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老师说完，张忠诚叹了口气说，“唉！内蒙古大草原上就一个点，可是就这么被你给否定了。”
“也不见得，”蹲着的顾碧彤站起身来说，“我现在才发现人要是太聪明了也有不好的地方。”
张忠诚说：“你这是说我呢？”
“对，你刚才说过，如果你是个造假者，你要根据这本《元史》中的记载画出这幅四海测验图来，你会让书上记录的这些个点一个不漏出现在这幅地图上面，对吗？”
“对，我是会一个不差地把书上记录的这些点都画到地图上的，我想每一个造假者都会这么做的。”
“如果这两者有出入呢？”
“那当然就证明这幅地图确实是真的了，”王老师接口道，“造假者可不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顾碧彤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她说：“老师，看来我们刚才傻是傻对了，另一个天文点一定处于与元上都这个点的同一条纬线上面。”
“为什么？”
“你们看，”顾碧彤把手里的书拿到了王老师的面前，“我们刚刚核对这些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上面有一处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在他的一再催促下，我就没有说。这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元上都的北极出地高度。在《元史》里的记载，元上都的北极出地高度是：上都，北极出地四十三度少，而你们看，《四海测验图》背面记载的却是一个更精确的数字。”
王老师和张忠诚把两个数据一对照发现果然如此。王老师说：“看来你的父亲确实没有白死。”
顾碧彤问：“那么说，这张地图确实是真的了？那批宝藏真的还在？”
“对，真的还在。我们之前只是理论讨论，可是我们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是实证。我敢肯定，这张图一定是你的祖先郭守敬亲手绘制的，并且它流传到了今天我们的手里，而且他就是为了要隐藏那批宝藏的秘密才绘制的这幅地图。”
张忠诚说：“你们可以稍微高兴一点，但是我们的大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个点而已，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要找的是两个点呀！”
“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另一个天文点一定处于与元上都这个点的同一条纬线上面。”顾碧彤说。
“为什么？”张忠诚问，“我们的古人是怎么测定另一个点就一定和这个点在同一条纬度线上呢？”
“这个很容易，”顾碧彤自信满满地说，她把自己的左手握紧成一个拳头说，“你看，地球自转轴的北端正对着北极星。从赤道上看，北极星就位于我们北面的水平位置。赤道也是我们纬度的0度线。从北极看北极星，北极星刚好就在我们的头顶，也就是90度的位置。所以说一地的北极星高度就是那个地方的纬度，《元史》中记载的我们刚才读到的北极出地高度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纬度，这个我们古人是完全可以测量出来的。”
张忠诚用自己的拳头比划了一下，他终于弄明白了顾碧彤说的话是对的，古人是可以测量出地球上任何一个点的纬度值的。可是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说的对，可是另一个点在哪里呢？你看地图上，经过上都这个点横穿内蒙古大草原纬度线的再也没有其它的点了。”
“我们暂时不考虑找两个点，先说我们找到的这个点行吗？”王老师插口道，“你们怎么就认定这个点就是那两个天文点中其中的一个点了呢？”
“哦！你觉得它不是，可是图上唯一与书上记载不同的也就只有这一个点了呀！”顾碧彤说。
“我不是说这个点的发现没有价值，我是说它的发现可能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纬度而已。”王老师皱着眉头说，“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找一个点行吗？”
张忠诚接口道：“好，先就说一个点，我们有了一个点的纬度值，但是经度呢？我们的古人是没有办法测量经度的呀？”
纬度我们的古人可以测量，可是要说到经度就麻烦了。地球自转一圈360度，大概需要24小时，所以每过1小时太阳会向西移动15度。当A、B两地经度差15度时它们必定相差1个小时，所以要测量经度首先你得有精确的计时仪器，可是我们的古人没有表，所以古代人没法测量经度差。这是张忠诚有这样一问的原因所在。
王老师说：“我们古人是没有办法测量两个点的经度差，可是他们有办法延伸一个点的经度线。”
“怎么延伸？”顾碧彤问。
“很简单，”王老师说，“在地上立一根杆子，不断的画出它的影子，当它影子最短时，记录下此时影子的方向，这是它的正北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它的经线方向，把这个方向加以延伸不就是经线了。”
“可是这种方法的误差也太大了，就算用我们现在的测量仪器来算。”
说到这里，张忠诚立马进了王老师的书房，他拿出了一部计算器，他边计算边说道：“我们假设它的测量误差为1分，而图上最短的距离也有300公里。如果用误差1分和距离300公里去计算，误差就有500多米。500多米！这是个错误而不是误差，古人怎么会用这种手段延伸一条经线呢？”
王老师说：“书呆子，这种方法我们古人不仅用了，而且还做了，你以为古人在做测量工作的时候都首先要像你们测量队一样先得考虑精度问题呀！精度达不到要求就不做了。”
“古人做过延伸经线的测量工作？”张忠诚瞪大了眼睛。
“对，你们知道北京中轴线的方位指向是什么吗？”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中正”的观点一直贯穿其中，中正就是指坐北朝南。那时，没有经纬度的说法，中国古人只是将周天分成十二份，用十二个地支来代表。正北方用“子”来代表；正南方用“午”来代表，所以坐北朝南的中正线也称子午线。北京的这条中轴线就更非同小可了，因为故宫就是以这条中轴线的位置次第铺展建造的，就是说，元、明、清三代历朝皇帝的龙椅就摆在这条中轴线上。如果中轴线的指向不是正南正北，那不就是说，皇帝的龙椅都坐歪了。张忠诚当然知道这些说法，可是王老师这样问就有些问题了。所以他犹豫着回答：“是正南呗！难道不是吗？”
“不是。”王老师肯定地说，“你认为北京中轴线的指向是正南应该是正确的，但事实上不是如此。有一个学习遥感的名叫夔中羽的老先生，在上个世纪就发现这事情有点儿不太对劲儿。2004年的时候，夔中羽为了设计航空拍摄北京中轴线建筑的准确飞行路线，他拿来了巨幅的《北京卫星影像图》和《北京航空影像图》仔细观察。他的目光沿着中轴线一路北上时，他发现北京的中轴线与子午线偏离越来越远，对于有着多年丰富测量工作经验的夔中羽来说，这一点偏离逃不过他的眼睛。因为卫星和航空影像图都是严格按照测绘精确的经纬地理坐标绘制的，中轴线却与子午线有偏离，很难相信这是由于绘图误差造成的。此事经过爱较真的夔老后来多次验证，北京的中轴线测算真的偏离了子午线，偏离的角度有2度多。”
“不会这是因为700多年前测量技术水平不高，将子午线测偏了吗？”一直使用现代先进测绘仪器的张忠诚很是看不上古人的测绘水平。
“你不要一味的怀疑古人，你知道吗？在中国古代较早的时候，唐代一行大师为测量纬线长度在河南就很准确地测量了四个点的子午线。还有在河南考古复原的宋代皇城里，笔直的中轴线也完全符合子午线。现存的北京中轴线，是当年建造元大都的时候确定下来的，是由担任元大都建筑之职的忽必烈的重臣刘秉忠和他的学生郭守敬二人主持兴建的。他们可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天文、数学和大地测量家。如果说这两人设计的中轴线有这么大的误差，是根本不可能的。”
“又是理论推断。”
“理论推断怎么啦！我们刚才的理论推断，最后不就找到了实证吗？后来你知道夔老发现北京中轴线指向了什么地方吗？”
“什么地方？”
“就是忽必烈发迹的老家元上都！”
“元上都？”
“对，可见当初建元大都时，中轴线就是采取了上都与大都的连线作为基准线的！而这种方法就是采用我刚才说的那种土方法。”
王老师说完后，去书房取出了几本杂志扔给了张忠诚和顾碧彤。杂志里面就有当初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以及记者当年对夔中羽老先生的采访。
“你们相信了吗？”王老师问翻看着杂志的二人。
“我当然相信，主要是他不信。”顾碧彤说。
“事实面前我也相信了。”张忠诚说。
“相信就好，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当然是找那个点了。”张忠诚从顾碧彤手中拿过了那本《元史》，也开始翻看起里面文字来。两位女同志在这本书中找到很重要的线索，张忠诚也想着自己能够从这本书里找到些什么。
顾碧彤说：“不要找了，那里面就一个点的记录不同。”
王老师说：“再说即使你找到了，那里面会记载着我们现在用的经度值吗？”
“就是。”张忠诚灰心丧气地把书扔到了沙发上。
王老师把书捡起说：“你灰心什么？记录里没有，我们可以看看其它的点都有些什么特别呀？”
“图上有27个点、我们排除了一个上都，剩下26个，我们只有找到一个点可能是——”说到这里的顾碧彤突然变得有点沮丧，她好像想到了什么，“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可是那些点现在还有一个存在的吗？”
经度和纬度不同，纬度0度纬线就是赤道，这是不可以假设的。而经线的0度线却是假定出来的。我们现在的0度经线是在1884年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会议决定的一条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一条经线，这条线又叫本初子午线。700多年前的郭守敬即使有现在的测量技术也不可能测出它的经度值。没有经度值，要想把某一个点的经度线加以延伸，这个点就必须还存在。顾碧彤想到700年前的那些点肯定都不存在了，所以她有些灰心。
“有，”张忠诚叫了起来，“在北京不是有座古观象台吗？就在建国门的西南角。”
位于北京市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确实有座观象台，但它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可不是郭守敬建的那座。不过它可以追溯到郭守敬建设的那座观星台，这可有一段相当复杂的历史。
在公元1279年，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今建国门观象台北侧建立了一座司天台，成为北京古观象台最早的溯源。
明朝建立后，于1442年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旧址上修建了观星台，放置了浑仪、简仪、浑象等天文仪器，并在城墙下建造紫微殿等房屋，后又增修晷影堂。这座观星台就是张忠诚说的古观象台。
百度上面记载，其后这座观星台又经历了太多的劫难。
1644年清政权建立之后，改观星台为观象台，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改用欧洲天文学的方法计算历书。1669—1674年，由康熙皇帝授命，南怀仁设计和建造了6架新的天文仪器：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1715年纪理安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1744年，乾隆皇帝又下令按照中国传统的浑仪再造一架新的仪器，命名为玑衡抚辰仪。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法两国侵略者曾把这8件仪器连同台下的浑仪、简仪平分，各劫走5件。法国将仪器运至法国驻华大使馆，后在1902年归还。德国则将仪器运至波茨坦离宫展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于1921年装运回国，重新安置在观象台上。
1911年辛亥革命后，观象台改名为中央观象台。1927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筹建后，古观象台不再作观测研究，于1929年改为国立天文陈列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进逼北京，为保护文物，将置于台下的浑仪、简仪、漏壶等7件仪器运往南京。这7架仪器现在分别陈列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古观象台于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3年重新对外开放。在国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高级官员和科学界同行如英国首相布莱尔、比利时首相伏斯达等都曾慕名前来参观考察过。
自然王老师也知道这座观象台的历史，她说：“那里是有座观象台，不过可不是郭守敬建的那座。”
“那郭守敬建的那座呢？找不到了吗？”
“已经毁坏了，不过就在你说的这座的北面。”
“那就好，不是在北面吗！即使毁坏了也在同一条经线上。”
王老师说：“可是通过这个位置的经线和北京的中轴线之间的距离也只有不到5公里的距离。如果沿着这条经线还不是去了上都吗？”
“可是，你不是说北京的中轴线和子午线有2度的角度吗？sin2度乘以300公里——”张忠诚说着又拿起了计算机，要计算这个距离，他觉得他已经要找到这个点了。
王老师却说：“我总觉得不是这个点。”
“为什么？”张忠诚停下了手中的计算工作。
“我不是刚刚说过了吗？从时间上看，元上都这个地方不可能是藏那批宝藏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看，也不可能。元上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东北约20公里处，这个地方离北京和东北地区的满族都不远，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个理想的藏宝藏的地方。”
“可是，我们还有其它存在的观星台吗？”顾碧彤觉得王老师对这个点不感兴趣，肯定还有其它原因。
王老师说：“就我所知，确实还有一个观星台存在，并且这是唯一的一个郭守敬建造的没有遭到任何毁坏的观星台了。”
“哪一个？”顾碧彤和张忠诚异口同声地问。
“河南省登封告成县，也就是《四海测验图》上面的河南府阳城。邢台郭守敬纪念馆内的那个观星台就是仿制河南告成县的这个观星台建造的，这是郭守敬四海测验唯一保存完好的观星台了。”王老师指着图上的点说。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点呢？除了元上都和北京的这个，余下的四海测验的观测点可还有25个呢。”顾碧彤问。
“就是。这个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一旁的张忠诚也问。
“还真的有，你们一定听说过‘地中’这个概念？你们知道中国古人认为的‘地中’的那个位置在哪里吗？”
“听说过，难道河南阳城就是中国古代‘地中’概念的那个‘地中’？”顾碧彤问。
“对，就我所知，中国古代地中概念中的‘地中’就在河南阳城。”
三人不一而同的把目光聚焦到了地图上阳城和上都交叉的那个位置。
“可是图上的那个位置什么也没有呀？”张忠诚说。
“外面没有，可不等于内部没有。”王老师蹲下身子，用手揭起了地图的一角问，“你们能说说这是种什么纸吗？”
张忠诚和顾碧彤都摇摇头。
“这种纸叫宣纸，它原产于安徽泾县，泾县原属宁国府，产纸以府治宣城为名，故称‘宣纸’。这种纸在唐代就已经很出名了，在唐书画评论家张彦远所著之《历代名画记》中就有‘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的记载。这说明唐代已把宣纸用于书画了。宣纸的主要原料是青檀树，因为这种树是泾县当地主要的树种之一，在宋朝之后，宣纸的原料中又添加了楮、桑、竹、麻，以后扩大到十余种。听说制作这种纸的工艺非常复杂，它要经过浸泡、灰掩、蒸煮、漂白、制浆、水捞、加胶、贴洪等十八道工序，历经一年方可制成。宣纸的原料和它的这种制作方法使得它具有了其它纸没有的特性。”
“什么特性？”张忠诚问。
“它可以分层，因为它是分层制作的。一张普通的宣纸可劈为两三层，好而厚的宣纸甚至可劈为十数层。凡用宣纸作的古书画，一经到了商人的手里，他们便将原作劈为可能劈成的层数，然后再分别用宣纸将劈下的每一层托裱加厚。这样，一件作品便变成了两件以至多件。只是劈开后的各层，即便是最上面的一层，其色彩都不如原作，作伪者需要照原作分别加以描补，再用熏旧法使之变旧，令人难辨真假。不老实的装裱匠人经常使用这种办法偷窃别人的书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