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基答应会多加小心。他很快发现，波黑不存在邮政系统，因为波黑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原南斯拉夫的邮政系统已经瘫痪了。约翰·斯莱德告诉他，驾车去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司机会为大家寄发信件和明信片。里基在维也纳机场买了一大叠明信片扔在帆布包里。他拿出一张写了个快信。那位瑞典司机把明信片带到北方去寄发。一星期后，科伦索夫人在美国收到了它。
特拉夫尼克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集镇，居民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不同种族的存在可以从不同的教堂看出来。镇子里有一座克族人的天主教堂，克族人已经离开了；一座塞族人的东正教堂，塞族人也已经走了；以及十几座穆斯林清真寺。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他们现在仍被称为波斯尼亚人。随着内战的到来，多年来友好相处的三个种族分裂了。各地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大屠杀，所有种族间的信任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塞族人离开了，退到了俯视特拉夫尼克的弗拉西奇岭的北部，越过拉斯瓦河谷，进入到河谷对岸的班亚-卢克。
克族人也被迫出走，他们大多数去了南方十英里远的维特茨。这样，形成了三个独立的种族堡垒。每个地盘都有各自的难民蜂拥而入。
全世界的媒体把塞尔维亚人说成是这些大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人们也看到过一些孤立的塞族村庄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洗劫。归罪塞族人的理由是，在原南斯拉夫，塞族人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当国家分裂时，他们夺取了百分之九十的重武器，这使得他们有了绝对的武力优势。
同样，克罗地亚人在屠杀他们地盘里的少数非克族人时，并不显得心慈手软，而且克罗地亚得到了德国总理的不负责任的提前承认，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
波斯尼亚人基本上没有武器，并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忠告下维持着这种状态。结果，他们遭受了最多的迫害。
一九九五年暮春，美国人对隔岸观火感到厌烦和恼火了，决定使用武力教训塞族人，并迫使各派坐到俄亥俄州代顿的谈判桌边。《代顿协定》将在那年的十月得到执行。里基·科伦索将看不到那一天。
里基抵达特拉夫尼克时，从山对面塞族人阵地上发起的炮击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大多数建筑物的墙上贴着木板，如果遭到枪击，木板会被击成碎片，但房屋得以保全。许多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了，遮着塑料布。那些色彩绚丽的清真寺倒没有遭到直接打击。城里两座最大的建筑物——中学的体育馆和曾经很著名的音乐学院——挤满了难民。
由于无法去附近的乡间，从而无法去种庄稼，三倍于原人口的难民依赖于援助机构才能幸存下来。那就是“面包和鱼”和其他十几个小型的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地方。
两辆吉普车的任务排得很紧，满载着五百磅的救济品，还要长途跋涉去周边村庄，那里比特拉夫尼克市中心更需要救援。里基同意驾驶吉普车把救济粮食运往南方的山区。
从一开始他在乔治城家里的电视荧屏上看到人类受苦受难，到他来到这里，已经有四个月了。现在他很高兴，他正在做着他想做的事情。当他把一袋袋小麦、玉米、奶粉和汤料运进一个已经断粮一个星期的孤立村庄时，那些古铜色脸庞的农民和睁着大眼睛的孩子们，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相信，他这是在以某种方式回报仁慈的上帝让他生为一个美国人的恩情。
他不会说南斯拉夫的通用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懂波斯尼亚的方言。他对当地的地理一点也不了解，搞不清楚哪些山路通向何方，以及哪里安全、哪里有危险。
约翰·斯莱德让一个波斯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与他搭档。那是一个年轻人，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可以当他的向导和翻译。
整个四月份和五月的上半月，里基每星期寄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给他的双亲。借着同事去北方装运救济品的机会，这些贴着克罗地亚或奥地利邮票的信件，虽多少有些延误，但都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乔治城。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基发现自己单独一人在负责整个中转站。那个瑞典人拉森，在驾车行驶在国境以北至萨格勒布的一条孤独的山路上时，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约翰·斯莱德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去解救他，还要把那辆卡车拖到修理厂去。
此时，法蒂尔·苏勒耶曼请里基帮一个忙。
与特拉夫尼克地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当战火蔓延过来时，法蒂尔也被迫逃离了家园。他解释说，他家是在弗拉西奇岭一条峡谷边的一个小农场。他非常想知道那里现在成了什么模样，是被烧毁了还是幸免于难？战争开始时，他父亲把家里的值钱东西埋在了一个谷仓的地下。它们仍在那里吗？总之，三年来他能不能第一次去探访一下他父母的家？
里基爽快地同意放他的假，但问题不止这个。由于下过春雨，山路上泥泞不堪，只有越野车才能开过去。这意味着需要借用那辆吉普。
里基举棋不定了。他想提供帮助，而且汽油费可以由他来承担。但那里的山区安全吗？塞族巡逻队曾经翻越过去，用他们的大炮猛轰山下的特拉夫尼克。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法蒂尔解释说。他父母那座农房所在的南坡现在是安全的。里基犹豫不决，他被法蒂尔的恳求打动了；他从来不知道失去了家园会是什么样子。他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他也一起去。
事实上，在明媚的春光下，这是一次愉快的出行。他们出了城镇，在朝顿耶瓦库夫的那条主路上行驶十英里之后，转向右边。
道路开始爬升，接着变成了一条土路，然后继续爬升。到处是长着绿叶的山毛榉、桉树和橡树。里基认为，这里的景色简直如同他曾经随学校野营团去露营过的谢南多亚。在道路的拐弯处，汽车开始打滑，里基承认，如果不用四轮驱动他们是无法在这里行驶的。
橡树林消失了，代之以针叶林。在五千英尺的高山上，他们进入了一条峡谷。这个地方相当隐秘，从远处山下的路上是看不见的。在峡谷的中间，他们找到了那座农房。只有石砌的烟囱幸存下来，其余的已被烧毁，洗劫一空。几座坍塌的谷仓没有遭到火烧，依然耸立在那个老旧的牛棚旁边。里基看了一眼法蒂尔的脸说：“我很抱歉。”
他们在黑乎乎的烟囱旁下了车。里基等在旁边，看着法蒂尔穿过湿漉漉的废墟，在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的残留物上东踢踢西踢踢。里基跟着他走过牛栏，走过一个因为下过雨而涨满了污水的粪池，来到那几个谷仓旁，他父亲埋的东西也许还在那里。这时候他们听到了一阵沙沙声和呜咽声。
两人在一张散发着异味的湿淋淋的油布下面发现了一群孩子。共有六个，四个小男孩和两个女孩，惊恐地互相挤在一起，年龄在四岁至十岁不等。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显然充当了代理母亲和头头的角色。看到两个男人在盯着，他们吓坏了。法蒂尔开始轻柔地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回答了。
“他们来自于高利察，意思是‘小山’，是沿着山路过去、离这里大约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子。我知道那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
法蒂尔又用当地的方言说了。女孩回答后哭了起来。
“他们来过了，塞族人，准军事组织。”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怎么了？”
法蒂尔叹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四户人家，二十个成年人，十二个孩子。现在完了，全都死了。开火时，他们的父母亲大喊着要他们赶快跑。于是这些孩子趁着天黑逃了出来。”
“那么，他们全都是孤儿？”
“全是。”
“上帝呀，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呀！我们必须让他们上车，带他们下山。”里基说。
他们引领孩子们走出那个谷仓，进入到灿烂的春天阳光下。林中鸟儿在歌唱。这是一个美丽的山谷。
在树林的边缘，他们看见了那帮人。一共是十个人，还有两辆涂着迷彩伪装色的俄罗斯产加斯吉普车。那些人穿着迷彩军服，而且全副武装。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安妮·科伦索夫人检查了邮箱，里面又是空空如也，她拨通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个电话号码。第二次响铃之后有人来接听了。是她父亲的私人女秘书的声音。
“嗨，琼，我是安妮。我爸爸在家吗？”
“他当然在，科伦索夫人。我马上把你的电话接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