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八十五岁的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曼哈顿的家里摔了一跤，就此不治。这个古灵精怪的老头兑现了他的诺言，没有自戕，为的是“不给孩子们做坏的示范”。事实上他曾无数次为自己设置自杀方式，并对海明威的死法不以为然，认为全无创意，完美的冯氏自杀是这样的：驾着飞机，全速撞向乞力马扎罗。
“一切都很美好，一点儿也不疼”——在《五号屠场》里冯内古特画了个墓碑，这是墓志铭。由此可略窥冯氏对待生死的态度，黑色幽默是他消解死亡和苦难的方式。过完八十大寿后的冯内古特，甚至还动了起诉烟草公司的念头——从十几岁开始加入烟民行列，抽了近七十年还没死，“他们在烟盒上说吸烟致死，可我还活得好好的，”老头揶揄烟草公司是无耻的撒谎者。对于吸烟这一嗜好，他说，“世界末日的到来不会那么快，吸烟是一种相当有保证、相当体面的自杀方式。”顺便推荐给嗜烟的作家，冯内古特抽的烟牌子是PALL MALL，俗称“长红”。
再看看他对待名利的心态。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还获得不了诺奖，这个坏老头说，“挪威人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瑞典人****短，记性长。’”你瞧，他才不管瑞典人是不是乐意，对冯内古特来说，世上无一人不可嘲弄，连小布什和克林顿都是他的靶子。假如瑞典人对自己的“生理缺陷”耿耿于怀，去找老冯讨说法的话，多半会被气死。坏老头或许会撇撇嘴，不屑一顾地摔来一句：无图无真相。
此外冯内古特年轻时曾加盟过绅宝汽车公司做代理商，开了个4S店，业绩惨淡，最后关了门。老冯拿自己早年生意失败的经历调侃了没到手的诺奖，“这大概是瑞典人不给我颁奖的原因。”
冯内古特最初考入康奈尔大学，专业是生物学，差点儿和方舟子成了同行。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当了兵，在德累斯顿被俘。后来英美空军轰炸了这个城市，冯内古特成了幸存者之一。那段经历，成了日后他写《五号屠场》的珍贵资料。回国后冯氏中断了学业，在芝加哥做记者，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记者。接下来的经历会让很多中国作家眼热，冯氏发表了一个短篇，稿费是七百五十美元，第二个短篇小说赚了将近一千美元，这两笔钱加起来，差不多顶他四五个月的工资，于是冯内古特索性辞职，专职写作。
《没有国家的人》是冯内古特的最后一本书。在这本随笔集里，他骂了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以及由其制订的所有政策，还有环境污染和对外战争，连比尔·盖茨也未能幸免。冯内古特写作是不用电脑的，在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很久之后，他还用着笔和墨水，以及一位名叫卡罗的女打字员。
假如活在某些国家，和主旋律处处作对的冯内古特会死得很难看，但在美国，这位骂了八方的老头却为公众所喜，大学生们的枕边书必有一本《猫的摇篮》，如果没有，那一定有本《****》或《冠军早餐》。没有几个人会不喜欢冯内古特，原因是他骂的正是他人也想骂的，或者是他人还没想起来要骂的。然而这并不代表冯氏不爱自己的国家，正如福克纳一样，后者在回答日本记者的疑问时说，“我太爱我的国家了，因此在我的职业范围之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羞辱美国、批评美国，设法显示它的邪恶与善良之间的差别。”
“我们或许能自救，可我们懒到不愿去尝试，我们太贱了。”这句话与福克纳心灵相通，可以解释冯内古特为何把自己定位为“没有国家的人”，正是基于对祖国的爱和不满，基于那还不是他心目中的完美之国，而赞美于事无补，骂它，是让它趋于完美的唯一方式。窃以为，这才是超越国家、民族概念的真正的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