关、昆明一失，日寇威逼重庆，那么，全国抗战将是另一种不堪设想的结局了。
当然，也正因为宋希濂有这种认识，给他造成了历史性的悲剧，在解放战争中一错再错，从而在向滇西的撤退中吃了不少苦头。
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长沙起义的头一天，陈明仁给宋希濂发来一个电报，劝其同时起义。而宋希濂则以“事关重大，正慎重研究中”予以拒绝。同时又对胡宗南、罗文山说：“……我最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如能把这十多万人拖到滇西去，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至于被消灭就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保存力量，以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则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我曾在滇西住过好几年，对那里的地形、民情、物产等是相当熟悉的。最好以保山、龙陵、腾冲为根据地，凭澜沧江、怒江，以及高黎贡山之险阻止共军的进攻。万不得已时，亦可退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腊戍等地去。缅甸没有多大军事力量，他们是阻挡不住我们的。”
当宋希濂向胡宗南说明这个方案的概要后，胡宗南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宋希濂的肩膀，兴奋地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然而，事与愿违，诚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来身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宋希濂，在解放战争中往滇西败逃的路上，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早上，被解放军俘虏了。只有为他打前站的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只身经滇西、片马，逃到缅甸的眉苗市，为当地一个华侨剧团拉幕布，后来在华侨杨登廷、尹兆国的帮助下飞到台湾，被蒋介石任命为特种兵司令。
其实龙陵城并没有如保山、腾冲那样高大雄伟的城墙。严格地说，它只是滇西万山丛中千百个星星点点的小坝子中的一个小集镇。只因它东有与保山隔江相望的松山天险，南有与缅甸连接的木城，西有和芒市接壤的要隘南天门，北有龙川江彼岸的“极边第一城”腾冲，滇缅公路又横贯全境，因而它的战略地位就十分重要，被称为滇缅路上的咽喉。可是，与保山、腾冲、芒市比较，龙陵显得山太多，坝太少，也太小，充其量有一个高低不平的镇安坝、平达坝而已。然而龙陵有的是山和山上的森林，这就为龙陵人民抗日打游击铺开了广阔的天地。于是乎朱家锡的龙潞游击队、常绍群的抗日游击队、木城的傈僳族游击队等等，在万山之间，纵横驰骋，使日寇从侵占龙陵那天起，就夜不安枕，惶惶不可终日。
只说如今龙陵的霏霏淫雨和紧紧罩住千山万岭的黑云浓雾，给宋希濂的反攻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天上，尽管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在云层以上发出闷雷般的隆隆声，但云天雾海却使运输机找不到目标空投粮袋和子弹箱，巨大的四引擎的B-24解放者式轰炸机也找不到日军阵地轰炸：P-51C型战斗机虽然飞得很高很快，时速比P-40型快一百五十英里，但在整个支那上空也找不到猖獗一时的日寇第五飞行师团的零式飞机了。在高空中，英勇的陈纳德的飞虎队队员们除了见山鹰俯冲进云雾去啄食死尸外，再见不到日本飞机的踪迹。因为此时日寇飞机，“除了以少数飞机进行游击式的奇袭外，已经到了再也不能进行其他战斗的地步。”（[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圣战全史》）
在地上，由于大雨如注，山水横流，遍地湿渍渍的犹如泽国的龙陵境内，唯一的一条滇缅路又被松山上的日寇切断，所以几万已渡过怒江的远征军部队的粮弹必须从三江口、打黑渡、攀枝花渡口经保山、昌宁、施甸的几万民夫肩挑马驮，在流弹横飞中翻山越岭，绕过崎岖泥泞的羊肠小路运上来，因而部队饥一顿、饱一顿在浴血拼搏，民夫们也滚成只见两个眼珠在转的泥人，苦不堪言。
“必须尽快将龙陵城打下来，切断松山守敌退路，然后东西夹击，吃掉一一三联队。同时也使固守腾冲之敌失去依托．让二十集团军能尽快消灭腾北之敌。”在小把地指挥部，宋希濂对幕僚们说。
“报告总座，”参谋长车藩如指着地图向宋希濂汇报说，“本集团军自渡江以后，右翼洪行的三十九师陷于磨盘石，对红木树久攻不下；正面刘又军的二十八师攻占腊勐街后被松山守敌抵住，再不能前进一步；只有左翼王凌云的第二军自三江口一线渡江后进展还较顺利，现在第二军的几个加强团已进抵平达西南地区；八十八师攻占平达后因敌反扑又告失陷，只有八十七师进抵勐冒一线，正待命行动。”
“立即命令：八十八师抽二六四团经华达岭攻占放马桥，不顾一切，大纵深穿插去切断龙芒公路。”宋希濂指着地图说，“命八十七师之二六〇团进占腾龙桥，对腾冲警戒；命八十八师派一部围困平达之敌，其余两师主力直扑龙陵城郊，应猛打猛冲，以迅雷之势攻下龙陵！集团军指挥部随军推进！”他向幕僚们横扫一眼，又大声说道：“反攻成败，举国注目，或成人雄，流芳千古；或当亡国奴遗臭万年，有委座手谕在此，望全体将士以民族尊严自励。参谋长，将此令先用电话向各部传达，再下达纸令，立即执行。”
半个小时后，即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下午五时，龙陵的层层山峦在远征军急速挺进的一股股铁流中跳动起来，与直泻的暴雨、横刮的山风、满山遍野的山洪、天上的电闪雷鸣、地上猛烈的枪炮声，形成了威武雄壮的大合奏。
渡江后横扫了几处小股日寇的阻击，一直推进到勐冒和黄草坝之间的八十七师主力，受命后沿老户蚌直插龙陵城郊的文笔塔，而后向西郊的伏龙寺攻击前进。该师的二六〇团一部在大坝受命后沿镇安街直下腾龙桥。与此同时，八十八师主力从蚌渺向金竹坪推进，并在金竹坪展开，对龙陵城东南郊的日寇守敌发动猛攻。
驻守龙陵城的日寇，早就奉命“严阵以待，吸住重庆军，以待增援部队到来，内外夹击，将其一举歼灭”，已在城郊四周的山头阵地上等待多时了。原先，他们认为中国兵可能在春初进攻，那时天时地利都宜于进攻部队行动，但整个春季过去了，他们并没有听到中国兵反攻的枪声；进入雨季后，他们高枕无忧了，认为中国兵决不会违反兵家之大忌，在云遮雾漫，大雨滂沱中拖泥带水地发动进攻。然而，中国兵在一夜之间全线渡江成功后，龙陵守敌闻讯才整装待战，因为龙陵城防司令武勇纠夫对“严阵以待”的命令不以为然。他想，松山坚如磐石，腾冲固若金汤，平达山险兵强，龙陵将不会有一个中国兵来送死。直到黄草坝发现大量中国兵时，武勇纠夫才下令部队进入早已构筑好的工事。两天后，中国兵的炮弹就呼啸着落将下来，将各山头炸得地动山摇，泥水横飞。
反攻的中国兵自渡江以来，虽然在连日大雨中浸泡，在长途奔袭中滚成泥人，而且吃的供应不上，但为了收复河山，报仇雪恨，攻击精神还是十分旺盛，人人一往无前，动作勇猛。尽管日寇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阻击，他们还是迎着漫天风雨，怒涛般地一浪浪冲上去，夺取了长岭岗、龙卡山、老东坡，在战壕中抱住日寇翻滚撕咬．可是，当中国兵攻下城郊各个山头阵地，喘息方定，正打算从四面八方冲下山去收复弹丸小城龙陵时，背后日军却满山遍野杀上来，一时双方喊杀声与惊雷闪电交织在一起，直杀得天愁地惨，尸横遍地。经反复冲杀，中国兵终于抵不住日寇的疯狂攻势‘败下阵来。一攻龙陵告吹，战局急转直下。
为困守龙陵之敌解围的是驻腾日军～四八联队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的增援部队和驻芒市的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指挥的预备队。早在四月初，日寇南方军司令河边正三上将根据驻印中美联军对缅北日军势不可挡的攻势，重庆军云集滇西以及美军在太平洋向日本本土逐步接近的态势，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正在所向无敌的胜利进军和南方军在缅甸与滇西的兵力、使命，制定了一个“防御缅北，进攻滇西，切实占领中印公路”的“乌”号作战计划。可是，到了五月上旬，“乌”号作战计划即将化为乌有。按日本人的说法是：“我方对敌军空降部队的攻击一再受挫，富昆战线也面临崩溃之势，方面军以及第十五军、三十三军都在为救援，打开这方面的战局而奋起时，云南方面的重庆军却乘虚而入，猛烈发起全面反攻。
“五月十一日，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全部渡过怒江转入攻势，当我与五十六师团将其阻止在高黎贡山以东时，十一集团军的六个师却从双虹桥至三江口之间的十几个渡口上全线渡过怒江，主力向龙陵方向挺进。这时，重庆军的反攻势如潮水，在云南全线展开。”（见《大东亚圣战全史》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