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这种制度自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历封建社会2000年之久而基本未变。
第四，以“五德终始说”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秦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为自己的一统天下寻找正当的理论根据，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衣服旄旋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车同轨，书同文”
除了在政治上建立皇帝制度、建立****主义中央集权以外，秦始皇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也作了一些统一的工作。
颁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律令。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国家呈报，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他们的私有权，并给予保护。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上农除末”，打击非生产性活动，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这一措施对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除郢爰流行于楚国外，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魏、赵等国，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秦在统一全国前，度量衡方面的情况与货币也差不多，非常混乱。秦已于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全国统一后，秦政府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
战国时代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文字难写、难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严重阻碍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修驰道堕壁垒。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同时各国间的道路宽窄也不一致，影响交通往来。秦始皇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20年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一条由咸阳直向北伸的“直道”，仅用2年多的时间即告完成。这些“驰道”、“直道”，再加上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后又统一道路和车轨宽度，便利了交通往来。秦统一后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对中国历史的走向，毋庸讳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的诸侯争霸，战国七雄的分裂混战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在统一以后，他在政治上创立了皇帝制度以及其他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对后代影响深远，在经济、文化上，为中国的统一和融合也做了很多事情，被誉为“千古一帝”。
文景之治
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39年，从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学家称羡的时期。
文、景二帝先后统治了近四十年。据史书记载，由于经济的复苏，百姓人给家足，国家仓库中堆满钱粮，串钱的绳子日久而腐烂，粮食年年相积而陈旧变质。因此，国家财富盈溢，社会人口激增，出现一派升平景象。这种景象被后世史学家称誉为“文景之治”，它为后来汉武帝时的富强盛世，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静无为”
西汉之初，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思想成了治政之主导思想。黄老学派亦即道家学派，该派把黄帝、老子尊奉为创始人，主张“无为而治”的统治术，认为治政者只要政治措施简单，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静下来而不会起来造反。高祖时就已推行“无为而治”，惠帝继之。到了文帝及其子景帝执政期间，进一步大力执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之政策。
“黄帝之学”与“老庄”学说总体上都是强调“虚”、“因”、“静”，即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黄帝之学”在强调无为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刑”、“德”并用，是将原始道教学说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加以延伸的结果。所以“黄老”政治的实行并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一种统治策略的选择。在汉初的思想界和统治集团内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终获得了皇权的认同，并使这个思想付诸实际政治过程，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对政治统治方式的干预在汉初并不仅仅是道家一个学派，提出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陆贾，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他同样也主张“无为”而治，说明儒家也在“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积极改变原始儒学中迂腐的部分，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静无为”政治路线的选择，不能完全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汉初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历史抉择，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秦的****及战国以来的社会动荡不安是这种要求产生的直接社会基础，但普遍的社会要求并不能自动演化为现实统治者的正确思想。秦统一后的社会也是希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统治者没有顺应民意。****导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迅速灭亡。秦****的历史惯性在汉初依然存在，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没有大的差异，汉高祖对各级官吏“背公立私”提出过严厉批评。汉文帝策问晁错的题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著名政治家贾谊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所以汉初统治者选择顺应社会的治国方针，是整个统治集团政策的重大调整，绝不是消极的无为。
文景之治
仅仅依靠“清静无为”的安宁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真正进步。加快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给人民以实惠。刘邦即位后，秦代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在汉初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时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在“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此外，口赋、算赋、更赋等赋税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徭役曾是秦代****的象征，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悌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汉初还逐步调整盲目抑商的政策，使商人和商业流通发挥出服务社会的作用。文帝时又接受晁错“入粟拜爵”的方法，使商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得到满足，农民多余的粮食也有了出路。
秦律的烦苛与残暴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宽容”，但较之秦代肯定是大为减轻并且有章可循。特别是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释之不以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例如，一次文帝要对惊其御马的人处以极刑，而张释之认为只能处以罚金，最后说动了文帝。还有一次文帝要对盗高祖庙前玉环的人判族刑，廷尉认为只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见。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维护法律尊严的风气，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应该说，汉初的统治者对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自我反省，因而做到自我约束。这个风气起于汉初，文景尤盛。汉初刘邦责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虽然不是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决定性因素，但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节省民力和控制社会的奢侈浪费还是极为有益的。
文景都强调统一，反对分裂。汉初分封了大批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很快就成为割据势力的代表。刘邦用其统一后的余生与之作斗争，终于剪灭异姓诸侯王。但他错误地总结了历史教训，又分封大批同姓诸侯王，他们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富庶的土地与人口，也很快成为与中央抗争的地方分裂势力，严重威胁着刚刚建立不久的统一政权。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分裂势力终于联合七国反叛，景帝采取果断措施，仅用三个月就平息了这场叛乱，使分裂势力受到重创。七国之乱之所以没有形成气候，与汉初以来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厌恶战乱的心理密切相关，是休养生息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景帝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第一，继续实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诸侯国的土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王，削弱其力量。第二，改革制度。王国官吏由诸侯自行任命改为由中央直接任命，并从名称上将中央官职与王国官职区别开，从而降低王国官吏的地位。第三，“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王国的统治权。通过这些措施，王国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统一的中央集权局面才真正形成。
打击社会异动势力。所谓社会异动势力在汉初主要是豪强势力。
应当说，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给予后世许多启发。第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第二，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统治者要善于总结历史教训，不断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方针政策，顺应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文景之治”被历代有为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