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站的时候，丹麦人停了几分钟，等自己的箱子从巴士后面的行李拖车上卸下来，然后经过服务台，向着标有“出租车”字样的箭头标志走去。与此同时，豺狼从巴士的后面绕过来，穿过机场大巴停靠站，朝员工停车场走去。他事先把车停在了那里。他把公文包扔在敞篷跑车的副驾驶座上，把车开到巴士停靠站左边靠墙的位置停了下来。在右边柱子支撑的拱顶下，有一条长长的待客出租车队伍，他可以在这个位置将其一览无遗。丹麦人上了第三辆出租车，驶入克伦威尔街，向骑士桥开去。跑车也紧随其后。
出租车把牧师放在了半月街一家舒适的小旅馆前。跑车则驶过旅馆门口，花了几分钟在柯曾街的另外一边找了个空位停了下来。豺狼把公文包锁在后备箱里，在谢泼德市场的报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的午间版，五分钟之内回到了旅馆的前厅。又等了二十五分钟，丹麦人走下楼，把房间钥匙交给前台服务小姐。她把钥匙挂了起来，钥匙在钩子上晃了几秒钟。那个坐在前厅扶手椅里的人显然是在等朋友，待丹麦人走进餐厅，他便把手里的报纸放低了一点，看到钥匙的号码是四十七号。又过了几分钟，前台小姐回到后面的办公室为另一位客人确认剧场的订位，没人注意到这个戴墨镜的人悄悄溜上了楼。
四十七号房间的门关得很严实，用两英寸宽的云母片打不开，再配上画家用的那种弹力调色刀，才终于把弹簧锁的锁芯顶开。牧师只是下楼吃午饭，护照就放在旁边的桌上。豺狼回到走廊上时，前后还不到三十秒。他没有动牧师的支票夹，这是为了让有关机构在没有偷窃证据的情况下，说服这个丹麦人，他只是把他的护照忘在什么地方了。事后证明也的确是这样。丹麦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国人早就走远了。下午晚些时候，牧师告诉酒店经理，他的护照不见了。经理在房间里找了一遍，向丹麦人指出，他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包括他装旅行支票的钱包。他从这些方面判断并劝说这位不知所措的客人，不用叫警察来酒店，他肯定是把他的护照掉在旅途中的什么地方了。丹麦人很好说话，在异国他乡也人生地不熟，所以尽管他并不以为然，但还是同意了经理的说法。于是第二天，他向丹麦领事馆提出护照挂失，领事馆给他签发了一张可以在伦敦停留两周的旅行通行证。之后他就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领事馆签发这份旅行通行证的工作人员用“哥本哈根，佩尔·詹森牧师”的名字为这份遗失的护照建了档，然后也没再管了。这一天是七月十四日。
两天以后，一个从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学生也经历了类似遭遇。他从纽约飞到伦敦，在机场大楼的美国捷运柜台用护照兑换他的第一张旅行支票。换好后，他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把护照放在一个有拉链的小袋里，塞进了他的皮质手包。几分钟后，为了招呼搬运工人，他把手包放下了一会儿，三秒钟后包就不见了。起初他责怪搬运工，搬运工把他领到泛美航空公司问讯处，问讯处又让他去找最近的负责机场安全事务的警察。后者把他带到办公室，他在那里向警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番调查后，排除了其他乘客误拿的可能。这件事被作为蓄意盗窃记录在案。
对于公共场合发生的这种盗包行为，警官向这位运动员体格的年轻学生道歉并表示遗憾。还向他介绍了机场当局为控制针对国外旅客的盗窃所采取的预防措施。美国学生大度地承认，他的一个朋友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也遇到过类似的被盗事件。
这份报告后来按常规被转往伦敦各警局，报告里对失窃的手提包、里面的物品、证件以及小袋内的护照都进行了描述。几周之后，手包及其内物品都没有找到的迹象，这件案子最终归了档，从此杳无音信。
与此同时，马蒂·舒尔勃格前往格罗夫诺广场的领事馆，申报自己护照遗失，然后拿到了一张旅行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交换生”女友在苏格兰高地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后返回美国了。领事馆对遗失护照也做了登记，并向华盛顿的国务院做了汇报。但两个机构随后就把这个事抛诸脑后了。
在伦敦机场的两个国际航班到港大楼里，究竟有多少旅客在走出机舱、步下舷梯时被那个双筒望远镜在瞭望台扫描过，现在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尽管这两个丢失了护照的人年龄不同，却有一些共性。他们都差不多六英尺高，宽肩膀，身材修长，蓝眼珠，相貌和那个一声不吭跟踪他们并行窃的英国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詹森牧师四十八岁，灰头发，戴金边眼镜，马蒂·舒尔勃格二十五岁，栗色头发，一天到晚戴着一副高档的宽边眼镜。
豺狼在他南奥德雷街的公寓写字台上长时间地研究这两个人的脸。随后，他花了一整天时间，相继去了这些地方：道具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的男士服装专卖店（这里专门卖美式服装，而且大多是在纽约做的），并在那订了两副蓝色的平光眼镜，一副金边，一副黑色宽边。他还置办了一套行头：一双黑色耐克鞋，T恤衫和短裤，白色便裤，一件天蓝色尼龙风衣——拉链前开，领口和袖口都是红的，一件白色羊毛衫，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还有件带领圈的传教士白衬衫和黑色教服。最后三件衣服的商标都被他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门，是去了切尔西一家由两个同性恋经营的男用假发店。他在那里买了栗色和灰色两种染发剂。店主还悄声指点他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染成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用来蘸染发剂的刷子。除了那套美式服装外，他从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样以上的东西。
第二天是七月十八日，《费加罗报》第二版下方刊登了一小段消息。消息称：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副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伊警长，在他位于巴黎珠宝街的办公室里中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病故。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因今夏以来刑警总队各部门压力巨大，工作繁重，他将即刻到任。豺狼在伦敦每天都会阅读所有能买到的法国报纸。读到这段的时候，标题里的“刑警”两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没再多想。
在开始去伦敦机场观察瞭望之前，他已决定在整个刺杀过程中都使用假身份。搞一个假英国护照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豺狼用的是大多数雇佣杀手，走私犯和其他要用假名穿越国境的人惯用的法子。他首先开车在泰晤士河谷周围各郡的小村庄转了转。行至第三个公墓，豺狼找到了一块符合他要求的墓碑。死者名叫亚历山大·杜根，一九三一年两岁半时就死了。如果他活着，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应该比豺狼大几个月。在教区办公室，豺狼自称是业余族谱研究爱好者，他想追寻杜根家族的支脉。年长的教区牧师对他非常尊敬，热心地接待了他。他从老牧师那里得知，这里过去的确有一个杜根家族。他对此既惊讶又感动，似乎教区的记载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
老牧师很和善。他们一起去教堂的时候，豺狼对这座小小的诺曼底式建筑大为赞赏，并在捐款箱捐助了重建基金，这使老牧师的态度更为友善。教区的记录显示，杜根夫妇在过去的七年里相继去世，他们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埋在教区墓地有三十多年了。豺狼随手翻阅着一九二九年教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四月的记录里，教士那难以辨认的字体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
他记下了所有细节，再次诚挚地谢过老牧师后离开了。回到伦敦，他来到“婚姻及出生、死亡登记中心”，在来访卡上声称自己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最近，事务所的一位老客户过世了，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孙子。他现在需要找到这位客户的孙子。客户其中一个孙子名叫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登记中心年轻的助手问也没问就接过了他的来访卡，对？他的理由也丝毫没有起疑。
大多数英国公务员面对礼貌的问询都会尽量提供帮助。在这件事上，这个年轻的助理也不例外。检索记录表明，被问到的孩子和所登记的信息完全一致，只是已经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了。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弄到了一份出生和死亡证的复印件。回到住所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劳工部的办事处，拿到一份护照申请表，又去玩具店花了十五先令买了个玩具印字机，然后去邮局买了一英镑的邮票。
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在申请表里填上杜根的名字，准确的年龄和出生日期等等信息。但其他内容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情况填写的。他填上他自己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职业一栏简单地写了个“商务人士”。从孩子出生证上得来的孩子父母的全名也被填了进去。在证明人那一栏，他填上了詹姆斯·埃尔德利，这是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牧师的名字，就是那天早上和他聊天的那位，他还助人为乐地在教堂门外的一块牌子上刻上了自己的全名和法学博士的头衔。他仿照牧师那瘦削的手法，用笔尖蘸着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画仿造了牧师的签名。他用印字机做了个印章，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签名旁边：“圣马可教区，萨姆本·费什利。”
他把出生证复印件、申请表和邮票一起寄到了小法兰西区的护照办公室，又把死亡证明的复印件毁掉。四天后，他正在看《费加罗晨报》的时候，一本崭新的护照就寄到了他的专用地址。午饭后他把护照取了回来。下午，他锁好公寓大门，开车抵达伦敦机场，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航班。和以前一样，为了避免用支票，他使用现金购买机票。在他公文箱的底部，有一个比一本杂志厚不了多少的夹层，除非检查极其彻底，否则是看不出来的。在这个夹层里放着两千英镑，这是他当天早些时候从霍尔本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私人物品箱里取出来的。
他的哥本哈根之行就像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来去匆匆。离开凯斯楚普机场前，他就预订了第二天下午去布鲁塞尔的航班。抵达丹麦首都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没法买东西，所以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兰酒店订了房间，去七国饭店享用了一顿奢侈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园散步时又和两个丹麦金发女郎打情骂俏了一番，凌晨一点才上床睡觉。
他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最好的一家男装店买了一身灰色轻质的牧师服，一双朴素的黑色皮鞋，一双袜子，一套内衣裤，三件有领子的白色衬衣。他每样都只买带有“丹麦制造”标志的，在衣物里面有块小布条，上面有丹麦生产商的名字。他并不需要白衬衣，买它只是为了得到里面的商标，以便换到他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衫、领圈和教服上。当时他假称自己是一个即将接受圣职的神学院学生。
最后，他买了一本丹麦文的有关法国著名教堂和礼拜堂的书。中午，他在蒂沃利花园的一家湖滨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冷餐，下午三点十五分乘机前往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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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保罗·古森这样一位才能出众的人为什么会在中年的时候走上歧途，这个问题使他的几个朋友、“广大”客户以及比利时警察，都颇为费解。他在利日的国家军械厂工作了三十年，技艺精湛，令人信赖。在工程领域，精确是绝对必要的，而他在这方面树立了一流的口碑。在三十年里，他成为公司各种军事产品的顶尖专家。这是一家远近驰名的工厂，专门生产最精良的武器，从女用的小巧自动手枪直到重型机关枪，品种齐全。此外，古森的诚实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战争期间的记录也相当辉煌。虽然在被德国占领期间，他仍然在为纳粹德国服务的军工厂工作，但事后证明，他无疑是在为“抵抗运动”组织从事地下工作。他帮助迫降的盟军飞行员逃离敌占区，向他们提供庇护所。他在工厂里组织了一个破坏小组，使利日生产的武器有很多都打不准，或者打到第五十发子弹时枪膛自爆，把德国士兵炸死。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律师从这个极其谦逊低调的人嘴里一点点探听出来的。他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认，因为担心解放后的荣誉和奖章使自己尴尬，所以他从未暴露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这给陪审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律师正是在庭上用这些情况为他辩护，才最终使他获得减刑。
五十年代早期，在和一位国外客户做的一笔利润很大的军火生意里，有人被发现贪污了一大笔款项。古森那时是公司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当怀疑到他时，他的上司冲警察大喊：怀疑值得信任的古森先生实在太荒谬了。
他的经理甚至在法庭上还为他辩护，但主审法官认为，以这种方式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更不可原谅。他被判十年监禁。上诉后改判为五年。由于表现良好，他三年半后获得释放。
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把孩子也带走了。那座位于美丽的利日郊区的花团锦簇的房子也就此成为过去。国家军械厂的工作也一样。他住进了布鲁塞尔的一套小公寓里。后来，他开始非法贩卖武器，其中大部分都销往西方世界的地下组织。由于生意蒸蒸日上，他又搬出城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