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长时间以来，赵凤堂就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愫所困扰着，时愁时乐，时恼时好，不知对错。特别是他嫂嫂得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怪病之后，他的这种心情就更复杂了。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他的烦恼要远远多过快乐，因为这种烦恼对他来说是长久的，而那种快乐，只是暂时的。
说起来，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那年秋后，大哥赵凤年从白庄娶回嫂嫂白粉珍。
鞭炮响过，新媳妇一入洞房，年轻人就一哄而上，用红胭脂把新媳妇先抹了个大红脸。
吃过晚饭，他的一个本家大爷领着送亲人——新媳妇的娘家舅舅，从洞房里一出来，年轻人们就一拥而进。负责招呼新媳妇的是赵凤年的妗子，一见年轻人们进来了，安顿了新媳妇几句就很知趣地退了出来。
热热闹闹的“乱新媳妇”序幕就此拉开。
“乱新媳妇”是农村婚礼中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乱”在这里为逗乐、嬉闹之意。
农村里最原始，也是最流行的“乱新媳妇”节目便是“筛新媳妇”。即由四个年轻人分别捉住新媳妇的手足，将她抬离炕席，上下左右，动作花样，时快时慢，或颠簸，或抖动。在这种被称为“筛”的嬉闹中，新媳妇时而如山路骑驴，上下颠簸，心抖身颤；时而如浪里行舟，左冲右突，跌荡起伏。但不论是那种动作，都给被筛者一种惊心动魄的体验。对于一个即将跨跃人生季节的女性来说，这种体验总会让人在轻微的惊惧中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和亢奋。对新媳妇将要亲历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筛”的生活，这个节目的适时上演实在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最好启发和帮助。
当然，在这种“乱”的嬉戏中，有时也是难免会有一些不文明举动挟裹其中的。比如，要是遇到某个性格刁蛮的新媳妇，在被“筛”的过程中表现出极不配合的态度时，不文明的“筛”法也就随之而来了。人们会将幅度可大可小的动作极尽其大，让新媳妇在剧烈的起伏穿行中感受恐惧，“嗷嗷”直叫。这时候，如果新媳妇仍不知趣，甚至嘴里偶尔还要蹦出几句骂人的词来，那后果更糟，“筛”她的人就会很有分寸地在“筛”的过程中将她的屁股，甚至脑袋，与硬邦邦的土炕或是炕沿，作一个或数个亲密碰撞。可以想象，这时候那个可爱的新媳妇，在她可爱的新屁股或是新脑袋上留下一两个黑青片片，或是黑紫疙瘩也就不足为奇了。
“乱新媳妇”的节目，当然并不只限于“筛”这一单调的演出。在此之后，什么磨豆腐（将新郎新娘面对面上下叠垒，然后将上俯者推转旋动）、什么赶鸡蛋（将一颗生鸡蛋从新娘一只贴身裤筒口塞入，再由新郎用手于裤外将鸡蛋经新娘裆间，轻轻赶撵运动至另一裤筒口取出）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娶媳妇是山村最热闹的事情，“乱新媳妇”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不可多得的快乐时刻。这时候，来“乱新媳妇”或是来看“乱新媳妇”的人，其实已不仅仅只是年轻人或同辈人了。农村人们常说的“三天上没大小，门扇圪角里藏着她（他）大爷”，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年轻人多是重在参与重在“乱”，而年纪稍长者或妇女小孩们，则多是重在看。
事实上，以上这些个看似文明或不文明的“乱新媳妇”方式，倒是都应该很文明地将之归纳到我们时下一种名为“新婚性生活启蒙”的文化范畴的。究其道理，这和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在陶器或绘画中的鱼、蛙、三足鸟等性文化标识隐喻都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赵凤堂也是这一天才第一次见到他大嫂新媳妇白粉珍的。但就在这一刻，少年的心几乎惊怔得停止了跳动。长这么大，他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新媳妇哩。他的血液开始沸腾了，脉搏也随之跳动得更为欢快。
少年的心被他的新嫂嫂深深地吸引住了。
白粉珍，真就像她的那姓一样，那脸蛋蛋，那细脖脖，那手腕腕，真好似六月里磨的新麦子面刚刚蒸出来的馍馍一般细白细白的。当她偶尔含羞一笑，雪样的脸蛋就又变成了阳春三月初开的杏花，粉白里映出一种浅浅的娇红；而那满口口齐整整的牙齿，倒好似两排排白生生亮闪闪的琼玉；还有那薄嘴嘴、翘鼻鼻、黑眼睫毛毛黑眼仁、细长的眉毛乌黑的头，真个是越看越移不开眼，越移不开眼就越想看。赵凤堂心想，大哥可真有福气，娶了这么个天仙女一样的嫂嫂。我要是也能娶上这么个媳妇，那该有多好啊……
西房里的“乱新媳妇”一开始，赵凤堂便把手里的营生推给别人，偷偷地挤到洞房里看热闹的人群堆里了。看着看着，不知道怎就也跳到炕上了。
“筛”新媳妇的四个人其实并不是固定的，有自告奋勇上的，也有被大家逗乐硬推上去的。等“筛”了两个回合之后，不知谁忽然发现了挤在大家后面的赵凤堂，于是，就大喊：“来来来，小叔子要筛嫂，牛犊子要吃草！”赵凤堂也不知怎的，迷迷糊糊就攥住了别人递过来的嫂嫂的一只脚腕腕。倏忽间，一种奇异的感觉一如夏天里陡然而涨的河水一般，“茹”的一下就从他的手心里热浪浪地漫到心窝里。也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心里一慌，赶忙一甩手就站起来。大家又起哄：“来来来，咱们让蛮牛给他大嫂磨上一桌好豆腐！”赵凤堂满脸涨红，仗着力大，赶紧拨开众人，跳下炕跑了。
夜渐深，闹洞房的人渐渐走得不多了。赵凤年的婶婶开始安顿新郎新娘掰大馍馍掰大糕，然后又忙着做疙瘩汤。
新婚之夜的这种大糕大馍馍，每个里面都各包着七枚红枣，而疙瘩汤里煮着的，除了白面拌成的疙瘩外，还有枣和麻籽。其实，馍馍、糕和疙瘩汤里的枣，取的都是一个“早”的意思，而麻籽当然是取其籽稠易收之意。人类社会历经数千年的发展，遭遇过数不清的瘟疫、战争、灾荒，使得繁衍生息一直显得无比艰难和宝贵。在中国，这种艰难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得到彻底扭转，并以惊人的速度转向一种反方向的艰难。也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便把传宗接代看得无比重要、神圣。新婚之夜的这最后一项仪式，所隐含着的早生多生的期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让我们再看一看做疙瘩汤的过程，那就更有意思了。火是旺旺的火，锅里的水在热气腾腾地滚着，一个人端着白面疙瘩、枣、麻籽在做，另有一个人则拿着一双筷子和升子（又是一个“生”字，而且，前边还有个“快”字），对着新郎的父母亲边敲打边吟唱：
“梆梆”敲升子，
不过一年得孙子，
大大跑，二二撵，
三三爬到炕沿边，
四四在他娘肚里打悠千……
吃疙瘩汤也很有讲究。疙瘩汤也叫和气汤，吃的时候是必须端到洞房里，让新郎新娘就炕上坐着吃的，而且，只限于新郎新娘食用，所以，做的时候不宜做得过多。如果吃剩，也不可乱倒，只能是揭起炕席倒到炕角。
其实，在这每一样民俗中，隐含着的文化内涵都是极丰富的。比如，掰大馍馍掰大糕，是将一块囫囵囵的馍或糕从中一“掰”而破，破而见红（枣）。很显然，这也是一个极具启发和隐喻性的风俗。应当说，这是一个女性转变人生季节的前奏。也正因为如此，村里那些婚后经年不育的婆姨们，便会十分踊跃地找到新婚者家中，去讨要这种掰开的馍或糕，然后满怀希望地吃下去，为得就是能沾点新“红”的吉祥之气，快快开怀生育。
夜已深，闹洞房的和村里帮忙的人们都已散尽。正房里，父母们都已在困顿中睡去，静静的院子里只有西房里的长明灯隔着窗户透出来的微弱亮光。天上的星星，应该也已十分的困倦了，却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迟迟不肯睡去。
按乡俗，新婚之夜是有人要来“听窗台”的。当然，这种活动完全是出于自愿。不过，也无须专门安排，每到此时，不请自来者总是大有人在。也正是为了这些听窗者行动方便起见，新郎家的街门在这天晚上是不会关上的。如果没有人来听窗，反倒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不过，这种情况对头婚的新人来说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是再婚者，因担心没有人会主动赶来听他们的窗，往往也会在窗台外竖把扫帚，借以代人，意取吉祥。
但在这天夜里，赵凤年家的街门，在夜深人静之后，就被人从里边悄悄地关上了。关街门的不是别人，正是对家里说要去邻家借宿的赵凤堂。
赵凤堂这是平生以来第一次听窗台。对新嫂嫂一见倾心的那种幸福和烦恼相濡而成的复杂想法，令这个十六岁的少年作出了“拒人于门外”的大胆举动。而对听窗台的那种新奇和向往，则使他的举动更为大胆。以前，有关这方面的种种美妙，他仅仅是靠道听途说而来，今晚，他却要亲自实践了。
赵凤堂高抬腿，轻落脚，贼似的走近西房跟前，又贼似的把头贴近窗台。屋里的长明灯依然还亮着，但里边什么也看不到，也听不出有任何动静。他知道，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里面的人在这个时候也是明白外面的窗台上是肯定会爬着人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有的新郎新娘为避免落下笑柄，在这个特别的夜晚，要么是死撑硬熬不作为，要么就是无声无息悄悄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