裳老曾有一篇名文《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文中他表示不无顾虑：“很久以前就写下这个题目了，可是一直踌躇着没有动笔。我总是担心‘绝代’两个字是不是有点说‘绝’了。后来又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论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与特色，这样说也许还是可以的。”（见《银鱼集》）这样的期许移置裳老本人及其成就，兴许：“这样说还是可以的。”“绝代”形容佳人，孤芳幽兰；形容文士，称其文品卓尔不凡。黄裳老人的“绝代”在哪里呢，我以为在他身上的书卷人文气息，以及江山世事、丝丝如扣的梳理、体察与写照。他一生不论何时何地，如《论语》所形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他热爱的文史藏书领域与散文范畴，精耕细作，不偏不倚，收获丰硕。看似冷门的书写，其实潜藏着历史的深味，雅隽多姿的小品文，让过去与现在无缝对接，使清新的灵魂如游鱼一样穿梭在人文的、时代的碧潭之中，正如他一部散文就题名《银鱼集》。
他年轻时代（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出版《锦帆集》《锦帆集外》，得名缘于对李商隐诗的倾心，李义山《隋宫》一首名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这原是有些幽默的意思在里边的，既有讽刺又有感叹，意指位极君王也难保命运一帆风顺，世事瞬息万变，而普通人的身世坎坷、书剑飘零，又从何谈起呢？作者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命名“锦帆”，乱世的气息与心灵的寄托，相反相成，和谐有致，其间有自嘲，更多则是透出人生的无尽感慨与生活的坚韧诗意，哪怕只是那么一点一滴，瞬息之间，荣光与乐趣，也被作者敏感的怀抱与多情的触角所接受捕捉到了。裳老的素材分两大类，一古书版本源流，二身边寻常人生经历。
抗战时期，黄裳先生任新闻记者与随军翻译，行走于祖国大西南间。他写入蜀一节，颇能摇人性情，是杜甫、陆游等人当年剑南行吟所不具有的现代感。虽然如西谚“太阳之下无新事”，但毕竟人事变迁，文体嬗变，审美趣味多有所不同了。这种白话的散文，更能贴近人生与普通民众，现代文人笔下的摇曳多姿、从容自在，涵孕着浓郁的世界气息。如其描写四川特色的茶馆一节：
一路入蜀，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我在郊外等车，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的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弘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茶馆》）
写到山城重庆，更有戏剧性，兼及时代感：
我很喜欢这茶馆，......有时深夜我们还在那里，夜风吹来，使如豆的灯光摇曳不定。这时“么师”（茶房）就轻轻的吹起了箫，声音极低，有几次使我弄不清楚这声音起自何方，后来才发现了坐在灶后面的幺师，像幽灵一样的玩弄着短短的箫，那悲哀的声音，就从那里飘起来。
这就有些像现代的《琵琶行》了，放在当时抗战大后方，那种心情，那种压抑的氛围，都不言而喻。所以黄裳的散文“说书”，书人书事，不单是指代“作古”，更兼有时代的写生与关怀。
黄裳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与同窗周汝昌要好，彼此以后都有专文回忆。周汝昌任教四川大学外文系，成名作《红楼梦新证》书稿得到黄裳推荐出版。毕竟记者出身，论交际方面，黄裳肯定胜过学者周汝昌。黄裳亦曾是周作人书斋散文笔调的仰慕者，战后他有一文记录去老虎桥监狱探望知堂，记叙详细，心情感喟复杂，当然态度是鲜明的，毕竟知堂的下场是咎由自取。裳老曾是《文汇报》资深记者，始终能跟上时代脚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责任意识，这一点是他散文胜过知堂散文的地方。即不麻痹，知识、感情、原则，兼容并包，每每心细如发，观察入微。一生大量的书话散文，如《榆下说书》，带给读者多少知识的荫凉！另外记人也是其胜场，多交往行走，故许多时人往事，呼之即来，栩栩如生。这方面的风格，兴许只有前辈亦同样曾经长期生活于沪上的曹聚仁先生，才可以和他平分秋色！
笔者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赴沪上陕西南路那座小楼访问黄裳老，贸然敲门，得到接见，用一只大帽头派克钢笔签名赠书，言间询及成都旧址。记得抬头窗外果然有棵大树，裳老当时头戴鸭舌皮帽，身着背带布裤，依稀仿佛还是当年江山行走中的样子。对四川贸然来访的读者，不予见外，和蔼可亲。后来推想，他是不是从我的川音上想起了四川的茶馆，以及茶馆中那个令他难忘的“幺师”，幺师手中那呜呜咽咽、起自炉灶后边的箫声呢？
一个人游白帝城
这些年我少交游，却无日不坐游。尤喜咏杜诗，随其颠沛流离、“漂泊西南天地间”。每到成都浣花溪草堂，就去向他老人家报到，草木清彻，真感到诗话“拥鼻微吟，性情摇人”真切。以前我对“拥鼻”尚不甚了了，一日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教授黄维梁先生茶谈，得其点拨，豁然开朗，意指嗅觉，所谓活色生香是也。杜甫在成都西郊居住近四年，是生命中较为安宁的时光。我常想，为什么世代会“千家注杜，一家注李”，那么悬殊，不是李白诗不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诗）但浪漫飘逸“谪仙人”毕竟在生活中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还是日常哀乐，箪食瓢浆，逶迤负重，离不开现实生活，所以杜诗的沉郁与开心，都与普通人密切相关，更觉亲近自然，有切实的同情与理解。他在成都期间写的诗，《春夜喜雨》《绝句》等脍炙人口。但从精密与深刻来说，居三峡时期，达到顶峰。《秋兴八首》《登高》《咏怀古迹》等，如陈一新先生在《杜甫评传》中所引形容：“云霞满空，回翔万状，天风吹海，怒涛飞涌。”眼前全是画，心中全是境，纸上云水飞渡、人事苍凉。我得去老杜在巴蜀的最后一站看看。
这一天是壬辰年的清明节，头天我托学生买好了一张火车票从学校出发，小长假中，人流如织，乘坐的出租车到半途高笋塘大街就走不动了，火车可不等人，咋办？我竟乘坐“摩的”直奔火车北站，那种风中飙飞的感觉还第一次有，真个豁出去了。成都——万州——奉节——白帝城，老杜当年二三月的行程，被我二日间浓缩。不少于七、八百公里的路程吧，心中激动，头晚睡在万州城一座悬崖上的旅馆里失眠了。三十年前也游过长江，经过万州、云阳、白帝城下，但当时文化低，对老杜感情不深，注意力只在自然景观，现在奔老杜而去，那些水晶珠玉、天风浩荡般的诗句，如同在水中流、空中飞。
清明节后一日，小长假结束，白帝城游人骤减，我这一个“朝发白帝”客，晃晃悠悠，从容不迫，可以尽兴吊古。景观任拍照，没有人阻挡视线。三峡工程使长江水位抬高了一百七十多米，我们川人熟悉的夔门，仍称雄奇，但“水漫金山”，据说滟滪堆已永沉水底。当年杜甫骑马：“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景观不再了。三十年前我在航船上对白帝城要仰脖眺望，感觉高不可攀，而现在水位抬高，直接白帝城石梯，步行几步到江边就可上船了。《秋兴八首》其一的“江间波浪兼天涌”，变为“高峡出平湖”，波浪没有飞舟来造势，那是水波不兴了。这些也没啥关系，诗境永远在眼前，保存意境就好。何况“巫山巫峡气萧森”，还是关蓄起来的江水淹不去的。
杜甫写《秋兴八首》摆脱了过去“诉求”的模式，他此时是无欲无念，无羁无绊，才不管别人读不读得懂呢，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了八首。珠联璧合，回肠荡气。诗中像是演说一样地忘情与曼妙，如——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获花。”
现在的江城三峡人，都能听懂，句浅而意深。不胜今昔之感。“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这是眼下，而从前呢？“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啊哈，谁没有过去的美好回忆呢？然而这就是人生，是生存也是幻灭，不能不面对。老杜推波助澜，一气呵成，上首写了“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下首紧接就写：“千家山郭静朝暉，日日江楼坐翠微。”日暮清晨，巡环往复，一个自言自语的老诗人，他是那么的天地合一、神与物游。隔着一千二百余年的岁月，后人的我们来此追寻他的足迹，他的音韵还散发在耳畔。
杜甫当年常去的丞相祠堂仍在，装饰一新。“江楼”正对长江，正对夔门。《登高》兴许就创作于此吧？风急，天高，猿啸，渚清，沙白，鸟飞，这些画面，这些剪辑，这些辽远，不到此地感受不确切。多想知道老杜的瀼西草堂在哪儿，见车牌站名还真有一处名叫草堂的地方，兴许就是当年的纪念？可惜今天的“夔府孤城”已不是当年的位置，古城沉入水下缄默了，新城崛起在“塞上”，我要去寻老杜的草堂，怎么可能寻得？只好将照相机对着那些看似仿佛的山坡山腰，乱拍一气。不无可能，那些地方都有老杜的脚印。
白帝城的门票是一百元，不是杜甫的纪念地（甚至提都没怎么提他），有李白诗镌刻，显示着这座“诗城”的魅力。白帝城是蜀主刘备托孤的地方，主殿里边雕塑也还生动，当年蜀军败退于此，蜀主弥留中将儿子托付老臣。站在白帝城门口，古柏之下，想着老杜，胡诌了一首打油诗，电子发送文友：
送杜甫——相去千余年，我仍从浣花溪送你到夔门。当地人已不知你的草堂，刘备还在这儿托孤，壮士罗列。白帝城高已被江水矮化，无边落木萧萧下难免不踩成碎泥。夔州夔州木已成舟，奉节奉节怎能奉献你诗的韵节？
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白帝城里瞎转了半天，吃点干粮，眼看也就“夔府孤城落日斜”的时分了，不敢耽搁，过长桥出景区去挤上一辆乡间客运中巴，与司机闲聊，人道：“你买的是联票，还可坐游轮游瞿塘峡，看猿化石呢！”我浑然不知，买票时也无工作人员提起，留下一节遗憾，想想却也获得从容自在，如果还要花时间去吊古猿人，行走仓促不说，也对不起远道而来的杜甫呀。
白帝城的老杜，二天去奉节我还要去看你。
2012.5.2于成都霜天老屋，2015.11.7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