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关正确与错误或正义与邪恶时，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是立场鲜明、决不妥协的。他骨子里的“决不动摇”原则，是一百年前从英国的波塔唐跨越大西洋带过来的，此前两百年，他的祖先从苏格兰西海岸把长老会理念带到了北爱尔兰。
在遇上邪恶时，忍耐意味着宽容，宽容意味着姑息，姑息意味着屈服。这是他绝对不会去做的。
他读到私家侦探的报告和那个塞尔维亚人的证词，获悉里基·科伦索的死亡详情后，他下定决心，如果可能，一定要把对此事负责的那个人带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的国家，来接受法庭的审判。
在所有读到过那份报告，接到过国务卿鲍威尔和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联名命令的情报机关人员中，只有他几乎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私事在办，但他的部门没有关于佐兰·季利奇目前状况的情报，因此他也没什么办法。
作为最后的一个措施，他把这个塞尔维亚恶棍的一张正面照片转发给联邦调查局驻在世界各地的三十八位代表。
这张照片远比任何新闻媒体资料室存的照片都要清晰，虽然不像南斯拉夫清洁女工提供给复仇者的那张一样是近期的。五年前根据中情局情报站长的命令，有人在贝尔格莱德用一架长焦距照相机拍摄到了季利奇，当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季利奇是米洛舍维奇政权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这张照片拍摄到的画面是季利奇刚刚从汽车里出来，正好挺直腰杆，抬头面向四分之一公里之外他所看不见的镜头。在美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联邦调查局从中情局同事那里得到了一张洗印出来的相片，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都有了相同的照片。
从广义上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之外开展行动，而联邦调查局则在国内活动。除此之外，在反间谍、反恐怖和反刑事犯罪方面，调查局必须积极广泛地与外国，尤其是盟国合作，因此它在国外也派驻法律随员。
看上去，法律随员似乎是某种外交任命，是对国务院负责的。其实不然。这种法律随员其实是美国使馆内的联邦调查局代表。现在，他们都收到了由副局长弗莱明发送过来的这张季利奇的照片，希望能获得一次幸运的突破。这个出乎意料的突破是由本·扎伊德警官带来的。
穆沙·本·扎伊德，要是别人问起来，也会回答说自己是一个好男人。他为自己的酋长，即迪拜的马克土穆酋长服务，忠心耿耿，拒收贿赂，崇敬真主，按章纳税。如果他在暗地里把有用的情报传递给美国使馆里的朋友，那么这只是他的祖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不能与任何其他事情相混淆。
七月份的这一天，在室外的气温达到摄氏三十八度的时候，他正在美国使馆开着空调的凉爽的大堂里，等待着他的朋友过来带他出去吃午饭。他的目光游离到了那块告示板上。
他站起来，走了过去。那个告示栏通常写着一些事件和活动通知、客人的抵离日程安排，以及参加各种俱乐部的邀请。其中有一张照片，还附有一个问句：“你见过这个人吗？”
“嗯，你见过吗？”在他身后一个欢快的声音问道，一只手也同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是比尔·布伦顿，他的联络人，今天中饭的主人，美国使馆的法律随员。他们友好地互相打了招呼。
“见过，”警官说，“两个星期之前。”
布伦顿的笑容消失了。朱梅伊拉海鲜馆可以等一会儿再去。
“到我的办公室去。”他提议。
“你还记得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吗？”回到办公室里后，调查局的这位代表问道。
“当然记得。大概是十四天之前。我在哈伊马角走访亲戚。当时我正在法赛尔路上。你知道这条路吗？就是城外的那条海滨大道，在老城区和海湾之间。”
布伦顿点点头。
“嗯，当时一辆卡车正倒车驶入一个狭窄的建筑工地。我不得不停车。我的左边是一个露天咖啡馆。有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其中就有这个人。”扎伊德朝放在法律随员办公桌上的那张照片做了一下手势。
“不会搞错吧？”
“不会。就是这个人。”
“他与其他两个人在一起？”
“是的。”
“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一个只知道名字。另一个只见过面。知道名字的那个人叫鲍特。”
比尔·布伦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弗拉基米尔·鲍特实际上并不需要向东方或西方的任何情报官作介绍。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前克格勃少校，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黑市武器交易商，一个头号死亡商人。
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出生于杜尚别的塔吉克斯坦人，但他精通下层社会的手段。俄罗斯人简直可以算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在前苏联时期，曾把所有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外来居民统统称为“黑人”。只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才能逃避这种称呼，上升为与俄罗斯人平起平坐的等级。对于一个有一半塔吉克斯坦血统的人来说，能毕业于享有盛名的克格勃培训基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并爬上少校军衔这种地位，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他被分配到苏联空军的航空运输团，那是一个把军火卖给反对西方政权的游击队，或第三世界政权的秘密组织。他会说葡萄牙语，所以在安哥拉内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空军中建立起一些可怕的特殊关系。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时，局面混乱了好几年，部队的司令官们纷纷把他们能够得到的军事装备廉价卖了出去，军事管理体系分崩离析。鲍特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购进了他自己部队的七十六架伊柳辛飞机，开始从事航空包机和运输业务。
到一九九二年，他回到了南方的家乡。阿富汗内战开始了，就发生在他的祖国塔吉克斯坦的国境对面，其中一个主要的权力争夺者，是他的塔吉克同胞杜斯塔姆将军。这位野蛮的将军所需要的唯一“货物”是军火。鲍特提供了。
一九九三年，他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露面，这里是经由比利时前殖民地、一直战火纷飞的刚果进入到非洲市场的便利之地。他的供应源源不断，前苏联庞大的武器库仍在按虚构的体系运转着，他的新客户中有卢旺达和布隆迪大屠杀的凶手。
最后，他把比利时人也搞得坐立不安了，于是他被赶出了奥斯坦德。一九九五年时，他出现在南非，把武器出售给互相交战的安哥拉政府和游击队。但在纳尔逊·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之后，他在那里的形势也开始变得不利，不得不匆匆地离开了。
一九九八年，他在阿联酋露面并在沙迦安顿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的档案放到了阿联酋当局的面前，于是在比尔·布伦顿与本·扎伊德警官一起坐到美国使馆办公室之前的三个星期，鲍特已经再次被撵了出去。
但他只是沿着海岸北上，搬到十六公里以外的阿治曼，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工商会大楼里搞了一个套房。人口仅四万的阿治曼，没有石油，只有少量的工业，与沙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对比尔·布伦顿来说，这次目击是很重要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上司柯林·弗莱明会对这个失踪的塞尔维亚人感兴趣，但这份报告肯定能使他获得胡佛大厦的赞赏。
“那么第三个人呢？”他问道，“你说你见到过他？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了。就在这里。他是你的一位同事吧？”
如果比尔·布伦顿认为他在这一天得到的惊天消息就此结束，那么他错了。他感觉到他的胃部在搅动。他仔细地从办公桌最下面的一格抽屉里拿出一本卷宗。这是使馆工作人员的简明花名册。本·扎伊德警官毫不犹豫地指向文化随员的那张脸。
“就是这个，”他说，“他就是坐在桌子边的第三个人。你认识他？”
布伦顿当然认识他。美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多，但这位文化随员是一个大忙人。这是因为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之下，他实际上是中情局驻阿联酋的情报站站长。
来自迪拜的消息使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怒火中烧。倒不是因为兰利[12]的人跟弗拉基米尔·鲍特那样的人搞在一起。这也许是情报收集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使他愤怒的是，中情局的某一个高官显然对国务卿柯林·鲍威尔本人，和他自己的上级司法部长说了谎[13]。这么做显然打破了许多规矩，而且他清楚地知道是谁破了这些规矩。他打电话到兰利，要求紧急会晤。
弗莱明以前见过这个人。他们曾当着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面发生过抵触和摩擦，但没有伤及感情。对手之间偶尔还能互相吸引，但这次不同了。
保罗·德弗罗是早先马萨诸塞州的贵族后裔。他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文人雅士家庭。
他在上学之前就显示出他的聪敏才智，之后顺利地就读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那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耶稣会学术机构之一。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波士顿高专的导师们对他的评语是，一个优秀人才，如果没有成为资深学者，那么有一天肯定会加入耶稣会。
他攻读的是人文科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主攻哲学和神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与他的资深神学导师一起就教义的概念问题讨论到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