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无数的机会给了他权力；所有的人们，好像是出于共谋，一同巩固了这种权力。机会造成了当时法国执政委员们那样的人物，他们服从他；机会造成了巴弗尔一世那样的人物，他承认他的权力；机会造成一个反对他的共谋，这个共谋不但没有损害他，且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机会使翁歧安公爵落到了他的手中，并且意外地使他杀死他，因此这比一切的方法都更有力量地使群众相信他有理，因为他有权力。机会造成了这个情况，就是他虽然集中全力准备远征英吉利（这显然要使他毁灭的），他却从来不曾实现这个意向，而偶然地攻击马克和不战而降的奥地利人。机会和天才给了他在奥斯特理兹的胜利，并且由于机会，所有的人，不但法国人，而且整个欧洲——除了没有参加那些要发生的事件的英国——所有的人，都不管他们先前对于他的罪恶所怀的恐怖和憎恶，现在都承认他的权力，他给他自己的头衔，他的伟大与光荣的理想，这个理想在所有的人看来是极好的、合理的东西。
好像是为了估量他们自己，对当前的运动作好准备，西欧的军队，加强着，壮大着，在一八〇五年、一八〇六年、一八〇七年、一八〇九年，向东方推进了好几次。一八一一年，在法国组成的一个人群，和中欧的各国人民汇合成为一个庞大的人群。随同人群的扩大。替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作辩护的力量也加大了。在这个大运动之前的十年预备期间，这个人结交了所有的欧洲的君王。世界上的被褫夺权力的君王们，不能使用任何合理的理想，反对拿破仑的毫无意义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一个地连忙向他表示他们的无足轻重。普鲁士王派他的妻子去求这个伟人的恩典；奥地利皇帝认为这个人把皇帝的女儿带上他的床乃是一种恩惠；教皇，各国的神圣物的监护人，用他的宗教帮助这个伟人提高地位。与其说是拿破仑使他自己准备去执行他的任务，毋宁说是他四周的人使他准备去担负所发生的和应发生的事情的责任。他所做的行为、罪恶和不足道的欺骗，没有一件不立刻在他四周人们的口头上当作了伟大的事业。德国人能够替他想出的最好的庆祝是耶拿和奥拿斯泰特的庆祝。不但他伟大，而且他的先人、他的兄弟、他的义子、他的妹丈都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是为了使他丧失最后的理性，并且为他准备可怕的任务。他准备好了的时候，军队也准备好了。
侵略军向东急进，达到了最后的目标——莫斯科。都城被占领了；俄军所受的损失，超过敌军以前的从奥斯特理兹到发格拉姆各次战争中所受的损失。机会和天才始终不渝地用一连串的成功把他引向注定的目标，现在那些机会和那种天才都没有了，却忽然出现了无数的相反的机会，从他在保罗既诺的受凉，以至严寒和焚烧莫斯科的火星；他的天才，却也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是空前的愚蠢和卑鄙。
侵略军逃跑着，向回转，又逃跑着，而所有的机会现在已经不赞助拿破仑，却老是反对他了。
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发生了，它和先前自西向东的运动是异常相似。在这个大运动之前，在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年，有过同样的自东向西的运动的试图；有过同样的广大人群的结合；中欧各国人民同样的加入这个运动；中途同样的动摇；和同样的越接近目标时速度越大。
巴黎——最后的目标——到达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被毁灭了。拿破仑本人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所有的行为显然是又可怜又可憎的；但是又有了不可解的机会：联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一切灾祸的原因；他的实力和权柄被剥夺了，他的罪恶和欺诈被暴露了，在他们看来，他应该是一个像他十年之前和一年以后那样的人，不守法的强盗。但是由于某种奇怪的机会，没有人了解这个。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毕。这个在十年之前、一年以后被人看作不受法律保护的强盗的人，被送到离法国两日航程的岛上去了，这岛是因为什么缘故给他作为他的领土的，还拨给他卫队和几百万金钱。
4
各国人民的运动在它的岸边平息了。大运动的波涛低落了，在平静的海面上发生了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里旋转着，以为是他们造成了运动的平静。
但平静的海忽然动荡了。外交家们以为，他们的不和，是新的风浪的原因；他们期待他们的君主之间的战争；他们觉得这个局面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正在翻腾的这个波涛，并不是从他们所期待的那个方面发生出来的。那个波浪又是从运动起点——巴黎——发出来的。从西方发生了这个运动的最后的逆流；这个逆流就是要解决那似乎无法解决的外交困难，结束这个时代的军事运动。
那个毁灭法国的人，没有阴谋，没有兵，独自回到法国来了。任何卫兵可以逮捕他；但是由于奇怪的机会，不但没有人抓他，而且大家都热烈地欢迎这个他们在一天之前所咒骂的、一个月之后又要咒骂的人。
为了替这最后的共同的一幕作辩护，这个人还是有用的。
这一幕是表演了。
最后的角色是扮演了。演员奉命卸去衣装，洗去铅粉和胭脂：不再需要他了。
经过了好几年。在这个期间，这个人孤独地在他的岛上，向他自己表演一幕可怜的喜剧，他欺诈、说谎，在不需要辩护的时候，为他的行为作辩护，并且向世界说明，在那一只无形的手指导着他的时候，人们当作权力的东西是什么。
舞台监督，结束了这个戏剧，卸下了演员的服装，把他指给我们看。
“看吧，你们所相信的是什么！这就是他！推动你们的不是他，却是我，你们明白了吗？”
但人们被运动的力量弄迷惑了，很久没有了解这一点。
亚力山大一世的生活显出了更大的连贯性与必然性，他就是领导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的人。
那个保护了别人、率领这场自东向西的运动的人，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正义感和对欧洲事务的关心，然而又是目光远大、不被小利所蒙蔽的关心；需要的是对同伴们——即当时的帝王们——道德上的优越；需要的是温柔的、美好的个性；需要的是对拿破仑的个人怨恨。亚力山大一世身上具备了这一切；这一切是由他过去全部生活中无数的所谓偶然性预先形成的，亦即教育、自由主义的措施、周围拥有许多顾问、奥斯特理兹战役、提尔西特会谈和厄尔孚特会议。
在民族战争时期，这个人没有活动，因为不需要他。但是一旦爆发全面的欧洲战争显出了它的必要时，这个人便在这个时候，在应有的地方出现，并且联合欧洲各个民族，领导他们去达到目的。
目的达到了。在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之后，亚力山大便处在人类可能达到的权力的顶峰。他怎样运用这个权力呢？
亚力山大一世，欧洲的仲裁人，这个从早年就只努力为他的民族谋幸福的人，是自己祖国的自由改革的首倡者，现在，当他似乎拥有最大的权力，因而能够为他的民族谋幸福的时候，当拿破仑在流放中作出儿戏似的虚假的计划，说假使有权力他便要为人类谋幸福的时候，亚力山大一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感觉到上帝的手在帮助他，他忽然认为这个虚假的权力是无足轻重的，他离弃了这种权力，把它交给他所轻视的可鄙的那些人，他只说：“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大名！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们一样的人；让我作为一个人那样活着，想想我的灵魂和上帝。”
好像太阳和太空的每一个原子都是球形的，它本身是一个整体，同时又是大得为人类所无法了解的那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一样——每一个人本身都有自己的各种目的，然而，他具有这些目的，是为那个人类所不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落在花上的蜜蜂把一个小孩螫了一下。于是这个小孩怕蜜蜂，说蜜蜂的目的是螫人。一个诗人欣赏蜜蜂在花蕊里采蜜，说蜜蜂的目的是采集花蜜。一个养蜂人看到蜜蜂采集花粉与蜜汁，带到蜂巢里去，说蜜蜂的目的是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仔细地研究了蜂群生活，就说蜜蜂采集花粉与酿蜜是为了喂养小蜂，供养蜂王，就说蜜蜂的目的是种族的延续。植物学家看到蜜蜂把雄蕊的花粉带到雌蕊上，使雌蕊受粉，便认为这就是蜜蜂的目的。另一个人研究植物的传播，看到蜜蜂有助于这种传播，于是这个新的观察者就可以说，这就是蜜蜂的目的。但是蜜蜂的最后目的并不是用人类智慧所能发现的这个、那个，或任何一个目的可以说得清楚的。在发现这些目的的时候，人类的智慧越发达，那就越无法了解最终目的。
而人类所能做到的只是观察蜜蜂的生活和他种生命现象的相互关系。对于历史人物和各国人民的目的，也可以这么说。
5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嫁给别素号夫，这个婚事是老罗斯托夫家中最后一件喜事。同年，伊利亚·安德来伊支伯爵死了；事情总是这样的，他死后老家庭也就分崩离析了。
上年的事件：莫斯科的火灾、逃离莫斯科、安德来公爵的死、娜塔莎的失望、彼恰的死、伯爵夫人的悲痛，这一切好像一个接一个的打击，都落在老伯爵的头上。他似乎不了解，并感到自己不能了解这一切事件的意义。因此，在精神上他这个老人觉得非常沮丧，仿佛在等待和祈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显得恐怖而心神恍惚，有时看来活跃而有进取心，但显得不自然。
娜塔莎的婚事在表面上使他忙碌了一阵子。他筹备午饭和晚餐，显然想要显得自己心情愉快；但是，他的愉快不像从前那样有感染力，却恰巧相反，引起了那些认识他的和爱他的人们的怜悯。
在彼挨尔夫妇离开之后，他安静下来，并且抱怨生活过得太无聊。过了几天，他得病了，躺在床上。在得病的头几天，虽然医生安慰他，但他知道，他起不来了。伯爵夫人在他床头的椅子上过了两星期，没有脱过衣服。每次她递给他药品时，他都啜泣着默默地吻她的手。在最后一天，他一面号啕大哭，一面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饶恕他断送了家产——这是他所感到的自身最大的罪过。他受了圣餐礼和终油礼，平静地死去了。第二天，成群的熟人来哀悼死者，挤满了罗斯托夫家租下的屋子。所有这些熟人，过去常常在他家里吃饭跳舞，也常常嘲笑他，现在都带着同样的内心责备和深受感动的心情，好像是在对谁为自己辩护说：“是的，无论怎样，他是一个极好的人。这样的人现在已经遇不上了……谁没有弱点呢？……”
正当伯爵家的境况那么混乱，以致不能想象，假使他再活一年，这一切将如何了结的时候，他突然死去了。
尼考拉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正随着俄军驻扎在巴黎。他立即呈请辞职，没有等到批准，就请假来到莫斯科。在伯爵死后一个月，他对家中挥霍金钱的情况才完全明了了，这些无可怀疑的小债加起来的巨额令人吃惊。债务要比家里的财产多一倍。
亲属和朋友们劝尼考拉拒绝接受遗产。但尼考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对父亲的神圣的孝心的一种玷辱，因此他不愿听到拒绝的话，接受了遗产和还债的义务。
在老伯爵生前，由于他待人接物的宽厚善良，对于债主们产生了不太明显然而有力的影响，使他们缄默了很久，现在他们都突然来讨债了。事情总是这样的，他们发生了争执——谁先得到钱，就像米清卡和其他一些持有作为馈赠的空头期票的人，现在成了逼债最凶的债主。他们既不让尼考拉缓期，也不让他安宁，那些似乎可怜老伯爵的人——老伯爵是使他们遭受损失的人（假使有损失的话）——现在都无情地逼迫那个显然对他们并无责任、而是他自愿承担债务的年轻的继承人。
尼考拉所提出的计划没有一件办得到；地产按对折的价钱拍卖了，但仍有一半的债务没有偿还。尼考拉接受了妹夫别素号夫提供给他的三万卢布，以偿还那部分他认为是到期的要付现款的债务。为了避免因为还欠债而坐牢，像债主们向他所恐吓的那样，他又去服役了。
在军中他可以最先补升为团长，但是由于母亲现在抓住儿子不放，好像抓住生命的最后寄托物一样，因此要到军队里去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不愿在莫斯科和从前的熟人待在一起，虽然他厌恶文职，但仍在莫斯科接受了文职，于是他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和母亲和索尼亚住在谢夫采夫·夫拉饶克街的小屋里。
娜塔莎和彼挨尔这时候住在彼得堡，对尼考拉的情形了解得不清楚。尼考拉借了妹丈的钱，极力对他隐瞒自己的贫困的情形。尼考拉的境况是特别困难，因为他不但要用一千二百卢布的薪水维持自己和索尼亚及母亲的生活，而且还要那样地供养母亲，就是不让她注意到他们没有钱。伯爵夫人不能够了解，没有她从小所习惯的奢华的条件也可以生活，她不了解她使儿子感到多么为难，她不断地时而要用车子（他们没有马车了）去接朋友，时而要为她自己办贵重的食品，为儿子买酒，时而要钱替娜塔莎、索尼亚和尼考拉自己买意外的礼品。
索尼亚主持家务，服侍舅母，大声地读书给她听，忍受她的脾气和内心的憎恶，并且帮助尼考拉对老伯爵夫人隐瞒他们的贫穷的家境。尼考拉为了她对于他的母亲所做的一切，觉得自己受了索尼亚的无法报答的恩惠，他钦佩她的忍耐和忠顺，但是极力对她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