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德弗罗坚信联邦调查局不会撤消他的“游隼计划”，但他还是为与柯林·弗莱明的这次针锋相对的会面而深感烦恼不安。他并没有低估对方的才智、影响或情感。但真正使他担忧的是耽搁了时间。
“游隼计划”只有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和白宫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知情。对这个秘密计划掌管了两年之后，德弗罗已经接近，或者相当接近触发他精心设置的陷阱的最后一搏了。
目标只被简称为UBL。这是因为华盛顿的整个情报界把那个人的名字拼写成Usama，即乌萨马，使用的首字母是“U”，而不是媒体所喜欢采用的“Osama”[15]。
在二〇〇一年夏天，整个情报界普遍深信拉登将发起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屠杀会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的某个主要的美国利益机构；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会在美国领土上发动袭击。
这种念头贯穿在所有的情报机关里，但主要是在中情局和调查局的反恐部门里。反恐行动的重心是要提前发现拉登的真正计划，然后去预防它。
尽管总统第12333令禁止“终结”，但保罗·德弗罗的目标绝不只是阻止本·拉登，而且还要“终结”他。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这位从波士顿学院毕业的学者就已经明白，在中情局内的提升要依靠某种形式的专业知识。他的年轻时代是越战和冷战的时代，大多数新员工都选择了苏联部门。敌人显然是苏联，要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因此学俄语的门槛都快被挤破了。德弗罗选择了阿拉伯语，钻研伊斯兰教。别人都认为他发疯了。
他非常投入地学习，掌握了阿拉伯语，语言水平几乎可以被当作阿拉伯人；他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达到了《古兰经》学者的水平。他的回报随着一九七九年的圣诞节而来临：苏联入侵了一个叫阿富汗的地方，在兰利的中情局总部，情报官们这才慌忙寻找地图。
德弗罗表示，除了阿拉伯语他也会说不错的乌尔都语，也就是阿富汗的语言，还略懂巴基斯坦西北地区至阿富汗的部落族人说的普什图语。
他的生涯真正起飞了。他是第一批站出来说明问题的人之一，他指出，苏联已经掉进了一个泥潭却浑然不知；阿富汗的部落是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国占领的；苏联的无神论触犯了他们狂热的伊斯兰教义；在美国的物质帮助下，他们将会在山区基地里形成强大的抵抗力量，最终把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统领的苏联红军第四十军打得损兵折将，吃尽苦头。
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前，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们确实让一万五千名苏军士兵躺在棺材里返回了家乡；尽管阿富汗人一直在暗处抵抗，尽管占领军对阿富汗人造成了极其残酷的重创，但入侵者已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了。
正是阿富汗战争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共同作用，最后使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保罗·德弗罗已经从情报分析部转到了行动部，并与米尔特·比尔顿一起，把美国每年十亿美元的支持游击队的武器分发给那些“山区战士们”。
在阿富汗山区艰苦的生活、行军和战斗期间，他见过从中东过来的成百上千个满怀理想的年轻反苏志愿者。他们既不说普什图语，也不说达利语，但愿意在需要他们的时刻在异国他乡战斗和牺牲。
德弗罗很清楚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正在抗击一个威胁到他自己国家的超级大国。但这些年轻的沙特人、埃及人和也门人在那里做什么呢？华盛顿不理会这些中东年轻人，以及德弗罗所写的报告。但德弗罗对这些年轻人着迷。这位中情局特工会装作对阿拉伯语一窍不通的样子，连续几个钟头听他们讲话，欣赏着他们反对无神论的言论。
而且，他们也同样仇恨和蔑视基督教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些人中，有一个被宠坏了的生性狂热、喜怒无常的沙特巨富的后裔，投入千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巴基斯坦建立训练营和难民营，把食物、毯子和药品分发给其他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他的名字叫乌萨马。
乌萨马·本·拉登想成为一位像艾哈迈德·马苏德[16]那样的勇士，但实际上在一九八七年暮春时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米尔特·比尔顿把他称作“被宠坏的小鬼”，但德弗罗密切地注视着他。这个年轻人除了喋喋不休地提及真主之外，还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总有一天这种仇恨将会发泄到除了苏联人以外的其他目标上。
保罗·德弗罗回到兰利，获得了一连串奖章。他已经选择了独身，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问和工作上。他已故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巨额财富，在他位于老亚历山德里亚的那座优雅的房子里，收藏着令人羡慕的伊斯兰艺术品和波斯地毯。
他曾试图告诫官方，要警惕苏军撤走后任由阿富汗陷入内战的愚蠢做法，但是柏林墙倒塌引起的欣慰导致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在苏联陷入混乱，东欧国家纷纷为自由而倒向西方的形势下，世界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了一潭死水，世界唯一余留的超级大国所构成的最后威胁，正像太阳升起之前的雾气一般在蒸发。
德弗罗回国后还没来得及坐稳屁股，萨达姆·侯赛因就在一九九〇年八月入侵了科威特。在美国阿斯彭，冷战的胜利者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商定，他们不能容忍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第一批美军F-15战鹰升空飞往阿曼的图姆莱特，保罗·德弗罗也踏上了奔赴美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的路途。
节奏太快了，日程太紧了，要不然他肯定会注意到异常。一个同样是从阿富汗返回的年轻沙特人，领导着一个叫“基地”的组织，提出愿为法赫德国王服务，以保卫沙特阿拉伯免遭北方好战邻国的入侵。
沙特的君主很可能也没特别关注这个小股武装的头领，所以忽视了他提供的志愿服务，相反允许由五十个国家组成的五十万外国战士，来把伊拉克军队撵出科威特并保护沙特的油田。这些战士百分之九十是异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他们的作战靴行进在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同一片土地上。其中差不多四十万是美国人。
对那个沙特狂热分子来说，这是对真主和先知默罕穆德的侮辱，是不可容忍的。他宣战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针对许可外来入侵的沙特王室。更重要的是，德弗罗最初在兴都库什山区注意到的那种仇恨，现在已经找到了发泄的目标。拉登接着宣布对美国作战，并开始着手制订计划。
假如在海湾战争结束和胜利之时，保罗·德弗罗就被调到了反恐中心，那么历史的进程也许会发生改变。但在一九九二年，反恐中心还是一个级别很低的部门；政权转移到了比尔·克林顿手中；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进入了他们最糟糕的十年。先是中情局爆出丑闻，奥尔德里奇·艾姆斯在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背叛祖国；后来又传出消息，联邦调查局的罗伯特·汉森也是个叛徒。
在与苏联对抗了四十年之后，本应该是胜利的时刻，两个情报机关却都遭受了领导、士气和信任上的危机。
新的领导崇尚一条新的原则：政治上的正确性。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伊朗门”丑闻经久不散，导致新领导不再崇尚勇气与胆量。精明能干的好员工大批离去；官僚主义者和阿谀奉承者被提到了中层领导的岗位上。具有几十年前线斗争经验的情报员们受到了冷落。
在招待酒会上，当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自鸣得意地宣称，至少阿拉伯世界还爱戴美国，保罗·德弗罗对他们报之以礼貌的微笑。这种爱戴只限于他们刚刚访问过的那十个王子。这位耶稣会会士出身的情报官曾经影子般地在穆斯林的街巷里穿行多年，在他的内心，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不，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四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驾着一辆租来的面包车驶入了纽约世贸中心地下第二层的停车场里。车上装载着大约五百到七百公斤的以化肥为原料的自制炸药，叫硝化脲。幸好对纽约人来说，它的爆炸威力还远远不够强大。
尽管如此，它还是造成了一次轰动。那时没人知道，甚至都没有人去怀疑，这次威力不大的爆炸是为一场新的战争打响了第一炮。
德弗罗当时是整个中东处的副处长，虽然在兰利的总部办公，但经常出差。部分因为他旅行时的所见，部分因为从中情局驻在世界各地伊斯兰国家的情报站涌进来的报告，使得他的注意力由阿拉伯的宫殿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他开始要求从驻外情报站获得补充报告，不是关于当地的部长们在干什么，而是关于大街小巷、农贸市场、宗教圣地、清真寺里的普通人，尤其是学校里接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青年们的内心思想。他观察和倾听得越多，警钟就敲得越响。
“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他内心的那个声音在告诉他。“他们只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协调人。”
他自己花时间进行研究，再次拾起了那个沙特狂人奥萨马·本·拉登的线索。他获悉，那人因粗暴无理地指责君主允许异教徒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被逐出了沙特阿拉伯。
他还获悉，拉登先是安顿在苏丹，又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狂热的纯伊斯兰国家。喀土穆[17]要把这个沙特的狂热分子移交给美国，但没人感兴趣。然后他又走了，回到了阿富汗的山区，那里的内战已经结束，政权落到了最狂热的极端宗教派别塔利班的手中。
德弗罗注意到，这个沙特人带着巨额财富抵达阿富汗，给塔利班奉上了几百万美元的礼物，很快成了那里的知名大人物。拉登带着差不多五十名保镖抵达阿富汗，并发现他共同战斗过的几百名外国（非阿富汗）穆斯林战士还在那里。在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和基达一带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这位归来者已经开始了两项狂热的计划：一是在十几个地方精心挖掘复杂的山洞；二是建造训练营。营地不是为阿富汗军队建造的，而是给志愿恐怖分子使用的。消息回传到了保罗·德弗罗那里。伊斯兰对美国的仇恨已经找到了一个协调人。
此时发生了美军突击队员在索马里遭到大屠杀的惨剧，这是情报不准所导致的。美国人不单低估了军阀阿蒂德的反抗，更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人在对美国人作战，不是索马里人，而是更为老练的沙特人。一九九六年，一颗巨型炸弹摧毁了在沙特阿拉伯达兰的科巴尔大厦，造成了十九名美国军人死亡，其他多人受伤。
保罗·德弗罗去见局长乔治·特内特。
“让我去反恐中心。”他要求说。
“反恐中心已经满员了，而且他们干得很好。”中情局局长说。
“在曼哈顿死了六个人，达兰死了十九个。这是奥萨马·本·拉登干的。拉登和他的组织即使并没实际去安放炸弹，也肯定是幕后策划者。”
“这我们都知道，保罗。我们正在处理这事。调查局也同样。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