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由两名军官合用一间，但直到一星期之后他的室友才到。跟他同样年纪，美国人，没穿军装。左臂和左肩碎裂了，是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次交火时受伤的。那是在敌人后方，意味着是秘密军事行动，所以他是特种部队战士。
“嗨，”新来者说，“我叫彼得·卢卡斯。你会下棋吗？”
史蒂夫·埃德蒙生长在安大略省一个艰苦的矿区，于一九三八年加入皇家加拿大空军，以逃避因为国际市场不需要镍而引起的矿产业萧条和失业。其实稍后，这种金属被用在他驾驶的每一架飞机的航空发动机上。卢卡斯生长在新英格兰州的上层社会，从一降生起就生活得无忧无虑。
两个年轻人坐在草坪上，中间放着一张棋盘。这时候从大厅的长方形窗户里传来了英国BBC电台的新闻广播，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德代表纳粹德国刚刚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欧洲的战事结束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坐在草地上，想起了所有那些永远不能回家的朋友。将来在他们的回忆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哭泣。
一星期后，他们分别了，回到各自的祖国。但从此他们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终生友谊。
当史蒂夫·埃德蒙回家时，加拿大变了，他自己也变了。一个战斗英雄回到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他来自于萨德伯里盆地，他回到的也是这个盆地。他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矿工。自从一八八五年起，加拿大人就在萨德伯里附近开采铜矿和镍矿。埃德蒙家庭一直在此从事矿业。
史蒂夫·埃德蒙发现，空军给了他一份优厚的退伍安置费，于是他用这笔钱去上大学。他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自然，在大学里他主修采矿工程，辅修冶金学。他发奋学习，这两门专业课的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一九四八年毕业时，他立即被盆地里的一家大公司——国际镍矿公司抢了过去。
成立于一九〇二年的国际镍矿曾让加拿大成为世界镍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公司的重点是在安大略省萨德伯里以外的大矿床。埃德蒙加入公司当了一名见习采矿经理。
史蒂夫·埃德蒙本可以一直担任一名采矿经理，居住在萨德伯里郊外一座舒适但质量一般的木板房屋里，但他那躁动不安的内心总是在告诉他，应该还有一种更好的活法。
大学老师教过他，基本的镍矿，亦即硫镍铁矿，也含有其他元素。铂、钯、铱、钌、铑、碲、硒、钴、银和金，也存在于硫镍铁矿之中。埃德蒙开始钻研稀土金属、它们的用途和市场对它们的潜在需求。其他人都不想去搞。这是因为它们的含量非常微小，把它们提取出来很不经济，所以它们留在矿渣堆里。当时极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稀土金属。
几乎所有发财致富的故事都依赖于一个出色的好主意，以及着手去做的勇气。艰苦工作和运气当然也有帮助。当其他年轻的采矿经理们在关心大麦的收成、盼着能多喝几杯啤酒时，史蒂夫·埃德蒙的好主意是回到实验室里去。他所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压酸滤取法”。
这种方法的基本流程是把微量的稀土金属从矿渣中溶解出来，然后再让它们重新构成金属。
假如他把这个科研成果交给公司，他顶多会得到上司的一句赞扬，也许还能品尝到一顿美味佳肴。然而他辞去工作，坐上火车的一个三等席位去了多伦多，去找专利局。那一年他三十岁，踏上了开始创业的道路。
他当然借了钱，但不是很多，因为他开发的项目不需要很多启动资金。当硫镍铁矿被提取了镍，或者至少已被提炼得失去了经济价值后，矿业公司留下了巨大的矿渣堆。矿渣是废物，是垃圾，没人要。但史蒂夫·埃德蒙要。他用极低的价格把矿渣买了下来。
他创立了埃德蒙金属公司，在多伦多股市被简称为埃米斯，而且股价持续上升。他从来不抛售，也从来没有听从银行和金融顾问们向他提出的冒险建议。这种做法，使他避免了大起大落，避免了泡沫，避免了毁灭。到四十岁时，他已经是一个几百万富翁了，到一九八五年六十五岁时，他成了亿万富翁。
他没有丝毫的张扬和炫耀，从来不忘本；他大力资助慈善事业，对政治敬而远之，是一个爱家的好男人。
多年来，确实有几个傻瓜认为他外表和善，可以欺负，千方百计地想骗他、坑害他。史蒂夫·埃德蒙的意志力如同他所操纵过的航空发动机一样坚强，而那些笨蛋发现这点的时候总是太晚了。
他只结过一次婚，是在一九四九年，正好是他做出重大发现的前夕。他和妻子菲伊相亲相爱，直至一九九四年运动神经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他们有一个孩子，女儿安妮，生于一九五〇年。
到了老年，史蒂夫·埃德蒙依然一如既往地溺爱这个女儿，喜欢女儿在二十二岁时所嫁的女婿——乔治城大学学者阿德里安·科伦索教授，喜爱唯一的外孙里基。小伙子今年二十岁了，在上大学前离家去了欧洲的某个地方。
大多数时间里，史蒂夫·埃德蒙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他有理由感到满足。但有时候他也会伤感，寝食难安。这时候他就会穿过他在安大略省温莎市内那座高楼的顶层办公套间，去凝视照片里那些年轻的脸。来自遥远地方和很久以前的脸。
内线电话响了。他走回到书桌边。
“说吧，琼。”
“是您的女儿科伦索夫人从美国弗吉尼亚来电。”
“好的，把她接过来。”在转接电话时，他靠在了一把摇椅的椅背上。“嗨，亲爱的，你好吗？”
听着听着，笑容在他的脸上凝固了。他在椅子里坐直身体，又向前倾，靠在桌边上。
“你说的‘失踪’是什么意思？……你打过电话了吗？……波黑？电话不通……安妮，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写信的……也许邮件在那边耽搁了……是的，他是作过承诺……好吧，把这事留给我来处理。他在为谁工作？”
他拿过来一支笔和一本便笺，把她的口述内容写了下来。
“‘面包和鱼’。是这个名字吗？它是一个救济机构？发放粮食给难民。好的，那样的话，它就会列在名册上了。肯定能查到的。把这事交给我吧，亲爱的。好的，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的。”
放下电话后，他思考了一会儿，打电话给他的首席执行官。
“在你所雇用的年轻人中，有没有人懂得上因特网查询？”他问道。那位执行官被搞得一头雾水。
“当然了。许多人都会上网。”
“我要查找一个叫‘面包和鱼’的美国慈善机构，负责人的名字和私人电话号码。不，只要这些。我有急用。”
十分钟内，他得到了这些资料。一小时后，他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某人通完了一个长途电话。那是个电视传教机构的总部，他不太喜欢的那种类型，以救世的名义从容易上当的人那里掠夺捐款捐物。
“面包和鱼”是那个华而不实的救世组织的分支机构，为当时饱受内战之苦的波黑难民募集基金。到底有多少美元送到了难民手中，又有多少美元落入了那个牧师的豪华车队之中，人们只能猜测了。但查尔斯顿的那个人告诉他，如果里基是作为志愿者在波黑为“面包和鱼”工作，那么他肯定是在一个叫特拉夫尼克的分发中心。
“琼，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多伦多有一个人乡间别墅里两幅名画失窃了？这事件上过报纸。然后又找回来了。我在俱乐部里听人说，那人用了一个很隐蔽的私家侦探机构去侦查，并把名画追回来了。我要知道那人的名字。给我回电。”
这种信息肯定不是在因特网上能查得到的，但还有其他网络。琼·塞尔使用了她的关系网，她有位朋友是警察局局长的秘书。
“鲁宾斯坦？好的。给我接通鲁宾斯坦先生，不管他是在多伦多的家里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这用了半个小时时间。这位艺术品收藏家正在参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又一次去观赏伦勃朗的艺术大作《守夜人》。由于六个小时的时差关系，他在晚餐桌边被唤去接听电话。但他乐于提供帮助。
“琼，”在结束与荷兰的通话之后，史蒂夫·埃德蒙说，“打电话给机场。备妥那架格鲁曼飞机。现在。我要去伦敦。不，不是加拿大伦敦，是英国伦敦。日出时出发。”
那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