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贬长沙国之后，贾谊的人生走到了低谷，但这是限于他的政治人生而言的。虽然此时的他已经远离了政治生活的中心，可长沙国独特的环境也给了他另一番的生活享受，从而铸就了日后贾谊复杂的心情基石。
在说南越国的时候，我们讲述了长沙国的来历和情况。长沙国是当时唯一一个异姓诸侯王国，有着悠久而又安分的历史。由于地处当时的偏远地区，国家小，人口少且贫瘠，所以身为长沙王太傅的贾谊，整日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做。如此一来他便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对学问的研究，这也算是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安慰。
但贾谊并不是一个愿意为学问付出全部毕生心血的人，他脑海中秉承着儒家的那套思想：“学而优则仕”。他依旧将天下的大事放在自己的心中，哪怕被贬，他依然对此坚持不放弃，因为这是他的报复，他的理想。
刚到长沙国的这一年时间里，贾谊依然针对国家的某些问题抓住机会给汉文帝刘恒上疏，向他建言，但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升迁官职，而是为了能够帮助国家克服这些困难。一个例子便能证明贾谊的这种爱国之心。
在汉文帝三年之时，周勃被罢免了丞相一职，变相赶回了他的封地绛地，过去了退休的生活（这一点在写周勃的时候讲过）。周勃因为担心刘恒会要了他的命，所以每当朝廷有人来巡视各个郡县之时，周勃必定会身穿军装，拿着兵器来接见到访的官员，这是他神经高度紧张之下的错误之举。
果不其然，就在第二年，也就是文帝四年的时候，就有人诬告周勃谋反。刘恒二话不说便把周勃给下了大狱，后来是经过了许多波折周勃这才免于一死。
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也有着贾谊的一些小插曲。当他得知周勃入狱受辱之事之后，便立刻给刘恒上了一道奏疏，向他阐述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观点。
很多人都以为，贾谊的这封上疏肯定是要找周勃的麻烦，让他在泥沼里越陷越深，从此爬不上来，这样就可以报周勃当年告自己私状的仇了。然而贾谊并没有这样做。
的确，如果贾谊是一个因私徇公的话，这的确是一个彻底扳倒周勃为自己报仇的机会，但贾谊没有这样做。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是站出来替周勃说话，并且向刘恒阐述了一番君主应该怎样对待臣子的道理。
贾谊首先替周勃喊冤，同时提醒刘恒，对待臣子特别是对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臣子，哪怕他有罪，也宁肯“可杀不可辱”，这是基于一种封建传统的礼义廉耻的准则来对待臣下的。
其实对忠心的臣子而言，死并不可怕，可怕是被侮辱，这会寒了天下欲为国家出力人的心。周勃是三朝元老，而且在每一朝中都有过突出的贡献。纵使现在犯了一点错，也不至于杀了他，即使要杀他，也不该如此的羞辱他。贾谊针对此，对刘恒如此对待周勃的举动给予了尖锐地批评。而刘恒此刻也为当初虐待周勃的行为感到后悔，所以他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吸取了这次的教训。以后但凡臣子犯了罪，该判死刑的，一般都是让其自杀，而不是让别人羞辱一番他再杀掉，从而保存做臣子的尊严。这算是统治者一种进步的表现。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贾谊这人还是很秉公的，他至少不会徇私枉法，把自己个人的情感强加到政治上来。
贾谊被贬长沙后，刘恒也依旧会看贾谊的上疏，并且采纳他的建议，这说明刘恒也并非完全地疏远贾谊。但我们据此就认为刘恒完全相信贾谊，其实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还有另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上一章我们也讲到过，汉文帝有一个很喜欢的男宠，叫做邓通，刘恒曾经将一整座铜山赐给了他，让其可以自主开山铸钱，从而使邓通一跃成为了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富豪的事、贾谊也在其中有一些插曲。
由于邓通自己开山铸钱，这就表明他有合法的“印钞机”，伴随着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邓氏钱”开始大量的充斥在了市场之上。这还不算，当时的吴国国王刘濞（日后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为了加强他吴国的经济实力，也开铜山铸钱币，这就又使得“吴氏钱”也流贬天下。再加上当时政府发行的货币，西汉初年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就非常复杂和繁琐，这造成了一定的经济障碍，长此下去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
贾谊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就上疏汉文帝，建议刘恒重视这个问题，及早解决以免造成经济危机的出现。但邓通铸钱，是经过汉文帝亲自批准的，刘恒不可能会否认已经做出的决定。而吴国又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南，刘恒更是无从插手。所以虽然贾谊问题说的很对，但刘恒却不会去做，所以这个上疏被刘恒当即否决了。邓通也由此日益憎恶贾谊。
因此，从上述这两件事中，我们能够看出，刘恒对待贾谊，并不是一味的信任和一味的不信任，这其实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当贾谊感觉刘恒会采纳自己的意见之时，刘恒坚决否认。而当贾谊又感觉刘恒不会采纳自己建议的时候，他又采纳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你无法揣测出对方的心思。
而正是因为此，贾谊的内心也变得非常的愁闷与纠结，这让他的日子并不是那么的好过。
贾谊到长沙第三年的某一天，正在窗边读书的贾谊，一只猫头鹰飞进了他的房间。猫头鹰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会给人带来不祥的鸟，这让贾谊内心一紧。同时，再加上长沙国气候潮湿，不适于当时的北方人生活，所以贾谊自到长沙之后身体状况便每日愈下。顿感伤心的贾谊便挥毫写下了一篇名赋《鵩鸟赋》，以此来表达自己复杂忧郁的心情。而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贾谊便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能够长命百岁的人了……
汉文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73年。身处京城的刘恒突然想念已经被贬长沙国数年的贾谊，于是下了道命令让贾谊回到京城。终于，贾谊等到了他一直在等待的这个机会。
刘恒突然把贾谊又给招了回来，这恐怕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其中最客观的原因，便是从前在政治上压制贾谊的人此刻大都不在了。灌婴已经死了，周勃也退休回家，不再过问政治。朝中说贾谊坏话的或者是反对贾谊的人几乎没有，所以刘恒适当的想念曾经重用的贾谊，将其召回来也情有可原。
贾谊怀揣着满腹的期待与希望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长安，他原本打算重拾过去的梦想，再有一番大作为的。但很快，贾谊便发现这至多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刘恒虽然接见了贾谊，但也只是和他聊了聊有关一些纯学术问题的东西，并没有涉及任何的政治问题。不久之后，刘恒便给贾谊另行安排了一个工作，依然是做某个国王的太傅，不过这回的国王换成了梁怀王刘揖，国家也从原来那个又远又穷的国家长沙国换成了一个较为富强的梁国。
同时，梁怀王刘揖也是汉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这也算得上是刘恒对贾谊的一种信任和重用。只不过，对于贾谊期盼的想要参与政治的愿望，汉文帝是不会再给贾谊了。原因则在于邓通依然在刘恒的身边。
贾谊再一次带着满腹的失落离开了长安，前往梁国，不过这一次他比过去少了许多的忧愁，显得更加的成熟。也许，自上次的猫头鹰事件之后，贾谊也渐渐看透了自己的一点内心，看清了自己的一种人生。有些东西，其实不利强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其实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到了梁国之后，贾谊安分的做着他的太傅之职，好生照看辅佐年幼的梁怀王。同时，他依然做着和在长沙国一样的事情，继续针对国家的事情给文帝上疏。
这一点我其实很欣赏贾谊，哪怕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用，哪怕别人无视自己，自己也要坚持自己的做事的正道，坚持正义，坚持梦想不轻言放弃。单凭这一点，贾谊就值得流放百世，被后人称赞。
贾谊有一篇著名的政论性文章，叫做《陈政事疏》，也叫《治安策》，便是发表在他当梁怀王太傅的这段时期，这也是贾谊身平最后一篇有名的文章。
在这篇论述中，贾谊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指出，眼下众多的诸侯王国，将来必然会成为汉王朝的大患！因为常年的发展壮大诸侯王实力的同时，也壮大了他们的野心。纵观历史，发生在同姓同族身上的反叛事件自古便有，因此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西汉初年，刘邦吸取了秦亡的教训，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秦国没有分封子弟为王，从而造成一人难力挽狂澜的局面。所以刘邦立国之初，便分封了很多同姓诸侯王，希望借他们的力量他拱卫王室，从而稳固统治。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这其实也是包含着不小的风险的。首先是诸侯王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了实力，有了能与中央抗衡的力量，这很容易滋生他们的不轨野心。其次，刚刚封国之时各个诸侯王可能还是亲兄弟，好哥们。但几代下来之后，由于长年的不接触，没有感情纽带，就只是一个姓氏相同，亲情和血缘关系无法拴住他们，这也容易激起反叛。
基于这样的问题，贾谊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在原有封国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增加封国，从而削弱诸侯王的力量。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
贾谊的这篇《陈政事疏》，很明显有着一种居安思危的意思，他站在了一个政治家的高度，将汉朝未来的隐患挖掘出来，从而将危机消灭在土壤里，不得不说这是必须极富政治才华的人才能做到的。但很可惜，刘恒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着眼于未来，而是着眼于当今。他没工夫去管未来的问题，他只想解决现在的问题。眼下诸侯王还算安分守己，对拱卫中央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他没理由去拿他们开刀。因此，贾谊最后一次著名的上疏，被搁置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贾谊的观点是正确的，汉景帝刘启时期爆发的七国之乱，便是贾谊当年担忧的具体体现。而他在《陈政事疏》中提到的解决办法，虽然在汉文帝朝没被采纳，但在汉武帝时期，他的这个观点被刘彻发展成了“推恩令”，从而有效解决了诸侯国发展强大对中央造成威胁的问题。这也算是对贾谊的一种慰藉吧。
汉文帝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69年，梁怀王骑马不小心摔下马死了，身为太傅的贾谊深感是自己疏忽才导致梁怀王意外死亡，因此十分的自责，日夜哭泣哀怨。第二年，也就是汉文帝十二年，贾谊在极度的犹豫和自责中逝世，享年3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