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将中国土地政策，由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初期在解放区推行的“减租减息”，一跃而至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是中国历史上自太平天国时代，在范围极其有限的“耕者有其田”之后的第二次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归属大革命。
“五四指示”最终成为出台改变中国土地命运之大法的一块奠基石。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工委于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并正式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此，在中国持续了近三千年的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旧的土地制度，开始土崩瓦解，中国农民真正开始走进“耕者有其田”的新生活。
漳源县下辖的五个区的领导干部当中，年轻的三区区长杨连明是一个革命热情处处高涨、斗争精神时时饱满的干部。但凡是上级安排的工作，他总是不怕苦累，甚至宁可丢了性命，也要去完成，去做好。这样的急先锋是很容易受到上上下下的喜欢的。但作为一名干部，他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往往在理解政策方面缺乏火候；而过分的热情和不切实际的积极，又极易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和行为。在“五四指示”发布后最初半年的时间里，三区的土改工作一直走在全县的最前列。到初冬时节，杨连明领导着三区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共一千七百亩，房屋五百六十余间，粮食二千一百多石，衣物家具七千余件，大牲畜二百六十头，羊四百七十只，冀币一百八十六万元，银币近两万元，铜币一万余元，黄金十八两，元宝、散银八百二十两。一时间，杨连明在三区被许多农民奉若神明。
冬天又到了，也不知是在哪个晚上，四野里又静悄悄地落了一场大雪。这之后，天便一天比一天地冷了。这时，县里又开了一次关于推进全县土地改革进程的大会。会上，贺玉庭针对一些土地改革动作缓慢、效果不太明显的区进行了批评，并一再强调，“要继续发动农民，削弱封建势力，打倒地主阶级。”
三区当然例外。会上，杨连明不但在台上作了典型发言，还被贺玉庭拍着肩膀一连说了四五个“好好干”，并明确告知参会人员“要向三区看齐”。回到区上后，杨连明就坐不住了，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着，到天明他终于又想出一个更加可以在全县叫得响的好办法。
“我要让那些剥削阶级连吃到肚里的骨头都得吐出来，让贫苦农民再一次地真切感受共产党的似海恩情。”杨连明兴奋地想着，还没等天大亮了，就跑出去喊人，通知各村的干部回区上开紧急会。
张愣蛮现在已经不当民兵队长了，但还是身兼二职，既是村长，又是农会主任。这一天，他从区上开完会回来，就叫来了五孩。五孩是念过几天书的，有些不懂的问题，他还是得请教他。“区长说，要消灭封建势力，打倒地主阶级。这打倒我懂，咱穷人要是不打，狗日的这些地主还真不倒哩。他要是不倒，那还不反过来再剥削咱穷哥们儿啊？”张愣蛮挠挠头，“可这消灭二字，我就不懂了。”
这时候，杨连明传达的“削弱”，到了他的耳朵里早变成“消灭”了。
五孩一笑，立马给了他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消就是消失，灭就是灭亡。消灭和你说的打倒差不多，不灭亡就消失不了，不消失也就灭亡不了。”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区上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把那几个老地主好好地消灭消灭。不过消灭之前，还得再好好地斗斗狗日的，看看谁家还藏着剥削咱穷人的金银财宝没有都交出来。杨区长说了，这就叫‘割韭菜、刮锅底、挤羊奶’，你听这名字，叫得真他娘的绝透了。”
五孩心里一抖，想要说什么，可看着张愣蛮兴奋着的脸上不时蹦跶着的恨意，竟是什么也不敢再说了。
漳源县城解放不久，即成立了县参议会。随后，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统一安排，撤销漳源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漳源县人民政府。至此，县委和县政府机关方得以告别了东跑西跳临时驻扎的流浪生活，正式迁至县城鼓楼坡之上的旧县衙所在地。
古老的漳源县，开始进入置县一千三百余年以来第一轮百废俱兴的新时代。
张富山当选为首届县参议会的参议员。
这一日，张富山正在县里参加参议会，刚刚走出门正要往食堂去吃饭，就碰上村里的两个民兵润小和二货一人背着杆枪等在那里。张富山不知道他们是要做什么去，也不好多问，只是照应两人跟自己去一块吃饭。两个人支支吾吾好一阵，才说他们是村长派来叫他回村参加群众大会的。张富山知道，这一阵全县都在搞土改运动，前两天县里又刚刚开会布置下去要加快运动进程，这村里叫他回去，肯定也是参加土改大会的。
“行，我跟你们回去。”两人肩上的那两杆枪虽然让张富山心里有点不舒服，但他还是很痛快地便答应了，“不过，你们还是先跟我去吃了饭再走吧。”
两个人没想张富山会这么顺当就答应跟他们回去，互相看了一眼，便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去食堂吃饭去了。
吃过晌午饭，张富山特地找见主持会议的贺玉庭请假。
贺玉庭一听他是要回去参加村里的土改大会，心里就有些担心：“我看还是不要回去了，村里那边，我写个字条让那两个民兵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此时，岳必泰已被调到地委工作，贺玉庭接任了县委书记。
张富山却没当回事，执意要回去，并且还反过来劝贺玉庭道：“贺书记你放心，土改是大事，迟早都得过这一关。再说，我这人你也了解，从民国二十四年你们开始在咱西川搞抗债延债、抗租延租、反对摊派开始，我就听了我家路生的话，主动给乡亲们延债延租。到抗战时，咱们漳源县搞减租减息，不管是给佃户们的‘五一减租’，还是给长工们的‘四一加薪’，我也都是不说二话就照办了。这不，今年五月份，新政策下来后，我还是没说二话就按咱们共产党的政策，照着县里给定的框框，把多余的土地、牲口，还有粮食和钱物、房子全都分给乡亲们了。退一步讲，纵然这些做得还不够好，可我平时的为人，你贺书记可以在老龙岭上访一访，问一问，我张富山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我对得起左邻右舍和全村老少。所以，我问心无愧，回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再者说嘞，我儿路生正在前方打仗杀敌，跟着毛主席解放全中国，我能给他拖后腿吗？不能。”
贺玉庭一听，还真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个老地主。他说的确实是事实。而且仔细说来，他所做的还不止这些，据他了解，从漳源建党初期，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仅通过张路生之手明着暗着提供给革命事业的钱财，就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目；而且，早在漳源建党初期，那次赵凤章被捕之时，他不但故意把柴草点燃给赵家报信，而且过后还主动写信为搭救赵凤章四处奔跑。想到此，他便由衷地对张富山赞叹道：“张老先生，你对革命的贡献，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此时，他好像已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劝阻张富山回村了。再说，每个地主、富农都要积极主动地配合村里开展土改运动的话，就是他给全县干部讲的，自己现在还真是不好找借口不让张富山回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