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她了，再见到她的时候，还会认出我吗？
我坐在列车上，两旁的景物动起来的时候就像一片绿色扫过一片灰色，高铁的速度经过历年数次提速之后，已达到某种极限。现在的孩子都不爱坐过山车了，因为在高铁上就能体验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可是四周的人似乎早已适应这一切了，他们毫不觉得心脏难受，几乎人手一个平板，手指熟练地隔空收放着，眼睛快速地一目十行，在这个密闭加速的飞驰鸽笼里，尽可能地吸纳这个世界“秒新分异”的各类信息。他们有的会心一笑，有的面部严肃，有的口中喃喃记诵着什么，还有的目光斜斜下垂，手指快速地隔空拨扫着，似乎对已经发生即将发生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深感不屑和无聊。
这就是我未来的看客，我的衣食父母，他们对于我即将着手的文章会感兴趣吗？对了，忘了介绍，我是一名记者。对不起，在这个已经全民自媒体化的时代，仍然需要一些专业的本职人员去做一些深度报道，纵向挖掘人性的、动人的故事。我一毕业就选择了这家经过十年痛苦转型最终结束传统纸媒经营的最后一个事业编制杂志社，现在它已全面建构电子阅读平台了，它一直迟迟不倒是因为给杂志社投钱的幕后大佬是一个有着怀旧情怀的文化商人，他曾经开过书店，因为他对纸质文化充满着夕阳眷恋般的情感。可是这一切都抵挡不过这个时代大口吞嚼所有剩余物资的巨势，它像要赶着投胎似的，撬动地球跟它一起加速旋转。不过，正是因为它是最后一家转型的杂志社，因此对文艺同样抱有情怀的我才选择毕业后去了这家单位，那里的主编亲自面试我，对我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情结表示许可，并在听了我的选题后认为深具可操作性。
“这样吧，你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写篇深度报道或是人物专访。注意，我们要通过她一人的命运遭际，反射出这个时代的变态和各种问题。”
这就是我的任务，我带着这个任务和主编亲口许可的两千块范畴内自由支配的出差报销额度踏上了重返家乡的路。一趟行程只需4个小时，在30年前世纪初的时候还需要一天一夜。旅程上节省的时间可以为采访沟通工作腾出大量时间，我原本计划两天搞定就返程，然后在高铁上把初稿写完。如果采访对象不是她，我的这种想法完全能实现。
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明知采访对象是她，就应该预料到其中的变数。
好吧，我喋喋不休只管述说自己那些破事儿，却把我们的主人公撇到一旁。该隆重介绍她了，她是谁？
她叫李薇妮，是我的邻居，旧日的邻居。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牙牙学语、脾气暴躁的小孩时，就和她比邻而居，那时，她和她的父母长久地住在一块。她已经30多岁，可是还没有结婚，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她就像一个怪物一样。然而我却从来不那么认为，因为她的卧室与我的卧室只有一墙之隔，因而从她的房内总是飘来香喷喷的各种油画颜料味道，还有每隔几天便隐约响起的动人琴声，这些总能招得在哭闹中的我突然安静下来。于是在我眼里，这个不常露面的阿姨充满着诱人的魔力，我幻想她是一位神秘的魔法师，和我虽只有一墙之隔但却生活在另一个奇妙的世界里，她为了修炼高层的法术不得不避世隐居，躲避仇家的寻访，而她的父母，表面是她的父母，实则是她身旁的两个护法，为她出外应酬挡掉俗世的一切麻烦，并伪装是一家人以适应人间的规则。
是的，年幼时的我想象力很丰富，比现在强多了。现在的我只懂得拿出我的平板，在上面写着工作计划，一、向我母亲询问她的住处，二、联系她约时间，三、采访。
等一等，也许你们会质疑，要采访人物，不该首先和她沟通联系好吗？你这样贸然上门，不是会打搅她吗？或许更会有同行批评，你应该先要到她的联系方式，跟她说好再回家采访，万一她有事不在家，岂不是扑了个空？我摇摇头，不，因为我要采访的人是她。
从刚才的描述，你们应该能明白我要采访的对象是谁了，你可以用曾经潮过一阵的词“怪咖”形容她，也可以用略带时代批判口吻的词“异类”来描述，当然也可以尊敬地称她为“与众不同的人”。与众不同的人从来不按常理出牌，她没有固定电话，没有手机，没有平板，没有电脑，没有任何网络信息工具，因此要打听她的行踪，只能通过最古老的口耳相传的方式。比如我妈听一个过去的邻居牛阿姨说，“听说她现在还一人，住在特别远的一个废旧工厂改的房子里，还养了很多只猫”，然后我再从我妈的口中听说，“阿囡啊，你知道当年那个邻居李薇妮现在怎么样了？她和很多只猫住在一个工厂的地下室里，还在画画，据说她一直等着被人相中她的画，好改变自己的居住环境。”“妈，你能打听到她居住的具体地址吗？”“这个呀，”我妈犹豫了一下，“我试着去问一问吧。”
这就是我采访她的缘由，也是我不得不临时实地采访的原因。
那天我挂掉电话后，一直沉浸在一种似真似幻的氛围中。在这种难以言说的氛围中，我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座公寓里，我好像还呆在那间小房间内，因为儿童简单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满嘴爆发着一些单音节词，同时拿起不知哪门子亲戚送我的玩偶往墙上猛掷，以此发泄愤怒。就在这时，“叮叮”两声音符穿墙而过，好像有人在对我说“嘘”。接着，“叮叮”开始变调并延长，“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那些“叮叮”们就好像有魔力的小球，在我的面前弹跳着，有的跑到天花板那么高，有的沿着地毯的边缘滚动着，有的悬挂在窗口摇摆着，还有的一跳一跳地像宠物小狗那样蹿到了我的怀里。
第二天，我那不善言辞的父亲就拉着我的手，扭扭捏捏地按响对门邻居的门铃。这是从搬进这幢公寓几年来的第一回。我的父亲见到了李薇妮的父亲，那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头，说两句话就会“啃啃啃”地咳起来。在他“啃啃啃”的咳嗽声中，原本就不善言辞的父亲，他那篇打了好几回的腹稿听上去更为断裂了，好不容易表达完想让对方女儿来教自己女儿学琴的意愿后，李薇妮的父亲沉默了，然后，他果决地摇摇头，没有一丝考虑，也没有一丝抱歉，“对不起，我女儿不教琴。”
这样的结果，即便在我那八面玲珑的母亲出马后也没有改变，她见到了李薇妮的母亲，试图从拉家常开始把话题落到女儿学琴上，李薇妮的母亲比她父亲善于沟通，但是目的仅止于柴米油盐，说完一切琐碎的生活细节，我母亲那任何转移话题到她女儿身上的企图都被她识破并有效转移了。“实在抱歉，我女儿不是教琴的，她本职是画画。对了，你女儿五岁了吧，打算什么时候让她上学呢？这边学区……”关于李薇妮，她母亲唯一肯透露的信息就是这一点，再无其他。我母亲终于认输，并且终于发现，其实我也没什么必要学琴，因为她的琴声会在我每次无理取闹发出噪音时准时响起并安抚我。既然学琴是为了净化我那暴戾的脾气，这一点其实早就已经达到了。
而直到那时，我们一家三口也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李薇妮，她好像总在家，但又似乎从来不在家，因为我从没有听到她和父母高声说过话。这一点对于成年后的我来说，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印象中，我和父母的感情就是一直在吵闹中维系，对于那些在外面承受的不可忍受的委屈，我总是以最尖利的方式发泄给家人，那李薇妮呢？她是永远没有烦恼吗，她怎么就能在家里一直这么安静下去，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她的画里面又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火车轰隆隆地开过。不，今天的火车不会再有“轰隆隆”的声音。列车悄无声息地飞驰过一片湖域。这片湖水的边上长着芦苇。
邻座的商务男士一直在看手机，直到这一刻被车窗外的阳光晃了一下眼，他才从掌上世界短暂地脱离出来，望向窗外。他注视了一秒，两秒，三秒，大约有十秒的时间，这已经远远超过他允许自己走神的时间了，然后他迅速低下头来，又回到自己的那个世界。
那十秒的时间，他去了哪里？他又能走多远？
每个人的记忆里，也许都藏着一片芦苇荡。有的来自语文课本上的插图，有的出自于对未知的想象，而有的则是童年的亲身经历。
那年的我，就站在芦苇旁边。而她，正在作画的李薇妮忽然转过头来，冲我一笑。
那年我八岁，搬入小区后第六年，小学二年级。秋游，走散。不知怎么就走到这片芦苇了，本能地觉得这片芦苇很美。风声飒飒，芦苇飘荡，若隐若现的，我看到一个深红色的背影。头发松松的，扎了一个马尾，深红色的连衣长裙，黑色的披肩，右手悬空着，握着画笔，地上放着各种颜料、笔和洗笔筒。我侧着身，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动着，像个小偷似的要窥探她笔下的世界。等我终于转到某个角度，看到她的画后，我呆住了。
“芦苇不是黄色的吗？你干嘛要画成红色？”
正在作画的她吓了一跳，猛然回过头来，盯着我看了两秒后，我发现这个陌生女人眼里的神色柔和起来。可是她没有回答，依然继续作画。我见她没有赶我走的样子，于是索性大着胆跑到她身边，仔细看她的画。真的是一片火辣辣的芦苇。
我伸手指着前方，较真地说：“你是色盲吗？它明明是黄色的，你可以加一点红色，让它变成金色，可是它不是红色的。”
她笑了：“你懂得还不少！”
我自豪地说：“我是小荷尖尖绘画兴趣班的！”
她又笑了笑，然后弯下腰，换了一只大号的笔，蘸了调色板里的黑色，忽然就往芦苇上方的空白里大片地涂抹起来。
我大惊失色：“黑色啊！”
黑色瞬间覆盖了整片红色芦苇的上方空白，与红色无缝对接。黑夜笼罩在红色的芦苇荡上，只有芦苇脚下的那一片水，是蓝莹莹的，泛着银点的，极清极净。
她画完了。我抬头望望前方，芦苇是金灿灿的，因为夕阳的外衣落在它们身上，水也是金灿灿的，因为水里有芦苇的影子。天空还是金灿灿的，因为太阳还没有落到地平线下。
这明明是两个世界。可是她说：“我的芦苇是红色的。这是晚上的芦苇，它会变成红色。”
漆黑的夜里，妈妈说有鬼会跑出来。因为黑色可以覆盖掉这个白天的世界。
可是她却说，黑色和白色一样，代表无限的可能性，还有，有许多白天看来平平无奇的东西会变得非常美丽，甚至会改变了色彩和外貌，这些只有孩子和有灵性的人才能看得出来。
这是她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永远不要去画你看到的东西，要画你心中见到的东西。
这就是我和李薇妮的第一次邂逅，我们的邂逅充满着传奇性，她扮演了一个张良老师黄石公的形象，在与小妮子我经历几次对答和偶遇之后，认定我是一个可造之材，便以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将我浇灌成了一位艺术家。而我日后在比赛中胜出或是开办画展之际接受采访时，嘴里总是会冒出“李老师”这一符号。她是我一辈子的恩师——
打住。真实的故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过就是她和我偶遇，聊了几次天，上了几堂课罢了，一点都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而在我自己的想象中，我多么希望“巧遇恩师，结缘一生”能发生，那样，你就不会成为采访故事的那个人，而成为故事中的那个人，无须考虑一切琐碎的现实问题，只需任性地回答，塑造你想要呈现在公众面前的那个偶像模板。
我自嘲地笑了笑。芦苇荡早已开过去了，火车历经山原起伏、农家风光之后，终于抵达城市的腹谷，两旁参差的高楼以迎接的姿态欢迎这列火车蜿蜒探入，稍停，从这列时光旅行仪器上就会吞吐出一个个小蝌蚪，它们各自有着精确的目的地，并将会朝之移动，尽管它们自己都未必明确为什么要朝那里移动。
我下了车，深深吸了一口气，南方空气中独有的潮湿闷热扑面袭来，北方人呆不了两分钟，就会闷出一身汗，可是我却如此适应并且热爱这种感觉。潮热的亚热带夏季城市，蚊蝇肆意活动的熟悉恼人声音，柏油路上蒸发出的一层乌黑的热汗，熨烤得任何接近它的物体似乎都要瞬间自燃。这就是生养我的这座城市，在记忆中我一层层地给它披上美好的幻想外衣，不断地予以疏离化、传奇化、诗意化，直到它蜕变成我叙述文本中的某一点，我可以隔着一个合适的距离安全地讲述。像讲述一个故事那样讲述真实发生的事。
一提到“李薇妮”三个字，母亲的脸色就沉了下来，很是不安的为难。“阿囡，你是一定要采访她吗？”
“都和主编说好了。如果这期反响好，我就不用等到试用期结束，直接能转正。”
母亲听了这话后，脸上的不安愈发明显了，“她能不能接受你的采访，只怕都成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