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黑生带领的这一小撮队伍中，有八九个砌砖师傅和六七个搬砖小工，年龄在20～50岁不等，大部分人都是内衬熟手，有的甚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都成了老伙计，此外，还有像大伦子和三套那样的亲兄弟，像黑生的父亲和黑生那样的亲爷俩。
人们坐在开往齐河的大巴车上，昏昏欲睡，车子不知不觉地过了黄河，在一个放眼望去一片荒芜的地方停了下来。司机喊道，电厂的下车了！
我睡眼惺忪地看看车窗外，下了车，从车里取出行李，开始给姐夫打电话问具体位置，工人们也都四下张望着寻找烟筒，但附近已有三四个在建烟筒，都拿不定主意。
姐夫嘡嘡地说个不停，他说，你们下了车往北走，差不多有二里路，走到那边有个大牌子，你们就从那个大牌子下面进来，再往东走一里路就到了。
我顺着他说的方向看，只见一个耸入云霄的烟筒映入眼帘，上面还挂着一圈绿色的安全网，就扛着铺盖开始往前走。
有人茫然地问，哪边是北啊？
黑生掏出手机，看看时间，这时刚过下午一点，就指指太阳对他说，你不会看太阳啊？然后也扛起铺盖卷喊道，走啦，回去喝酒啦。
我们顺着宽阔的油漆路往前走，腿脚利索点的都跑前头去了，胖点的和年纪大的在后面拖着，十几人的队伍一小会工夫就拉得很长。
不久，我们远远地望见两个人正迎头走来，黑生的视力好，问我，我看着那个人好像是你姐夫？
我眯起眼睛，感觉是像，却不能确定，就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我看到前边的那个人从口袋里摸出了手机，向我们挥起手来，我撂下电话就奔了过去。
姐夫个子不高，体格健壮，脸很黑，眼睛大得出奇，人也很健谈，他是和工头老王一起来的，他和黑生只见过几次面，不怎么熟。而老王却让黑生挠着头皮思考起来，过了一会就咋呼开了，他说，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几年前还在一个工地上干过活儿呢。
老王嘿嘿笑起来，与我们寒暄完，就聊起怎么接下这个工程的，现在进度怎么样了，聊工地上不让搭活动板房，租了一个院子当宿舍……他们带着我们进了村子，然后走进了一个院子里。
宽敞的院子十分冷清，房间里原有的家具都被房东搬走了，腾空了才租出来。地上摆着一排五合板，下面用红砖撑着。墙角里堆满了各种垃圾，破白酒瓶、方便面袋、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吃剩的馒头、破了洞的袜子，一群生命走向尾声的绿头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屋子里臭气熏天。我们对这种环境并不陌生，相反，每一个工地都是这么过来的，也都不在意，各自找了个位置，把铺盖放在了床板上。
老王说，走吧兄弟们，先去吃饭，饭馆那边都安排好了。
一行人便鱼贯而出了，有的赶忙上厕所，但厕所很小，挤不进去的直接站在墙角尿起来，尿完又走到水池边洗脸，洗完也不用毛巾擦，直接用手往下甩。
走进村里我才知道，这个距离齐河县城三十公里、到今天都叫不出名的村庄，随着家门口电厂项目的开工建设，已经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小饭馆、酒馆、包子铺，并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的光顾。据老王和姐夫介绍，这里的人都有着山东农民的淳朴和憨厚，饭菜分量给得很足，价钱也很实惠，早餐时，豆浆更是一桶一桶地直接摆大街上，凡是来买包子、油条的，都免费喝豆浆，喝不完可以带走，所以，不少民工上班时都会提着一个又粗又高的塑料瓶，灌满豆浆往工地上带，姐夫一家三口租住在离马路不远的一个小院里，他每天早晨也都会来买豆浆油条，拿回家吃完才去上班。
当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坐下来，各式炒菜、高粱酒、干粮就被一对中年夫妻端了上来，工人们围着桌子坐下，满满当当地挤了两大桌。老王一边招呼着人们吃饭，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内衬的事宜。
黑生见他光说干活却不提钱，就让我问问路费什么时候给报销，工资怎么发。
老王耳朵很尖，不等我开口就说，你们放心，等活干完，来回路费全给你们算在工资里，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尽快完工，越快越好。
工人们一听，纷纷说，没问题，保证给你提前交工。进而都来劝酒了。
大部分山东人都擅长喝白酒，尤其像这些常年在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喝起酒来更是不要命，有的喝到高兴处，礼仪之邦的礼仪、客套全都消失了，开始抱怨杯子小不尽兴，脸红脖子粗地吼着换大碗。
我和黑生都没吃早饭，已经饿得不行，酒都没怎么喝，只顾着狼吞虎咽。吃完饭，有些人还意犹未尽，划起拳来，有的直接回了宿舍，我则跟着姐夫去看姐姐。
姐姐听说我要来，一大早就去买了菜，鸡鱼肉蛋地摆满了半张桌子。小雪看到我，也高兴得活蹦乱跳，拉着我出去买好吃的。
足足有半年多没见姐姐了，她的身体开始了小幅度发福，蹒跚地在十平米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又是倒水又是削苹果，我让她别忙活，她也不听。说了一些话，黑生发短信来，说去工地看看，我便跟姐姐说晚上再来吃饭，告了别。
到了工地，所看到的景象让我俩随即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首先从罐笼（根据电梯原理设计，用于烟筒施工时人员和混凝土上下）来说，我们这些年造的罐笼都非常庞大，至少装得下八九个成年人，而眼前的仅有二尺长宽，高度也不过两米，很是狭小，这对日后上料可不利；其次，这烟筒比我们想象的要丑陋不少，滑模时遗留的钢模印记，由于提模师傅没有好好控制作业平台的旋转和位移，使得烟筒主体像极了一根天津大麻花，竖立在百业待兴的工地上。
我俩挤进罐笼，让老王把我们送到120米的高空，走马观花地看完一遍内墙壁，又围着平台里里外外走了一圈，盘算着明天要干哪些活，不到半个小时就下来了。
晚上，姐姐特地准备了一桌子菜，等我和黑生到的时候，只剩一个排骨汤还在炭火炉子上咕噜咕噜地煮着，房间里香气扑鼻，灯光昏暗，这时，姐夫也拎着两瓶白酒回来了，他没想到黑生会来，见到黑生时脸色骤变，过了一会才想起来招呼着吃饭。
我们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来，黑生的酒量不太好，喝了三两白酒就不喝了，我喝了一会也吃起饭来，只剩下姐夫一个人自斟自饮。吃完饭，我们一看时候不早了，就回宿舍去了。
当我把被褥铺好，姐姐就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看到姐夫。
我疑惑不解地问，刚才不是还在家吗？
姐姐气急败坏地说，喝醉啦，跟我吵了一架就跑了。
这让我诧异不已，姐夫和姐姐的感情向来很好，他们结婚四年来基本没吵过架，姐夫的酒量很好，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灌醉，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我一边想着一边赶过去，到了才知道，姐夫是因为我带黑生来吃饭才喝醉的。他没想到自己省吃俭用买来给姐姐补身子的排骨，自己一口都没舍得吃，就被黑生吃掉了一半，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嘴上还不能说。我和黑生前脚刚走，他后脚又多喝了两杯，姐姐不让他喝，他偏喝，俩人就杠上了。
我给他打电话，只听电话嘟嘟地响也不见他接，就让姐姐留在家里看孩子，自己找了一把手电筒一条街一条街地去找，结果找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回到家门口，我和姐姐都焦急起来。
姐姐说，你别管他了，他一会醒了酒就自己回来了，你还是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干活。
话刚说完不久，就见一个人东倒西歪地走过来，我打开手电一看是姐夫，就走上去问他，你上哪儿去了啊，喝成这样还乱跑，让不让人担心啊？
他也不回答，扶着我的肩膀往家走。到了家，就一屁股坐在马扎上，头耷拉到了肚皮上。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两口就哭上了，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话，他说自己就是命苦啊，说这些年来香烟从来不抽好的，酒不喝好的，活得太累了，太没意思了，他说儿子一出生，负担就更大了……
姐姐在一旁干掉泪也不搭理他。等他哭完，不闹腾了，才把他扶到床上，安顿好，我也让姐姐关好门，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吃过豆浆油条的工人们都站在了工地上，黑生开始分配工作，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把平台上不用的一切都拆下来，能上高的都上去拆，不能上高的就留在下面干零活。工人自然清楚哪些将来要用哪些必须要拆，都马不停蹄地忙活起来。姐夫在这个烟筒上从头干到尾，各个方面都很熟悉，加上又是他引我和黑生来到这个工地，干活非常勤快。
一天下来，原先那帮人干了几天都不见成效的活儿，被我们收拾得所剩无几。下班时，一个经理模样的男子站在项目部门口，操着一口淄博方言说，还是你们厉害啊，第一天就把上面清理完了。
黑生走过去跟他客套起来，说清理完上面还得一天，让他着手准备内衬的钢管和木板，并嘱咐他钢管一定要买厚壁的，木板一定要买好的。
工人们也都拿着快餐盒跑进伙房打饭，打了饭就蹲在伙房门口的空地上吃起来，吃完就三三两两地往宿舍走。
刚回到宿舍，黑生就忙不迭对我说，刚才找他的那个经理是公司的副总，跟黑生一聊，才知道我们是黄岭帮的，他对黄岭帮的名声也有耳闻，又听黑生说他弟弟现在也专门承接烟筒，手里还有一套完整的滑模设备，就和黑生互留了电话，说以后有了工程，直接找我们。
听他这么说，我也高兴，实话讲，这些年来黄岭帮建造了不计其数的高烟筒，活儿干得一个比一个漂亮，尤其在山东腹地，诸如潍坊海化、魏桥纺织、莱芜钢铁、昌邑热电等等大型企业，所用的烟筒如果不是黄岭帮亲手所造，也多多少少跟黄岭帮有关。
我从枕头下摸出一个本子，趴在床上写起了施工日志，回来的工人也都开始洗漱，说着风骚的话，有的则跑到附近的小镇上潇洒去了，尽管他们甘愿把辛苦赚来的钱丢在那些女人身上，来打发这种枯燥乏味的打工生活，但毕竟属于少数，大部分人除了吃饭干活，就是在宿舍待着。
工地与宿舍之间，一条看似短短的路，他们走了一辈子还没走完，而年轻的一代由于文化水平很低，多数人都像羊山和黑生那样读完小学就辍学在家了，他们不懂装修，开不了公交，跑不好业务，根本无法在繁华的大都市哪怕城市边缘扎下根来，只好前仆后继追随着父辈这条扭曲而漫长的道路，挥洒着大把的汗水和光阴。
我们之后几天的工作都很顺利，转眼就到了砌砖阶段。我和黑生虽然都不是泥水匠出身，但对内衬流程也非常熟悉。内衬比起滑模简便很多，也同样需要一个圆形架子，用钢管焊成一个整体，上面铺上木板，架子中间留出一个六边形的洞口，供罐笼上下。这个架子的操作原理也非常简单，只需从烟筒顶部垂下六根钢丝绳来，每条绳上都串上一个手动起降设备，随着砌砖进度，像用压水井一样，压着架子上去了。
黑生和我约定，各带一队人马，白天晚上分开来，他觉得白天杂活多，还要追着项目部的屁股要砖要胶泥，就让我上夜班。我这些年来都习惯了晚上干活，也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候，我们还不清楚项目部有没有买通甲方的监理们。干烟筒这几年，我们有了一个经验：别看那些戴着白色安全帽的甲方监理成天在工地上晃悠，可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主儿，你作为建筑公司，要不给他送点红包、不请他喝几场花酒，他有事没事就来找你的麻烦。比方说，图纸上钢筋间距标的是200mm，他拿卷尺一量，大了两公分，眼睛一瞪就说，不行，解了重新绑！
因此，项目部为了保证工程顺利，都要把那几张嘴喂饱，时不时塞点红包、请出去吃两顿山珍海味。送完红包，事情自然好办多了。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再遇到那种大两公分的地方，白色安全帽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最后也懒得往烟筒上面爬了。
考虑到这一外在因素，分班时，我们把技术较好的砌砖师傅放在了白班，技术一般的就放在了夜里。
在我们夜班，上面有四个砌砖师傅，我、姐夫、小雨和一个和泥的老头儿在下面供料。我们三个年轻人每人一辆独轮车，拼命地往罐笼里装，装完，再回去推，等罐笼装得差不多了，老头儿就把几桶胶泥装进罐笼，一按电钮，卷扬机就轰轰地转起来，提着罐笼上去了。上面也有按钮，他们把罐笼停下来，接了砖，再放下来。
当砖墙砌到够不着的时候，就要升架子了，我一般都带着姐夫上，希望他多锻炼锻炼，我知道他当时急用钱，心想将来内衬结束，好领着他干拆除。有时见他累得不行，就带着小雨上。有时候我们正在装砖，就听电铃当当地响起来，响完，上面的人就扯着大嗓门喊——别装砖啦，准备上氧气乙炔。
说到氧气乙炔一般人都不陌生，这两种平常的事物，经过压缩、装罐，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所喷发的神奇的火焰和无穷的能量，足以把任何铁质材料一分为二。气割在滑模时几乎每天都能用到，但在内衬阶段，随着烟筒直径变小，只是用来切割多余的钢管架。而很多人在切割外层钢管架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里面的活动钢管切出一条口子来，活动钢管具有承重和稳定内衬架子的作用，哪里多出一条小口，哪里就多出了一份危险。在这个工地上，就数我和黑生的技术好，我俩分开干也自然想到了这一点。
听到喊叫，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氧气罐乙炔瓶装进罐笼，捆上安全带上去割架子，割完架子又要重新砌砖了。
我们的师傅砌砖都是内行，搬砖小工也都年轻力壮，活儿干得很快，三十米之前，还以两天十米的进度走，过了三十米，速度就超级快了，一天一夜就能高出十米来，几天时间下来，砖层就过了六十米。
每次交接班时，我和黑生都会把用砖量报给老王。看着实实在在的进度和漂亮的砖墙，老王和项目部的几个经理也都放下心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两个班的工人才有机会碰面，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你们砌了多少砖？
问完一合计。哟嗬，你们比我们昨天多赚二十多块钱呐。说完又对着自己的工人喊，老少爷儿们，咱今天可要加把劲哟，咱争取自己爬一道牛腿，超过他们。
言下之意，他们要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干够十米高。
大部分民工都喜欢在工资上锱铢必较，也都有强烈的不服输精神，经过大半辈子土地的捆绑，与生活较量，养老负担和子女负担日益加重，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金钱对于一个靠黄土地生存的农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子女甚至他们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们一致认为，选择背井离乡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有条件赚一块，绝不能只赚九毛。
当工人们正沉浸在日均两百的喜悦中，眼看着就能触摸到那小小的天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一下子阻挡了这一切的持续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