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正是坐在这样浓郁的夜色里。两脚垂在机翼边缘，随着忽高忽低的星星们不规则地摆动。她上身穿着作业时的偏灰色的橄榄绿的短袖衫，下身还是迷彩长裤，战斗帽的帽檐微微偏离正中，脚上的军靴鞋带散开，看起来颇为随意。她用手抚摸着怀里的小猫，猫是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随处可见的品种。猫看起来不过一岁左右，尾巴却已粗得堪比粗麻绳。此时我才算看见风的痕迹。它们削过她和猫不规则的边缘——不是传统意义上去掉某一部分的“削”，而是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颜色就会变淡一点。猫从女孩手里挣脱，沿着机翼落落大方地跑来跑去，丝毫不担心底下并不是陆地。后来猫跑到我正往外看的窗口处，也不知怎么就坐在同窗口齐平的高度。它“呜鲁呜鲁”地从胸腔里发出沉闷的低吼，时而抬起前爪用粉色的小舌头舔舐上面的绒毛。女孩还坐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双手握住机翼边缘，偏过头看着猫，和我。
“天要亮了。”她这么对我说。也可能是对猫说。可能是对任何一个我看不见的物体说。毕竟这里是天空之上，我并不清楚超越人类生存高度的地方会有什么有违常规的事情。所以我从不抵赖天空之城的存在，也不否认似人类的生物长着翅膀。
但我还是朝她点点头。她对我笑了。是对我笑。因为她正看着我。不是猫，不是其他人。她的目光如炬，我能感受到它们覆盖在我身体表面的温度。猫转过身又跑向她。她抱住它，站起身。风的痕迹更加明显。她的颜色淡得要同周围墨兰的天空融为一体。
“再见。”她说。
再见。我闭上眼睛。恍惚间听见她一跃而下时同空气碰撞的轻响。
这是我第一次做梦，在我从军队退伍以后。在短暂的飞机上的睡眠中，我梦见自己竟变成一个老人。走路的样子和现在并无二致，相反还要精神许多。头发被剪得很短，黑白灰揉成一团，像无数人踩过的混乱不堪的草地。我还穿着那件在军队时的灰色训练衫和黑色的短裤，跑步的时候只要被车光一照，军队的字样就会反出白光。牙齿一颗没少，但也说不定是假牙，并没走近去看，远远对着老去的自己点了点头算是招呼。健康得很哟。我这样想着。年老的自己朝着年轻的自己缓缓走过来，他走得很慢，很用心，似乎在数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走了很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走了很久都没有缩短我们的间隔。随后在他身边渐渐出现其他的人，像嘉年华的游行队伍一般。他们穿着各色的服装，有人演奏着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应该是很多人，也许是一个交响乐团也说不定。演奏风格我从未听过——自认为听过许多版本，现在所听却全然叫不出名。他们像墨团般环绕在自己周围，花花绿绿，配上音乐甚为壮观。可是无一例外的都看不清脸，不知道谁与我为伍，也不知道我同谁为善。他们就这样朝着我走来，年老的我也许是笑着，但笑着并不能揭示问题——我从小就只会笑，傻笑，苦笑，大笑，抿嘴笑，笑是我唯一的天赋，并不是感受到愉快或欣喜，只是不知道如何同别人打交道罢了，于是一概用笑掩饰，别人自无可挑剔。
后来一个蓝色的人翻转着跃身跳上年老的我的肩膀，然后另一个绿人跳上蓝人的肩膀，接着红人、白人、紫人、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像是马戏团里表演的叠罗汉一样，越垒越高地自我肩膀处延伸到云端遮住的天空。俨然巨大又绚丽的墓碑，年老的我被埋在最最底端，却依然步伐坚定地，用同样速度朝我走来。白天换做黑夜，黑夜替代白天，他从日走向夜，走向我。
梦到这里结束。我醒来时没有流汗，没有心悸，没有任何噩梦留下的后遗症，因为说到底我也不懂我应该怎样感受这样的梦，就像我对已经发生过的很多事都失去了正确的感知能力。我无法评断自己。能体会早晨5点肚子的饥饿感，半梦半醒间似乎听到厨房有人问要不要烤吐司，接着扑鼻的香气绕过房间几道弯准确钻到蜷成一团的我的鼻子里，那时才算清醒过来。套上扔在床脚的连帽衣去厨房，确定空无一人，碗碟还是昨晚丢弃在水池的形状。我无法得知我在期待什么，也无法下定义自己是不是患了心理疾病。唯一清楚的是记忆犹新的饥饿感，生理机能是我仅存、正确的感知。我靠器官、肢体、大脑运作如常，心脏除去提供血液循环和“扑扑”跳动的物理作用再不存在感性认知里的所思所想。有一处针尖般的寒意哽在我心脏正中的血管，它在逐渐扩大，大到水煮蛋的大小，无味又顺滑地拽住颤动的神经纤维。现在它保持住这种冻住的姿态，将来势必还将扩展下去，说不定会连我整个人都冻成博物馆展出的冰雕也说不定，下面摆放好标签——“廉价处理”。
窗外依旧维持着女孩道别时的深墨蓝色。梦中时间无论多漫长也只化为人间一瞬，倒也解释为何我会老去并在游行队伍中数日行走。梦绝不现实，不仅是时间上的考虑，我同时并不认同有人提起过梦的预知。真正的未来从不曾在梦中出现，那些经过装点、歪曲，早已变了模样的所谓“今夜所见未来”不过是自我安慰时的臆想。梦里的过去也不再是过去。偏差颇大的事实和再不存在的人物时而客串“过去的梦”的演出。我躺在床上，眼睛闭上却看着梦里进进出出的再不可能出现的人向我招呼，问候近来情况，陌生一些的同我握手，亲密一些的同我拥抱。我曾混淆季节，在喀布尔1降下几厘米厚松糕般的白雪中同朋友穿着夏威夷衬衣坐在木制走廊上的野餐桌上抽大小王；也曾同早已分手的前任女友在堡垒的单身公寓的床上疯狂做爱，她的肚子已大到两人侧躺时我需要伸直手臂才能将她揽入怀中。那个从未出世的婴儿也在梦中达到了能活下来的最大期限。这些梦中出现的好似发生过的过去礼貌敲开我的大脑里管理记忆的门，彬彬有礼的、不带有好奇窥视房间内里的目光，吐字清晰地说：“日子煞是艰辛，先生至少让他在梦里认为回到过去罢。”管理记忆的细胞先生也粗心不已，大致认为人和事和地点上大致吻合便大致批准这似是而非的奇妙体验。
所以人以为梦便是现实的延伸，有时甚是现实，有时同是未来。
我转头凝视窗外，云层厚重。是不是云都不太清楚。在那样的视野情况下唯一明白的是坐在机舱里的自身。好歹有些微光线正一笔一画地描出自己的轮廓，紧接着老人的轮廓，再是座椅奇特的弯曲和柔软的颜色，最后是由近及远的乘客和空中小姐。他们看不见光线，他们在另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我伸出左手手掌，低下头仔细观摩手中纹路。倘若不是这光线，想必这些像被谁随意涂画般的痕迹不会清晰得如此毕现。甚至消失了也未尝不可。说不定这个世界是因为有光才得以存在。不然身陷混沌黑暗中的我们何以知晓自身形状和行为。道德、伦理、哲学、艺术，如此诸多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物都不会有发展空间，因为我们连自身是否真实存在都未可知，只是相似黑暗中一团独立的思维，一个想法，一缕灵魂。看不见的肉体就像从未存在，每每陷入黑暗我就会这样想。人类，也许那时候不会被叫做“人类”，会发起一场确认躯体容器的革命，往他人身上泼白色颜料，说到黑，白正好是其反义。但未曾考虑在浓郁的黑暗中尚不存在光的反射或折射，白色自然也无用武之地，就是这样吧？那么实际说来，我们并不能为此时此刻的自身而感到踏实和安全。谁也没办法确定我们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唯有光。如此想来不难明白太阳的用意，也不难明白现代人建立“不夜之城”或在世界每个角落大造灯具的用意。
突然间我手间静静停留的纹路开始褪色。先是变淡的肤色。接着是飞机地毯的颜色。再然后脚下地面如遇水溶解般逐一退去，溶去的颜色掺杂进底下闪烁不定的城市街道。街道似被烙煎饼用的格子锅狠狠压过，彼此间错落地留下平滑的分割。醒在凌晨的街灯被针线索引，沿着街道边角追逐曾生活在这的人的窃窃私语。我低头望去，十指紧紧掐住座椅扶手。我心下明白脚底那如风光片中被摄像机一扫而过的广袤世界地心引力般将我往下吸附，恨不得纵身一跃，同女孩和猫一样。它在等待我的应答。待我唤醒在长久夜晚中沉睡的灵魂。我知道只有此时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国家才向我展示了它的全貌——不再从摩天楼的高度，便利店的形状或其他片面而细微的视角去观摩，同毕加索曾作出的沃拉尔的肖像般，过去时光的碎片也从各地赶来拼贴在我脚下。
我竟像变色龙般参透了周围个中事物的表皮。我已将自己融于夜色，我可能也已把整架飞机，连同它的乘客——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变作了静静浮于城市夜空的巨大变色龙，四下景色无不从它尚不能称为鼻子的小孔到它微微扬起的螺旋形盘卷的尾部流淌出来。
“一周后来取可好？”
年轻男人的声音在我的右耳边隐隐作痛。我转过头，如果还能称之为“头”，看见脸上长有雀斑的棕色头发的男孩用手指挠挠耳背。连日浸在雨中阴沉的街道正透过橱窗恶狠狠地瞪视明亮的室内。裁缝用的卷尺四处散开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间。一台缝纫桌上还留有用来测量衣服长度的直尺和粉笔。西服布料压在直尺底下，是深墨色的，布料看起来很薄，很柔软。一排衣架在我的两点钟方向，上面挂着不算多的几套做好的西装。西装笔挺挺的，比胡桃夹子里的锡兵站得还直。
“您看，您要求的这么急切，可我们也不是什么魔法师。”男孩身着白色长袖衬衣和黑色马甲，下着黑色凉爽呢面料的、像英国小学生一样的短裤，西装外套搭在右手胳膊上还没来得及放下：“就算您开店前就在门口等着，可是您之前还有其他客人。这不像是新产品发售前商店门口排队进场，您排在今天第一个您就一定能买到东西。况且就像太阳周期一般规律，做好一套西服也需要必要的过程和时间。最快，您也得给我们四天。”
“您总不能盼着我们挥一挥直尺，您要的西服就从布料里跳出来吧？”男孩用职业的口吻稍嫌不耐烦地说道，眉头微微挤到一处却还保有职业性的礼貌。他另一只手中还端着星巴克买来的咖啡。
“您说呢？”他定定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我的手掌纹路又变得固定起来，身上穿着一件同这里气氛毫不相符的蓝色T恤衫，胸前写着“I AM A DOC·”2。我匆忙向男孩点头。男孩表情稍有松缓。
“老师还没来，他来了我会告诉他的。”男孩说。
“那就拜托您了。”我朝他微微点下头。他早已转过身，挥了挥手中的咖啡，算是示意听见我说的话。他熟练地把扔在一处置物柜上的卷尺挂在自己脖子上，医生挂着听诊器一般。
我走出西装店，门在我身后清脆地撞上门框。门内右上角装着铜质的小铃铛，不论人离去还是进入都会叮铃作响。既省去进来之人打招呼的麻烦，也省去店内之人忽视客人的可能。
屋外是巴尔的摩都少见的阴雨连绵的夏天。西装店位于距离芒特弗农广场不远的一条较为清闲的小街道上。站在这里还能看见广场上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女孩说，握着她的步枪：“就觉得这句话特别地道。说实话不懂这么高深的道理。但总觉得好像被人批准了一样。在军队里待久了，要是没人说，‘嘿，不错，你就放手干吧’，这样的话总觉得不自在。虽然不清楚到底是哪个起草人想出来的句子，总归来说它向社会传达了这样一件事——不必在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用自己的方法追求一样梦寐以求的东西怎么都不为过——就想这么做来着。”
我点点头，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女孩。周围如小丘般倾斜的坡道上停放有几辆保养极佳的汽车。地面水洼沉积，我埋下头，模糊的水影照出无法分辨的面容。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瘦了很多，胡子也没有刮尽，头发似乎该整理一下，油腻腻的像扔在垃圾桶里的剩菜。眼窝深陷，像皮肤后有块状态极佳的磁铁将之深深吸进。鼻子上沾了块不知是什么的东西，用小指将它刮下。胸前衣襟上还有一个墨水点，也许是写什么的时候弄上去的。怪不得西装店的男孩看我的眼神多少有责备之意——西装可不是随便给这样的人穿的——或许心中这样想也不一定。
雨还在下。早晨的街道上行人不算太多，雨无意间就区分出有事可做和无事可做之人。我倒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忙碌、勤劳又刻苦的人的一份子。若不是顾及离开前没有合适的服装，大不会在这样下雨的早晨穿过几个街区到这里来。
我将离开这个国家。我看着水洼倒影中的自己。雨虽不大，却已然密密麻麻洒在我的头发、肩膀和胸前襟上。像是不均匀落在糕饼上的糖粉。即便是夏季，我依然觉得冷嗖嗖的。而这场雨丝毫没为中断夏季正该粘稠的暑气而感到抱歉，兀自从上周三一直下到现在。上周三，似乎就是那时候的事情。那天当我回到在内港租住的小公寓时，发现自己的行李被人全部扔在公寓楼门口的垃圾箱旁。总共是一个灰红相间的登山用背包，一个棕白色的运动挎包，一口袋书籍和CD，还有一幅从学美术的大学生手上买来的玛格利特的《红色模型》的临摹画。画中青灰色的靴子脚承受不了细细密密的糖粉雨，流出泪来。画纸变得凹凸不平，一道道细痕切开画面的连贯性。
我站在街对面。短短的、不到10秒能走完的距离，没有车，没有行人，没有狗。我却似被锁住般，静静盯视那堆像被人强暴般，四分五裂，肚肠流出的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