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觉得张爱玲常常给人一种非常关注钱，非常势利的感觉，好像她笔下的人物从来都很自私。比如在她《传奇》与《流言》的再版自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视窗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时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很多人都在引述“出名要趁早”，但大家没注意到，为什么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迟了就不痛快呢？事实上这段话后面还有一段话，那才是真正的重点：“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句话跟前面那种急功近利，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她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学者李欧梵教授提出来的“苍凉”感。
这种苍凉感是怎么来的？要知道，张爱玲活在乱世之中，就像她的小说《小团圆》里面的女主角九莉一样，念书的时候，遇到日本侵华，生命中最重要的黄金阶段都是跟战争在一块的。在这样的乱世底下，她非常清楚所谓文明，是会衰退的；所谓世界，是会崩坏的；战争，是在我们身边的。她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及时行乐的背后是很荒凉的，因为她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自私，她对世事的认知非常清楚。在乱世的状态下，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她把笔下那些乱世中的人物聚在一块，给他们一个苍苍茫茫的背景，然后看这些人在乱世中踯躅，看他们怎么样去浮沉。当你有这样一个历史感的时候，整个时间的感觉就变了，你会发现，张爱玲所谓的小资情调背后是一种非常荒凉，甚至虚无的现代时间观念。
张爱玲的研究近年成为显学，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她的自传又引发了争议。我国文学界对任何一种文学的研究都会很快发展到索引派的方向。比如红学，基本上已经不是在研究文学，不是在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而是在谈曹雪芹这个人了。同样，最近研究张学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本书是正合适的。大家都觉得书里的人物跟张爱玲过往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的人物太吻合了：她的母亲、她的姑姑、弟弟、爸爸，她的老公胡兰成，甚至还有导演桑弧等等，全都能套进去。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把这本书当成自传来看。
有些张迷看了这本书很不满，觉得她写得并不好。大家对张爱玲的印象停留在她30岁前后的那批作品里，那的确是她最炫目的作品。她前期的作品之所以特别让人喜欢，因为文章里有很多出名的比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擅长把外在的景物描绘当成是内心情感映衬。但是如果她一辈子都这么写，聪明反而变成时让人厌倦的炫学，炫才是很空洞的。从这个角度看，晚期的张爱玲并不是退步了，而是写法不同了。
我觉得《小团圆》是她一生作品的集大成。很多评论家说这本书写得不好，主要集中批评头两章，第一章讲主人公九莉在港大念书的时期，第二章讲一些家庭关系。这两章出现的人物之纷杂叫人目不暇接。人物一个接一个出场，有些人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段与段之间很不衔接，人物的称谓也很乱。但是这些背景的描述都非常重要，张爱玲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九莉这个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怎么行事，怎么反应。这种行事反应的特色是一种疏离的、自私的、清楚算计的。人跟人之间的较量不只是一种现实名声、地位财富的较量，还是聪不聪明的较量。她让我们看到九莉是这样一个很可怕也很冷的人。
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有一段提到九莉的母亲来香港看九莉，这时学校放暑假，整个宿舍不能光为九莉一个人开着，所以她妈妈就把她寄托到修道院去。这么做看起来好像是给不起钱，为了省点钱，而没想到的是九莉妈妈来香港住的居然是浅水湾饭店，当年香港最贵的饭店，这使得情况稍微有点尴尬。有个修女叫亨利嬷嬷，亨利送她们一路下山并让九莉送她妈妈回酒店。九莉怕跟亨利嬷嬷一块上去。“明知她绝对不会对她说什么，但是自己多送几步，似乎也是应当的，因此继续跟着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见马路了。”她知道一定有一个男人开着车送她妈妈来的，这个男人跟她妈妈有不寻常的关系。现在看到马路就快看到车子了，无论如何，她就站住了。
九莉送妈妈，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是一个要表演给修女看的行为。所以她会要多送几步，但又不想再让自己走前一步看到妈妈的情人，于是就止在了那里。这样的描写是标准的张爱玲式。一个念大学的小女孩，会懂得这么多内心的计算，对人情非常历练的观察跟想法都很成人化。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她其实在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懂事到可怕的孩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