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黄淮平原的边上，西面是山区，南北是丘陵，自古为天下粮仓，本来应该是很富裕的地方，却因为人口的增多，频繁的战争，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走向了衰落。解放后的合作化运动虽然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外逃人口，但却增加了饿死者的数量。
八十年代土地制度改革，使这里的山村焕发了生机，许多家庭盖起了砖瓦房，购置了手扶拖拉机。但是好景不长，七、八年后，农民的收入就再也涨不上去了。于是，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有的搞建筑，有的去挖煤，十五六岁以上的孩子，都不再上学了。
据县教育局长讲，他和唐戈小的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小学，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中学，课本不用自己花钱买，小队、大队出钱包了，因此很少有辍学的。但现在不行了，有限的土地不断被占用，剩下的耕地已经无法养活这么多人了，自然减员、计划生育和人口外流，使农村的常住人口不断萎缩，每个自然村里的孩子数量都在减少，因此只能是几个村子合起来，才能办起一所小学。在小一点的村子，那些不到十岁的孩子，每天上下学要跑十几里的路，遇到刮风下雨，非常遭罪，家长也很担心。上了中学之后，离家就更远了，因为不是每个乡都有中学，因此他们只得住校，半个月回家一次，交通不便的，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学校的伙食很差，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样饭菜，所以害得多数孩子患有胃病。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还好，若考不上大学，回家种地，读书和不读书就显不出什么差别两样，所以家长让孩子读中学的积极性并不高。就是考上大学的孩子，家里也不一定能供得起，孩子到了城里，更是得在物质上、精神上继续承受痛苦，所以家长让孩子上大学的兴致也不是很高。如此总结下来，辍学外出打工赚钱，几乎是他们唯一可选的路。
局长说他只说大实话。他对在村子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短时间内没有什么信心。但他决心保证让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入学，能至少读完小学。正因为如此，他对唐戈捐建10所小学的善举，格外地欢迎。
唐戈家所在的靠山屯是附近最大的村落，有将近100户人家。八十年代盖起的砖瓦房已经显得破旧了，但还不算过时。有一所小学校设在这个村子的正中央，校舍是以前的大队部，曾翻修过，倒也宽敞明亮，就是里面过于破烂。校舍原是土木结构，房梁和立柱已被岁月熏染打磨得油黑发亮，上面刻痕累累；檩子和椽子大多被压弯了腰，从落到地上的白点点看，上面的木结构已被虫蛀得比较厉害了。至于窗框，更是七扭八歪，一看就知是座危房。学校的院子比较大，当年开大会、放露天电影都用它。院子没有铺砖或打水泥，夯过的泥土表面已经坑坑洼洼，不再平整，孩子打闹时经常有人崴脚脖子。就是这么个地方，硬被隔出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供周围三个自然村的200多个孩子在这里读书。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教室两个年级，一边上课，另一边就得自习。
唐戈最小的一个侄子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他妈妈为了让小儿子也能像他叔叔一样，远远地飞出这个小山村，飞到大城市去，给他起名叫唐学戈。小学戈没有辜负妈妈的一片苦心，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外边受罪。
扒掉大队部，在原址上重建希望小学的方案没有获得通过。村民们想保住这座修了几次的“老建筑”。那是当年所拥有的集体凝聚力的唯一象征和遗迹了。大伙儿在村东头给新学校选了一块更“眼量”的地儿。
再说唐戈的哥哥。到底是一个妈生的，他从李思恩、冯雪那里得知消息后，第二天就抛下农活，起身去了昆明。唐戈给他汇的钱他一分未动，也没有和他的家人提起过。去云南省医院之前，他把钱取出了一部分带上，以备应急。后期唐戈染上毒瘾之后，他寄给哥哥的钱都被他哥陆陆续续取出来，用于给他买毒品止疼了。
哥哥到医院找见唐戈后，兄弟二人相拥而泣。
唐戈此时身体已经非常瘦弱。无休止的病痛和毒瘾的间歇发作，轮番折磨着他，使他苦不堪言，吗啡的剂量也在因此而加大。
哥哥到后的第三天，景开公司以有亲人服侍为由，召回了派去护理唐戈的员工。又过了几天，医院要求续交住院费，但景开公司却拒绝为唐戈继续支付治疗费用。唐戈直接打电话向公司财务讨要，现任财务部经理只好坦诚相告：“公司连信息发布费都支付不起了，实在没钱再给您支付医药费，只能请您自己先行垫付，以后再找机会报销。”
唉！这又能怪谁呢？
躺在床上，睡不着而又感觉不太疼的时候，唐戈会把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像放电影似的在眼前一幕幕地过：上学读书时的得意和一帆风顺；出国不成时的无奈和忧伤；刚参加工作时的雄心与理想；企业运作中的风险与疯狂；公司上市后的挥霍与挫折；……
自己想爱的爱过了，想享受的享受到了，所能做的都已经尽力了，想来应该是知足了。至于天命难违，大限早到，一些该做而来不及做的事，特别是一些补偿别人报答社会的事没来得及做，只能归于遗憾了。天地尚有残缺，人哪能没有遗憾呢。
唐戈本科学的是哲学，所以有一大堆中外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装在他脑子里，诸如老子，孔子，康德，边沁，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辩论和打架，有时让他无所适从。
现在，小个子康德在他半醒半睡的时候走出来，开始对他说话了：
“你虽然顶着头上的星空，须接受自然法则的宣判，不得不走向死亡；但你是个有理性的人，依心中的道德律说话，按理性的法则行动，一切皆出自自身内在的必然性，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你又是自由的。”听了康德的话，唐戈感觉舒服多了。
这时，孔子驼着背走了过来。唐戈看他一眼，不由得皱了皱眉。他不太喜欢这老头。不是反感，是不喜欢，就像有时不喜欢自己一样。他一会儿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有三畏，不知命不以为君子；一会儿又说不怨天不尤人，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之，他始终是在容忍和调和矛盾，和稀泥，有点虚伪。唐戈睁了睁眼，把老头赶跑了。
叔本华来了，还是他痛快淋漓：既然欲望是天命强加于人的，而人奔波劳碌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意义，生活如同梦境，那么，敌视和挑战自然，甚至以自杀相对抗，就是一种勇敢的选择。唐戈记得，王国维就曾用实际行动，在昆明湖旁，如此痛快地选择了一次。
不过他唐戈的意志要比羸弱多病的王国维坚强，所以目前还没有选择自杀的打算。
正当唐戈在思想的王国里漫步的时候，医院财务人员走过来，又找他催要住院费了。真是扫兴。
无奈，他只好重新回到活人的世界中来。
这时，一旁的小护士发现，唐戈脸上的笑容（其实是皱纹）马上堆起，身子赶忙侧过来，毕恭毕敬地向要账者赔着小心，跟人家轻声细语地应付着，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
等把财务部的人对付走之后，小护士开始揶揄他。唐戈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瞪着突出得像蛤蟆一样的眼睛，不理睬小护士，而是自顾自地在那儿念经：“大智若愚、大雅若俗，大洋若土，大富若贫，大贵若卑。都是境界啊！”说完，眼泪已然流下。
说大雅大洋，唐戈那是在恭维自己；但说到大富，他却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他生性好赌，又出手大方，进的多流出的更多，所以才没有真的大富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唐戈不断地打电话，似乎是在化缘。
果然，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每天都有人来给他送钱，而且来者无一例外，全是美女。她们不但带来了钱，鲜花和水果，同时还带来了泪水。
唐戈后期的治疗，有一多半费用是靠以前女友的资助支撑的。
一天查完房，回到科里，小护士问男医生：“唐戈都这样了，怎么还有心谈情说爱啊？”
医生回答：“男人都这样。宁做花下鬼，到死也风流。”
“你说那些女孩还喜欢他什么呢？”
“人间自有真情在！”
“嘁！”小护士对这种回答嗤之以鼻。但转过身，又皱着眉头问：“你说这时间安排的，
怎么那么巧？那些女孩怎么就没相互撞上过呢？”
1996年9月，周末，李思恩和冯雪相约来看唐戈。
见了面，李、冯二人都被唐戈的状态吓了一跳。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变得没有人形了。
唐戈已经从单人病房搬了出来，被安排在一个六人大病房的角落里。他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只穿了件内裤，横着一条浴巾遮着下身，四肢细瘦，肚子突出，脸色蜡黄。他哥哥把他扶起来，半躺半靠在床上。他眼睛看着李思恩和冯雪，尽量装出一付笑脸，使本来就扭曲的脸变得更加难看：“你们看我还像个总经理吧？”李、冯二人咧了咧嘴，笑不出来，倒是想哭。他们怎么都无法将眼前的这个人同那个走路带风、朝气蓬勃的唐戈联系起来。
哥哥把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了冯雪，自己则站在一旁，李思恩坐在床边，面对着唐戈。他们俩把筹建希望小学的进展情况，简单地向唐戈做了介绍，并征求他的意见。唐戈很满意，在捐建的首所希望小学――他家乡靠山屯的“唐戈希望小学”出资协议上签了字，并希望能尽快动工。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唐戈睡下之后，三个人一起来到楼下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晚饭。
席间，唐戈的哥哥不住地唉声叹气：“检察院、公安局的人三天两头来找他，调查核实情况，他总是呲牙咧嘴地坚持着，没有拒绝过一次，每次审问完，他都得好几天才能缓过来。我看这样下去，可是死得快。”
冯雪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把他转院转到北京去！反正咱是自费，也不用征得单位同意。到了北京，我离得近，可以多照顾他一些。”
李思恩表示赞同：“他这样的病人，量医院也不会卡着不放。但以他现在的身份，转院前恐怕还是得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免得以后麻烦。”
唐戈的哥哥也赞成转院。李思恩还提议，冯雪主要负责照顾唐戈，希望小学的事则主要由他自己来跑。转院到北京后，唐戈的哥哥可以先回家，一是把田里的活先干一干，二是就近可以帮他督促希望小学的工程进展。既然唐戈参加不了捐赠仪式，那么仪式也就免了。为了能让他尽早看到有关录像或照片，校舍的建设恐怕得走超常规路线。
“还有，”李思恩接着说，“唐戈以后需要钱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希望小学最好还是一个一个地建，不要一下子都铺开，把钱都投进去，免得唐戈自己真需要钱的时候，反悔都来不及。”唐戈的哥哥和冯雪都点头赞同。“那就第一所小学建完之后先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别的。”李思恩看着唐戈的哥哥：“你看这样安排好不好？”
“好！”他当然赞成。
199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李思恩又来到了靠山屯“唐戈希望小学”的建筑工地。他要再拍些照片，录些影，拿给唐戈看。工地坐落在村东的半山腰上，三通一平已经完工。工人们还在抓紧施工，校舍的地基已经出了地面，上面砌砖的活儿就快了。
校园宽阔的操场上，用椽子临时架起来的“校门”和“校门”上的彩色条幅迎风摇曳着。在“校门”的前面，山脚下，是养育过唐戈15年的村落；“校门”的后面，是未来的新校园。操场显得非常地平整、空旷，站在这里，能望出很远很远。奠基石依然孤零零地立在校舍的地基旁，夕阳下，就像是一座墓碑。
两个月后，1997年的元旦刚过，唐戈在北京去世。
咽气前后，火化过程，李思恩和冯雪都一直守在身边，接呼吸机的氧气面罩就是冯雪帮护士摘下来的。管子拔掉之后，唐戈只无力地扭动了几下就安息了。穿衣前，冯雪为唐戈彻底擦洗了身体，李思恩在一旁帮她。他见唐戈的阳具又长又大，水灵灵的，与干瘪的大腿很不协调。
几乎同届同专业、同届不同专业在京的所有研究生同学，唐戈的导师，都参加了唐戈的遗体告别仪式。望着学生、同学如核桃纹般苍老、消瘦的遗容，在场的师生没有一个不流泪的。李思恩拥抱着唐戈的哥哥，放声痛哭。告别厅外，狂风大作，漫天昏黄，厅外排队吊唁的人被刮得站不住脚，那情景，真如《叹万事空歌》所言：“生也空来死也空，生死如同一梦中；生如百花逢春好，死如黄叶落秋风”。
依照唐戈太太信上所提的愿望，火化前，李思恩把她寄自美国的一张原版美国地图，和一页写着“我和你在一起”并署了她名字的白纸，放在了唐戈胸前，一并推进了炼人炉。
唐戈是当年上市公司中最年轻的总裁，学历最高的总裁，股民中影响最大的总裁，也是争议最多的总裁。但是今天，10年之后，还能够记起他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在资本市场中，像唐戈这样的匆匆过客还有很多，他们或被大家宠过，或被大家恨过。然而喧嚣之后，都终归于沉寂。不过庆幸的是，人们越来越短的记忆周期，并没有阻碍后来者的前赴后继。
股市涨落依旧。唐戈的同学亲友及所有他认识的人、认识他的人，依旧为工作为生活而忙碌着。社会在追求和奋斗中进步着，没人能让它因伤感而慢下来。
一周后，冯雪到营业部来找李思恩，说是要在这里把唐戈账户上留下的股票都抛了，好替他还债。李思恩交待部下给她开了绿灯。
自那之后，李思恩再也没有见到过冯雪。她单位的人说她早就辞职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