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皇城根公园拍照时，何东抽着烟，神情有些疲惫。穿过马路来到对面的思茗斋茶馆二楼坐定，何东只点了一杯白水，并不喝茶，他解释说：“昨晚失眠，没睡好，所以不能喝茶，******不是也只喝白水？”
年过50开始做电视节目主持人
虽然做过央视《半边天》的节目策划，但之前一直以“写字为生”的何东最初并不接受自己的电视形象，拿他的话说“我这样儿哪能当主持人啊？最多就是一出镜记者！”不过光线传媒的李德来偏不信邪，愣是说服何东做了一档《何东星问题》，演员王刚说：“（何东）居然也凭借着那张比我俊不了几分的脸做电视采访记者了，真搞不清是他的悲哀还是电视谈话节目的悲哀。”张铁林却认为：“何东是个搅屎棍，是个每次带有不同试剂的搅屎棍，因为他每次试图探讨的问题都不同，今天这种人非常非常之少。我之所以愿意接受何东的访问，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讨厌，也很尖锐，他肯动脑筋想。”
何东在电视圈的朋友也是一片反对之声，只有做过《正大综艺》主持的王志文表示支持，并且传授了自己的秘诀：“做电视谈话节目最重要的不是说而是听，谈话节目不是说的艺术，而是听的艺术，第一步听到画龙点睛，第二步听到入木三分，第三步听到振聋发聩。”
于是何东开始真正做电视了，策划、请嘉宾、做案头准备，还专门跑到蓝岛商场挑了半天，花50元给自己买了一件出镜穿的蓝衬衫。到拍摄那天，他背着一个双肩包走出家门，里头装着买给嘉宾喝的瓶装矿泉水，还有提问板、给自己使的吸油纸和唇膏。“灯光一照，脸上的油就一块块反光，我开始也不懂，就用纸擦，后来人家告诉我不行，得去买专门的吸油纸。棚里现成的景是给李霞她们年轻时尚的主持人搭的，我得在旮旯里找一个角度拍摄，椅子都是现从办公室借来的。”
年过50的何东在一个新领域里成了一名“实习生”，他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去拍摄要走过一个过街天桥，有两回，大太阳底下，我背着挺沉的包走在天桥上，真有心转身回去得了，50多岁的人了，我这是干嘛呐。”心里就这么拧巴着，他到底没回头，反而做出了兴趣和心得，“电视和文字太不一样了，这是原先我没有想到的，我们过去都骂电视人浅，其实做好很难。做完《何东星问题》我不怕电视了，没有任何障碍，越做越有感觉了。前不久通过和一家地方电视台的合作，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先天性的主持人，现场200名观众的情绪状态都在我的控制之中。”
鲁迅的文字对我影响余毒太深
何东的犀利文笔、麻辣风格缘自他不同寻常的经历。1969年，16岁的何东离开北京下乡，来到了黑龙江接近边境挨着劳改农场的建设兵团，整整劳动了8年。何东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一直很受妈妈娇惯，突然“流放”到环境艰苦、远离亲人的陌生土地，何东很不适应，“前3年一直在哭，生生把自己的眼泪都哭光了，以至于后来父亲去世、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哭了。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其他人都哭得一塌糊涂，我却在笑，一点没有难过的感觉，特别变态。”
何东当时身高1米51，不到80斤，是全连最小的一个，他回忆说：“通过这8年，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体力劳动者，每回开拖拉机、种地都被人说笨！干活不行，我却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呐喊》、《野草》，当时兵团除了毛选，就只有鲁迅，他的文字对我的影响余毒太深。”
回忆起昔日的兵团生活，何东说：“当时规定，5年之内不许男女之间有任何来往，所以兵团战士的生活非常变态。一帮男的洗完澡，一丝不挂互相骑着，女战士居然出现了同性恋。后来政策一松动，开始允许搞对象的时候，孩子都生出来了，战士自己不敢声张，就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乡。有个当地的姑娘特别漂亮，愿意嫁给北京人，看上我了，但我亲眼目睹了下乡知青和当地人结婚成家，几年后完全变成了当地人的现实，说实话，我不愿意留在这里，就愣是克服了****，不和她接触。”
到了第8年，何东实在熬不住了，“我自己想办法，在当地户籍部门把户口拿了装在身上，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北京根本不接受我的户口，有4年特别尴尬，没有身份，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找不到工作、不能考大学，成了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心理压力特别大。”
闲赋在家的何东接触到了黑社会，“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但恰恰是家里教育的影响，我没有迈出去这一步。当时他们来到我的家里，拿着个特别大特别沉的包，让我坐火车带到广州去。我无意中拉开提包，发现里面是18把枪，当时就拒绝了。真正的黑社会不逼你，给你选择的机会，不是电影里演的那样。我很庆幸当时头脑清醒的选择，那次如果运了，就肯定拔不出来了。”
何东的父亲为了他的户口，几乎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仍然没有办成，倒是一个意外的机会，让何东恢复了“北京市民”的身份。“当时没有工作，为了给家里省电，我晚上就在路灯下看书。被一个邻居家的女孩子注意到了，她回去跟她父母说：‘我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书。’我对这个女孩子没有感觉，没答应。没想到她舅舅跟海淀区公安局长特别要好，结果这个局长一上午就把我的户口办好了。”
在《中国妇女报》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重新变成“北京人”的何东做了很多底层工作，在基建、街道办事处、商场、甚至老年活动站都干过，后来经人介绍到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临时工，“为资料室做卡片，和白烨一个办公室。干着干着我就发现不对，他们只给子弟转正，我永远没有机会。我付出了所有努力，依然没希望。”于是他又回到了街道办事处“分配办公室”，负责别人的工作分配，没多久，他干了件大胆的事，给开除了。
“分配工作时，我发现挺好的孩子，单位都要了，档案拿走一看又退回来，说这个人单位不能要。我特别纳闷，于是下班后打开退回的档案看，太黑暗了，原来是他爸爸妈妈的单位写了封信，说这个孩子的父母有问题，于是这个孩子也跟着受了牵连。我趁领导不在时，把所有阻碍孩子前途的资料全撕掉，接着这些人就迅速顺利分配工作了。后来不幸被领导发现，就把我开除了。”
当时何东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也有很多文化单位和他接触，但都没有正式名额，无法解决他的编制问题，何东又辗转来到了翠微路商场，在食堂做起了厨子，“当时商场有正式编制，商场1年转正，食堂半年转正，但是领导要我发誓不能走，商场一共108个职工，只有6个男的，相当宝贝！”
但是何东并不安于厨子的工作，他依然在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人民邮电出版社下属的英文杂志《集邮》来商场要人，领导坚决不放，为此和何东发生了激烈矛盾，甚至把他打发到很远的一个粮店。但最终何东还是离开食堂，来到《集邮》做了一名编辑。
在《集邮》杂志做了3年，“邮电出版社淤积了300多人，永远不会涨工资”，让何东感觉特别郁闷压抑，1988年底，年过35岁的他进入《中国妇女报》做社会新闻记者，“一进报社，我发现找到自己该待的地方了”。
被确诊为程度严重的抑郁症患者
做记者的何东终于找到了能够发挥自己才华的舞台，短短几年就相继发表了一批轰动全国的调查揭露社会问题、妇女遭遇的稿件，还获得了公安部的一等奖。但同时也遭到了黑社会势力的威胁警告，甚至被对方告上法庭，他们放话“不能让何东好死”，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
无奈之下，何东只得放弃社会新闻，改做“相对安全”的娱乐新闻，他说：“我不爱做娱乐记者，多无聊啊！做社会新闻记者非常过瘾，比作家写小说有趣多了！转到娱乐圈后，我还是做社会新闻的状态，挑战一模一样，接着捅事！”
年近50做娱乐，何东采访的路子跟别人不一样，他用社会新闻的思路做娱乐新闻，用社会记者的手法做娱乐记者，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头”，他对时下的“娱记”们十分不屑：“现在的娱乐记者变成了吃吃喝喝、勾勾搭搭、只管拿钱、只说好不说坏的寄生虫。他们骨子里对明星奴颜婢膝，但是嘴里又把明星说得一文不值。”
“我不可能立志改变娱乐圈的什么，我只是靠‘出卖’明星赚稿费过活。”说这话时，何东撇了撇嘴，“对于娱乐圈我还是有些影响的，我最大的影响力就是：人家拿了红包光说好话，我是拿完之后，如果觉得作品不成还照样开骂。”
自称“事业强烈反弹是50多岁，包括赚钱”的何东如今已经不完全靠“写字”来表达观点，而是在电视与网络中大展拳脚。他与李静搭档《娱乐麻辣烫》，语言犀利，观点独到，针锋相对，不拘一格，完全颠覆了罗京式的电视规范。最初看到何东电视形象抱怨“哪有像你这样在电视上的？歪鼻子斜眼，跟黑社会老大似的！”的年轻女孩子也成了他的粉丝。他的博客同样“麻辣”，甚至吸引了大批美国、澳大利亚、瑞典、英国等国际“何粉”。
但是何东依然郁闷，并不快乐，他皱着眉头说：“我在几年前就被确诊为是程度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主要症状为：心境极其恶劣。原因是：多年来，极其勤劳却致不了富，眼看着骗子和贪官大把抓钱，活活气的；心里想着生存环境和现实相冲突，所以每天高度失眠，生生愁的。所以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而不是个乐观主义者。”
何东，记者、专栏作家、电视评论员。在街道办事处、商场、食堂、老年活动站、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做过多种工作。曾任《集邮》杂志编辑、《中国妇女报》记者、央视《半边天》节目策划、《何东星问题》采访记者、《娱乐麻辣烫》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