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醒来，出租屋里面，毛坯房，惨白的墙面，不知道为什么水泥味那么重。我不是晒可怜，虽然我的工资也不足以支付个好一点的房子，但也不至于住这样的毛坯房。只是时间太紧迫了，找不到合租的人，所以，只能租个差一点的。
这个城市拆迁太厉害了，不仅房价贵，租房更加的贵。要是不努力工作，死的时候，连个厕所都不会买的起了。常常想，努力挣钱，到死前买一个一百平米以下的房子，然后把自己的埋葬在里面70年，知足了，反正墓地更贵。
会调侃的人，也就不会消极，大学毕业后，我经历了那段半年都找不到工作的低谷后，我明白了否极泰来是真实存在的，只要我想。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去好好地学习一下八卦中的乾卦，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规划。
梳洗的时候，接到了科长的电话，有点不适应这么早就被人打扰，因为那不属于为人民币服务的时间。
“小商啊，你今天先不要去单位，你直接来四院吧。”
我点了点头，牙膏沫从嘴角滴落在洗脸池的边沿上，带着一丝的血迹。突然意识到，这是电话，点头是没用的。
“好的。”
四院？那不是我们从小就一直谈论的那个医院吗？那可是这边著名的精神病医院啊，不上班，去那里干什么啊。
带着满脑子的疑惑，下楼，买早餐，赶公交，原来早上是如此的繁忙和拥挤，真庆幸我找了个在单位附近的房子，每天可以走着去上班。
一路的颠簸，对于血气方刚的我来说，唯一的乐趣就是在车上寻找美女，OL，学生妹，好吧，我承认我邪恶了，可我是单身啊，这应该也是我的权力吧。
如果一个单身的官员，然后有很多女人，仅仅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也不贪污，更不违法，请问他会是人们心中的好官吗？
我想，在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会是的，因为中国人总是带着仇视的心理看人，见不得别人好。其实，官员就是官员，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其他都不重要。马丁·路德·金在每次演讲前夜还要去嫖妓呢，可是这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权领袖吗？
好吧，我承认我想成为一个后宫佳丽三千，百姓还能爱戴我的好总理。
白日梦被下车的广播打断了，我不好意思地抹去嘴角的口水，风一般地跑下车去。
有事做的早晨蛮好，就喜欢做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在医院门口找到了早已经在等的科长，也没敢问来这里做什么，就只管屁颠屁颠的跟着。
整个四院原来就在市中心的边上，前面是很新的建筑，但却写着妇幼保健中心。我跟着科长一直走到了医院最后面，一栋六层楼房面前。
“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工作的地方了？”科长带着一脸的笑，但那笑却有点意味深长。
“就在这？”
“对啊，你还没有去过精神病院吧？”
噢，我的老天爷啊，真要去那种地方吗？我大学可是主修青少年的，特意放弃了残疾人社工的，就是见不得不好的东西。
我偷偷地吸了口气，生怕被发现我有点怯弱。
一走进去，整个楼都显得很阴暗，恐怖片开始的节奏啊。电梯一打开，一个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问了句：“几楼？”
科长一脸的笑，“六楼。”
然后他们就攀谈了起来，原来科长来太多次了，她们早就认识他了。我在一旁显得局促不安，真不知道等会进去，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我要是弱了，岂不是丢我大社工的脸嘛。
忐忑，但却必须硬着头皮上。
电梯开了后，是一道铁门，摁门铃后，里面的护士会过来开门。
一进门，那些护士就问：“这次把谁接走啊，那个谁谁谁脏死了，赶紧弄走啊！”
科长不停地解释着，夸着她们工作的伟大，自己能力的有限。可我却被那扑面而来的气味给呛到了，说不上是臭，就是非常的难受，让人有一种想要逃的冲动。
穿过病房，来到她们的活动区域，这是个女病区，一般男性是不让进的，但我们也算政府工作人员，特许了，好神圣的感觉。
突然，科长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道：“小商啊，你可要小心点啊，千万别对那些病人笑，她们可是会花痴的。”
花痴？不会吧，我可还是单身，不想找不到老婆。
我尴尬的对科长笑了笑，感谢他的忠告，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门打开后，里面真可以说是群魔乱舞，除了坐在每个角落的护工以外，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
这里面的人既有家人送来的，也有警察送来的无名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那些无名氏找到家，然后送她回家。
科长让护士带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过来。她身上穿着那种中国风很浓的红色棉袄，短发，满脸的皱纹。
科长说：“我们一般就是通过询问，找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帮助她们找到家，这也是我们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后你也要独自来做的。”
不要吧，我还独自来？可我还是点了点头，一脸不情愿的微笑。
等那女的坐定后，科长就问她：“你是哪里人啊？”
那女的看看科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
“你看着我，告诉我，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啊？”
她抬头看看科长，准备起身要离开，科长一把抓住她，护士也赶紧把她摁在了座位上。
“你等一下，只要回到我的问题，我就让你走。”
说完，科长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了几颗糖，“这个是什么？”
“糖！”说着，那个女的就要过来抢。
科长一把护住，“那你告诉我你哪里人，告诉我，我就给你。”
女的又不说话了，坐在那里，继续低着头。
“会说话的嘛，来，告诉我叫什么名字，这个糖就给你。”
“我叫小秋。”
科长一看她说话了，立刻就兴奋起来，“那你多大了啊？”
“26！我要糖。”说着又来抢。
这次科长没有再护着，直接给了她。
只见她把糖握在手心里，然后翻开那件棉袄，把糖放到了里面衣服的口袋中。
“你是哪里人啊？”
“城关！”
科长转身对在他身后不知所措的我说道：“好像河南有一个城关乡啊，听她的口音也有点像那边，你记下来，等回去可以和那边的救助站联系一下，听一听她的口音。”
说完，科长又转向了那个女的，“那你怎么来的啊？做汽车还是火车？”
那女的突然巴拉巴拉说了一大段，但我们却一脸的雾水，一点都听不懂，全是方言。
又问了快一个小时，还是听不懂她的方言，最后科长只能先用手机录下了她说的话。
护士把她带走后，我问科长：“她说自己26，可明明都60多了吧，她的话不可信啊。”
“她们这种人，精神方面都是有问题的，很多人的记忆都停留在她们发病的时候，但口音，这些应该是不太会变的，我们应该尽量从她们的言行中找线索。”
原来社工还需要做这些啊，完全超出了我在课堂上学的那些。
“科长，看来语言天赋也很重要啊，我都完全听不懂她说的话的，还是你厉害。”
“我这个不算什么的，最厉害的是施站长，她从收容遣送就开始在这个单位了，做了30多年了，全国各地的方言，她一听就知道是哪里。”
心里不禁暗暗佩服，同时也开始紧张起来，我可是个6级都没过的毫无语言天赋的人啊，以后一个人来工作的时候怎么办啊？
突然想起了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为银行追卡帐，同样的也是寻找人员信息，可是我就做了两天，就实在受不了了，那些所谓的卡帐，很多都是银行直接欺骗消费者，让他们办理后，欠下的年费。和现在的事情比起来，那份工作，真是缺德。
护士又带了两个人过来，科长让我自己去问一个，他问另一个，好节约时间，可以早点回单位吃午饭，过了点，可是没饭吃的。
我惶恐地看着坐在我对面的案主，50岁的年纪，齐肩的短发，黑白相间，就这么呆呆地看着一个方向，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理论和实践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你有家里电话吗？”我整个脸都红了，社工最忌讳的就是脸皮薄，可我偏偏就是，活该还是单身。
案主抬头看了看我，突然，嘴里报出了一串手机号码，我紧张的手边抖边记录下来。
看着笔记本上的那串数字，我整个人都懵了，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科长，我要到她家人的手机号了。”
科长一脸吃惊地看着我，接过本子，打了过去，竟然真的是她家人，家里人已经找她一年半了，听到消息的时候，一下子就哭了。
我没想到我第一次成功来的这么的快，难道我真的是天生做社工的料，只是我自己没有发现我的潜能吗？就像我的历史比数学好一样。
科长夸我的话，我已经不记得了，感觉那不应该属于我，我只是无心的，却刚好碰对了。
处理完那个找到家的案主后，时间也不早了，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冲上来拉住科长：“我妈妈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来接我啊。”
她声音很大，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着实把我吓到了。
科长应该认识她，没有急着掰开她的手，“我们已经联系过你妈妈了，你先在这里住着，我们会继续帮你联系的。”
“我妈妈有病的，你们早点把她送进来，她老是上访。”
“知道了，你就放心在这边呆着，我会联系你妈妈的。”
“你一定要联系我妈妈把我接出去啊！”女孩边说着，边走进活动室。
回去的路上，我好奇地问科长那个女孩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女孩叫浦振熙，就是本地人，爸妈都是老师，文革被下放到这里来的。她今年已经30岁了，以前是金陵女子学校的，后来公费去法国留学。留学一年的时候，她爸妈因为宅基地和邻居发生冲突，她就回来了。在一次比较严重的冲突中，她和她爸都被人打伤了。文人总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她爸因为生气，病情加重，最后就死了，而她受了刺激，也就这样了。她妈咽不下这口气，就到处上访，原本给她租了个房子，但她毕竟是有病的，而且长得也很好看，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城中村里面住也不安全。在她妈出去上访的时候，当地社区联系了派出所，然后就送到了救助站，救助站就一直把她养在医院里面。
“科长，那她妈妈现在在哪里啊？”
“她妈妈就在外面上访，到处跑，一般就住在火车站，没吃的，就捡垃圾，其实当地社区已经给她办理低保了，母女两个人可以生活的，可是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那她回来可以照顾她女儿吗？”
“难的，这女孩的爸妈都是老知识分子，所以结婚晚，快三十多岁才有的她，现在年纪也六十多了，哪还能照顾啊。”
学社工的时候就知道，社工要比常人面对更多可怜的事情，所以总是想要逃避，不想自己原本健康的心理装满这些悲伤的故事。中国毕竟不比国外，没有专业的督导，也不会说让你带薪放个假。中国人更趋向于一份工作，就是死命地压榨一个人，榨干净了，有的是人顶上。人力资源的竭泽而渔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没来之前，觉得救助站的社工能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每天就呆在办公室里等下班就可以了。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即使没有社工的土壤，我们做事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社工最起码的要求。
那天下午，我想了很多社工的理论，想想要怎么帮助浦振熙。
我永远记得我在接待室，对着一群同事侃侃而谈：“精神病人的救助，最终还是要社区矫治才是最好的，只有让她们回归到社区，进行再社会化，她们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最后，我甚至想把习大大的中国梦都套用在她身上了，可是同事们都只是象征性的微笑。科长说：“你说的很对，而且是绝对应该的，但你忘记了，社工很重要的一条吗？社工不是万能的！”
社工不是万能的，社工不是万能的，这句我们上学时不知道调侃了多少遍的话，现在却成了至理名言了。
我沮丧的嗫嚅道：“社工不是万能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是万能的吗？”
声音小的只有我自己听得见，整个心室被这来回的声音撞击得生疼。
那天回去的夕阳很红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