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其余部分是主要内容，是关于供词本身以及罗兰对供词的解释。完成了这一部分后，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东方被朝阳镀成金色的屋顶。罗兰深知，不应过分渲染他经手查办的案件，或作出言过其实的结论，他在这方面向来颇有心得。他小心地写着最后一段：
这份报告在撰写的同时，为求证以期确认该阴谋的审讯还在进行中。然而，一旦这些审讯表明上述属实，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上述情报已勾勒出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恐怖分子很可能已经谋划好要危及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该阴谋确实存在，且该外籍刺客（只知道其代号为“豺狼”）已经企图危及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在准备付诸行动，那么我有责任向您通报该消息。在我看来，我们正面临一场全国性的紧急状态。
罗兰上校亲自打出报告的清样，盖上他的私人印章，将报告用信封封好，写上地址，并盖上情报机构最高保密级别的印记。最后，他把写在大页纸上的手写报告草稿烧掉。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池，他把纸灰倒进里面冲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他洗了洗手和脸。擦干后，他望着盥洗台上方的镜子，里面的那张脸也回望着他。他悲伤地承认，他的英俊正在逝去。那张精瘦的脸庞年轻时曾是那么潇洒，对女人有着那样成熟的吸引力。现在它看起来开始有了中年人的紧张和疲惫。他经历了太多，为了生存，他殊死搏斗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人类的兽性有了太多深刻的了解，他也认识过太多的诡计和欺骗。他会派人去送死或是去杀戮；送人去地下室尖叫或是折磨他人尖叫。这些都使这位行动分局的头儿日趋憔悴，他看起来远不止五十四岁。鼻翼已经有了两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再长点儿的话就遮不住了，几乎像个长年劳作的农民。眼睛下面似乎永远有两块黑印，优雅的灰色鬓发也开始斑白，但还没变成银色。
“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行当了。”那副面孔一脸憔悴地望着他。是不相信还是仅仅表示顺从？也许这张脸比他心里更明白。过了那么多年，再也脱不开身了。人过去什么样，余下的日子里也就只能维持原样了。从抵抗运动组织到保安警察，然后是安全局，最后是行动分局。在这些年里，究竟经历了多少人，多少鲜血？他问着镜中的那张脸。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这见鬼的法国会为你考虑吗？那张脸从镜子里望着他，一言不发。因为，他们俩都清楚答案是什么。
罗兰上校叫了一个摩托车信使到他的办公室里向他本人报到。他还叫了一份煎鸡蛋、面包卷、黄油和一杯咖啡，这回是一大杯加了奶的咖啡。他有点头疼，所以还要了点阿司匹林。他把封好的信封交给信差，下达了命令。吃完煎蛋和面包卷，他端着咖啡站在敞开的窗前。这里朝向巴黎的一个角落。隔着绵延几英里的屋顶，他能辨出巴黎圣母院的塔尖。透过浮于塞纳河上已经燥热起来的晨雾，他还能辨出更远处的埃菲尔铁塔。现在已经是八月十一日早上九点多了，这个城市又开始忙碌起来。这会儿很可能有人正在骂着那个穿着黑色皮马甲的摩托车手吧，他肯定正把警报器拉得像嚎哭一样，穿越车流朝第八区开去。
罗兰在想，年底他是否能从这个位置上安然退休，就取决于这个摩托车手屁股后面那封信里所描绘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了。
9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内政部长一直坐在办公桌前，心事重重地盯着窗外楼下洒满阳光的圆形庭院。院子的远端是精铁制成的漂亮铁门，每个门扇上都装饰着法国国徽。再远处是波伏广场，从奥雷诺和马里尼大街过来的车流在这里摁着喇叭，在广场中间一位交警的指挥下川流不息地穿梭着。
交警的哨音一响，另外两条通往广场的路——米罗梅尼大街和索赛路——上来的车流就涌了出来，穿过广场消失在道路的另一端。他看起来就像嬉戏于这五条巴黎最重要大街上的车流之间，仿佛戏耍着公牛的斗牛士，主宰着一切，是那么高贵，从容而沉静。他充满自信，工作也简单有序，这让罗杰·弗赖部长羡慕不已。
内政部门口，另外两个宪兵也在注视着他们的伙伴在广场中央所表现出来的精湛技艺。他们背着冲锋枪，从两扇精铁大门的栏杆里看着外面的世界，这里不会受到外面的世界里那些狂热分子的侵害；每个月的薪水，事业的持久性以及炎热八月里他们在烈日下的岗位，都很有保证。他们的生活和理想是如此简单，这让内政部长对他们也艳羡不已。
他听到身后有纸页的沙沙声，于是把转椅转回来，面对着办公桌。桌子对面的人合上档案，毕恭毕敬地把它放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对望着，只有门对面壁炉台上镀金座钟的“滴答”声和波伏广场马路上传来的车流的喧嚣划破了这份寂静。
“这个，你怎么看？”
让·迪克雷警长是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卫队队长，是法国所有安全问题最卓著的专家，尤其擅长保护个人安全，防范刺杀。这也是为什么他担任此项工作的原因；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六起已知的刺杀法国总统的阴谋要么在执行时被挫败，要么在准备阶段被粉碎的原因。
“罗兰是对的。”他最后说，声音平静，没夹杂一丝感情，斩钉截铁，就像在判断一场即将到来的足球比赛的结果，“如果他说的属实，这个阴谋将格外危险。如果刺客单枪匹马，不与其他人联系，也没有朋友，那么法国安全机构的全部档案，我们所有打入‘秘密军组织’内部的特工和渗入者，在这个外国人面前，也就是这个局外人面前，都将无能为力。除此以外，他还是个职业刺客。就像罗兰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赖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身面向窗户。他并不是个容易生气的人，但八月十一日早上，他被激怒了。多年来他一直是夏尔·戴高乐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在智慧和优雅背后，他是个出名的硬汉，这也使他最终坐上了部长的位子。那双闪亮的蓝色眼睛既可以充满温和的魅力，也能冰冷刺骨。充满阳刚之气的结实胸膛和肩膀，以及英俊冷酷的面孔使得众多喜欢有权势男人的女性为之心仪。不过这些在罗杰·弗赖身上，可绝不仅仅是竞选台上的道具。
以往的日子里，这些戴高乐的追随者必须为了生存而战。他们要对付美国的敌对势力、英国的不同政见者、野心勃勃的吉罗[27]支持者以及残暴的共产党。他在艰苦环境中学会了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挺了过来，赢得了胜利。十八年里，他们追随的人两次从流亡中返回法国权力的巅峰。过去的两年里，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们要对付的，是两次帮助将军重掌权力的人——军队。直到几分钟之前，部长还想着最后的斗争已经快结束了；他以为他们的敌人已经走入绝境了。
现在他明白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在罗马，有个瘦弱而疯狂的中校，制订了一个计划，只要杀掉一个人，就能使整个大厦倾覆。有些国家的制度有足够的稳定性，即使国王退位或者总统死亡也能安然度过——二十八年前的英国经历过，而这一年快结束时美国也将经历[28]。但罗杰·弗赖对一九六三年的法国政体相当清楚，所以他不抱幻想。如果他们的总统死了，只可能导致政变和内乱。
“嗯，”他仍然望着敞亮的庭院，最后说道，“必须告诉他。”
警长没有回答他。做技术人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就行，重大决策可以留给那些被雇来做决定的人。他从没想过要自告奋勇指导部长该如何去做。部长转过身对着他。
“很好，队长，谢谢。那么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见总统，向他汇报。”他的声音干脆利索，坚定果决。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我会把情况向总统说明，请他做出处理决定。”
迪克雷队长起身离开了。他穿过广场顺着路向前走了一百码，来到爱丽舍宫门口。内政部长现在一个人了，他把淡黄色的档案转到了面前，又慢慢地从头开始看起来。他毫不怀疑罗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迪克雷的赞同也让他再没法回避。危险就在那儿，很严重，无法回避，总统必须知道。
他很不情愿地按下面前的内部通话器的开关，说道：“给我接爱丽舍宫秘书长。”
一分钟不到，内部通话器边上的红色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
“请接福卡尔先生。”又过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那充满磁性的柔和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罗杰·弗赖简要解释了一下他的想法和理由。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必须查一下日程。我可以等。请你一办妥就电话通知我。”
电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约见定在下午四点，那是总统午睡刚结束的时间。有那么一瞬间，部长的脑子里一闪念——他面前的记事本上所记载的东西比任何午睡都更重要，不过他忍住了没争辩。像每个在总统身边的人一样，他很清楚，和这个柔声细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他就在总统的身边，而且他自有一套情报档案系统，人们虽然对其内容不甚明了，但都相当畏惧。
下午三点四十分，豺狼在伦敦柯曾街的坎宁安海鲜酒店享用了一顿那里最昂贵的美味午餐后，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漫步走上南奥德雷街，心里想着，他很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这也许是最近一段时期内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了，况且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要庆祝一下。
同样是这个时间，一辆黑色的DS19型雪铁龙轿车驶出内政部大门，进入波伏广场。广场中心的交警被他在铁门处的同伴喊了一声，得到了事先的警示，把周围所有街道的车流都拦了下来，让这辆轿车通过，并敬礼致意。
顺着路开出一百多米，雪铁龙向爱丽舍宫前面的灰色石廊驶去。这里也有宪兵站岗，他们事先得到通知，于是把其他车辆都拦了下来，给雪铁龙足够的回旋空间通过极其狭窄的拱廊。门廊两边的岗亭前面各有一名共和国卫队士兵，他们“啪”地一下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过枪的弹夹，向部长的座车致敬。部长座车终于进入了宫殿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了汽车。值班警官——迪克雷的一个手下——迅速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回应。警官打了个手势，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从上面“咯噔咯噔”地开了过去。穿过一百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到了爱丽舍宫的正面。司机罗贝尔把车靠向右侧，逆时针方向在院子里转了过去，然后把他的主人放在了朝向入口的六级花岗岩台阶底下。
挂着两条银链，身披黑色双排扣礼服的礼宾员打开门。部长下了车，跑上台阶。主礼宾官在厚玻璃门旁迎接他。他们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礼宾官进入爱丽舍宫。前厅里，巨大的枝型吊灯悬在长长的镀金链上，从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垂下来。他们必须在这里等候一会儿。礼宾官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子那儿简短地打了个电话，然后放下话筒，转向部长，微微一笑。接着他以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不徐不急地走上左边铺着地毯的花岗石台阶。
上到二楼，他们走到俯视门厅的宽而短的楼梯转角平台上，停了下来。礼宾官轻轻敲了敲平台左手的房门，里面有人低声说了句“进来”。礼宾官轻轻打开门，向后一退，让部长进入会客室。部长进门之后，礼宾官在他身后把门无声无息地关上，又从容不迫地下楼返回前厅去了。
阳光从会客厅远端朝南面高大的窗户里丝丝缕缕地透进来，地毯暖洋洋地沐浴其中。其中一扇落地窗开着。宫廷花园的树丛里传来一只鸽子的“咕咕”声。香榭丽舍大街就在窗子的五百码开外，被四下伸展的菩提树和山毛榉树遮了个严实——盛夏时分，这些树枝繁叶茂——街上往来的车辆声就像喁喁的低语，甚至还不如鸽子的声音大。楼另一边大街上车流的喧闹现在只存于自己的记忆中了。弗赖在城市出生，长大，和往常一样，在爱丽舍宫这间朝南的房间里，他想象得出，自己正位于这个国家心脏的一座被重重包裹着的城堡中。而就他所知，总统更热爱原野。
今天的副官是塔塞尔上校。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会客厅左边装有金色门把的两扇门紧闭着。“上校，”弗赖的脑袋向门那边扬了扬，“在等我吗？”
“是的，部长先生。”塔塞尔穿过房间，轻快地敲了敲门，打开其中的一扇，站在门口。
“总统先生，是内政部长先生。”
里面有人轻轻说了一句。塔塞尔走了回来，向部长微笑致意。罗杰·弗赖迈步从他身边经过，走进夏尔·戴高乐的私人书房。
房间里几乎没什么东西，他总觉得，这间屋里的陈设简单得与主人的身份毫不相称。右手边是三扇高大雅致的窗户，和会客厅的那些一样，从这儿也能看到花园。书房的这三扇窗户中，也有一扇开着。走过这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时听不见的鸽子的咕咕声，这会儿又从花园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