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事业很成功。埃及的官员喜欢把骑马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他们参加沃尔夫冈举办的香槟酒会，认为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反犹的德国人，对他可以吐露一切。而且他们确实吐露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切都反馈给了特拉维夫。洛兹最后被抓住了，幸好没被处以绞刑，“六日战争”之后与埃及交换战俘时获救。
但更为成功的渗入者是早期的一个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理查德·佐尔格就已经是驻东京的外国记者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东条英机政府的高级幕僚关系密切。那届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官员们都认为佐尔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他自己当然说是。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佐尔格竟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动也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中国东北入侵苏联？佐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蒙古军团四万兵力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增援部队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又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荡在外交人员社区，在对方的高级官员中间物色人选，他们要找的往往是那种清醒过来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么说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们也在出国访问的团员中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们聊聊过去的时光，趁机策反。当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平常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络。直至“朋友”问此人，能否帮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消息，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无法回头了。而且被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这些人同意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机会，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单纯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诱惑。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因为自己的软弱，也许因为要掩盖不当的性关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为听信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确实是因为改变立场而决定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都是心灵空虚，自以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种也是最古怪的一种，被称为“闯进来”。顾名思义，就是对方径直找上门来，事先未打过招呼，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被闯进的情报机构对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因此，一九六〇年，当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短短的三十个月间谍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情报机构，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怎么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打的整副牌，简直像扑克玩家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这位俄罗斯人冒了极大的风险，在还有机会离开苏联去西方时他拒绝离开。导弹危机之后他被苏联反间谍机构剥去伪装，受审后被枪决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维夫，科比·德洛尔房间里的人对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在情报界他是一个传奇。沙龙提到这个名字后，美梦浮上了他们的脑海。在巴格达有一个活生生的、货真价实的叛徒？这是真的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科比·德洛尔严肃地盯了大卫·沙龙很长一段时间。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年轻人？”
“我只是在想，”沙龙故作缺乏自信地说，“一封信……对任何人都没有风险，只是去一封信……问几个问题，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来。”
德洛尔扭头去看格桑。外勤行动的这位负责人耸了耸肩：“我是负责派遣人员的。”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寄信我有什么可顾虑的？”
“好吧，大卫。我们给他写一封回信，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埃坦，你与大卫一起办这件事。信发出去之前先让我过目。”
埃坦·哈达尔和大卫·沙龙一起离开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中东处处长向他的门徒咕哝着说。
几名内勤专家极小心地起草了这封回信，先是希伯来语文本——翻译工作以后再进行。
在信一开始，大卫·沙龙仅仅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对来信人表示感谢，并让他放心，信件已经安全抵达来信人想要它抵达的目的地。
回信继续说，来信人不会不明白，他的信因其源头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怀疑。
大卫说，他知道来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人”需要建立某种诚意。
大卫继续向来信人保证说，如果他的诚意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支付报酬不成问题，但是产品应该与“我们的人”准备支付的报酬相符合。请问来信人是否愿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问题？
整封回信还要长一些、复杂一些，但要点是这些。沙龙最后给了来信人一个罗马的邮政地址，以便让他回复。
在特拉维夫的紧急要求之下，罗马情报站准备了一处已弃之不用的安全房作为联络站，将地址报了过来。从那时起，罗马情报站将时刻注意这个地址。如果有伊拉克特工去观察那里，情报站就会及时发现，行动也将会取消。
附件的二十个问题是专家们绞尽脑汁想出来、又精心筛选出来的。其中八个问题摩萨德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试探对方。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维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个问题是关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在事件有了结果时就可以鉴定答案的真实性。还有四个问题特拉维夫确实想知道答案，尤其是萨达姆·侯赛因本人的打算。
“让我们看看这个家伙的官位到底有多高。”在阅读那份问题清单时，科比·德洛尔说。
最后摩萨德从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召来了一位教授，请他把信件内容写成阿拉伯文字。沙龙用阿拉伯语签上了他的名字——大卫。
信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大卫想给写信人起一个代号，如果在巴格达的来信人不反对的话，叫他“耶利哥”不知他是否介意？
那封信从唯一一个设有以色列使馆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寄出了。
信寄出后，大卫·沙龙一边继续忙于自己的工作，一边等待着。他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可思议。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一个由哈桑·拉曼尼那样聪明的人管理着反间谍网——邮政信箱极为危险。“直接”书写绝密情报也同样危险，但显然耶利哥根本不懂密信书写。而且如果这种关系要发展下去的话，使用普通邮件也不是一个办法。然而他认为，这事不大可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四个星期以后，耶利哥的复信到了罗马，并被原封不动地装进防爆盒内带到了特拉维夫。开启信封前仍采取了极为小心的防范措施——信封也许含有炸弹或涂有毒药。科学家们最后宣称不存在安全问题后，信封被开启了。
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耶利哥的复信大有苗头。摩萨德已知答案的八个问题答得完全正确。另八个问题——军队调防、官员提升、罢免、政府要员的出访——要等事情发生后作核对。最后四个问题，特拉维夫既无从知晓也无法核对，但都回答得相当靠谱。
大卫·沙龙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文的内容即使遭拦截也不致造成安全问题：“亲爱的叔叔，来信收到，非常感谢。很高兴获悉你现在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你提出的几件事需花时间，但一切都很顺利，我还会写信给你的。爱你的侄子，大卫。”
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内，认为耶利哥是个真心实意的投诚者的观点开始占了上风。如果那样的话，就应该马上采取行动了。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纵一名在残忍的独裁政权内的间谍是另一回事。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书写、公开邮寄到邮政信箱的方法进行通讯了。那只能很快造成一场灾难。
摩萨德需要派一名外勤特工进入巴格达，住在那里，使用一切技巧来操纵耶利哥——密信书写、密码、死信箱，以及其他不会遭到截击的手段，把“产品”从巴格达弄到以色列。
“我没有那样的人，”格桑重复说，“我不会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长期在巴格达执行危险任务。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护，要不然任何人不能去。”
“好吧，沙米，”德洛尔说，“要外交掩护。让我们看看谁合适。”
执行敌对任务的间谍可能会被抓住、拷打、绞死。而外交掩护的意义在于，正式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达，也能避免这种不愉快的遭遇——外交人员如果从事间谍活动被抓住，只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驱逐。国际间这种事情一直是这样处理。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忙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告诉他们，他在巴格达的任何使馆里都没有安插过间谍。因为这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摩萨德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以色列先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拿到他们驻巴格达的使馆人员名单。没人符合条件，没人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且可以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都没有。
最后，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一九八八年时有一个机构驻在巴格达，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
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拿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一位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愿意提供帮助。
随着时间推移，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知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导演了这出闹剧，要么耶利哥彻底背叛了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