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这个海边小城，还没睡醒。
那时候香港回归倒计时已接近末尾，大街小巷都在举国同庆，学校还发了一本白色的宣传小册子，从香港的小渔村历史讲到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维多利亚港的图片旁边是一国两制构思的缘起和内涵，还有******同志与撒切尔夫人的会晤照片。有娱乐也有正经，有浅显也有理论，雅俗共赏。我到现在还记得里面有一句话，说英国人的磨叽是小孩子撒娇而已，无非多要一块饼干，无论如何，香港是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的。五年级的我把这本不厚但也不薄的书看了好几遍，而我的表姐林颂芙和闺蜜陈小肯连一页都懒得翻，那一段时间她们迷上了做双皮奶，我正处于无处与人言说的前青春期。
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无论你怎么追赶，也无法追上她的脚步，但，跟在她后面，却也是甘之若饴。比如，我的表姐林颂芙。
许多人看到她的名字都会觉得眼前一亮，说不出哪里好，就是特别，如果我说她的本名儿叫林婷婷呢？改名儿这件事她也是抢在所有人前面，在我们不得不委屈地叫着丹丹珊珊冰冰莉莉的时候。契机好像是看了一本中东作家的小说，准确说是一本破破烂烂的小人书，里面的女主角鼻子又高又尖，眼窝又大又深，就算不是彩色剧照，我们也能惊艳到那鲜艳欲滴的嘴唇。哦，对了，女主角的名字就叫颂芙。青春期的时候，每当喜欢一部电视剧或小说，我们晚上就会在被窝里幻想着自己是女主角，等着被多情英俊的男主角来爱，比如莱昂纳多或者无忌哥哥。而假设自己叫露丝或敏敏特穆尔无疑是最为有效的代入途径，不要说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式的召唤，谎言说了一百遍之后就成真了嘛。其实说到底我们只是喜欢男主角，只有那个叫林婷婷的表姐是纯粹地喜欢女主角，也最决绝，她当晚直接在作业本上划掉原来的仨字，改成了拗口的林颂芙。最后被逼无奈，二姨只能帮忙把她的学籍卡户口本身份证全都改成了这个名字——林颂芙。
颂芙颂芙，多好听啊，我们全都眼红了，也跟着改，看完李连杰的《方世玉》以后我给自己改成了某嘉欣，而小肯改成了某伊健，她的青春期萌想对象是谁不言而喻了，做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是她彼时立下最宏伟的誓言。后来我又改成了西门吹雪，小肯跟着改成了东方不败，势必要压我一头。我们就这么窜着劲儿地改啊改，但只限于当天日记之后来个画蛇添足的草书签名或者同学录上心灵鸡汤式留言下面的后缀。所以说有些事有些人能做到那绝对不是偶然的。
说来也巧，表姐正式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截点就是变成林颂芙之后，她既没有像小肯那样因为个子窜得太高而肉体干瘪——像PS时不小心过度拉伸造成比例失衡，也没有像我这样一直肉墩墩地慢慢长个儿，缓慢到无法用肉眼和感觉丈量。表姐的发育是风调雨润式的，比多年把玩儿的麻核桃透亮，又比新生的小孩儿的脸柔软，总之就是——迷人的。她的胸脯和屁股好像从来没有像我们这般火辣辣疼过似的，一夜之间长对了位置，然后缓缓地变大变软轻盈舒展。同样肥大的天蓝色运动款校服穿在我身上就有些紧，该突出的地方突出，不该突出的地方也突出，而小肯穿着就太大，像麦地里套着塑料袋的稻草人，风一吹，哗啦作响的塑料袋里能再套两个草人。而林颂芙好像和我们穿的根本不是一个款，她的校服收腰收腹显胸显腿，我曾经疑心是被她偷偷拿到王裁缝店里改过了，后来趁姨妈晾衣服的时候搭把手细心对比了一番，沮丧地发现跟我的是一模一样。那时候对于什么是衣服架子有了朦胧的感触，但忧伤一点儿也不比成人少。
还有一点我也很忧伤，我和小肯青春期变声的时候别提多难听了，尖锐得能划破你的耳膜，若是刻意低八度，又像扁桃体发炎，而林颂芙的声音无论高低就俩字，甜美。种种表象流向了一个结局——表姐成了我们学校的播音员兼各种节目主持人。表姐虽然和我同岁同级，然而因为她发育比我早，更重要是因为她比我美，我就心甘情愿地成了她的跟班，我那脑门上长着一块小胎记的闺蜜陈小肯自然就是跟班二号。
1997年对我们来说缓慢而丰富，我们的童年结束，而青春期正式开始，这一切是因为两个因素的到来——香港回归文艺汇演和杜北立转学而来。
我们三个人都住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本来是小城政府的家属楼，后来随着里面住户的生活越来越如鱼得水，他们搬到了城东的高档小区，而一些小商小贩就逐渐搬进来了。我家和表姐家是一起搬过来的，那时候我们两家的大人都在罐头厂上班，还没下岗。而小肯本来就住在这里，因为她老爸就在政府机关做秘书，而老妈则是防疫站的一名护士，陈小肯的爸爸没有跟对领导，她家就没有搬走。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小升初考试的时候，小肯神秘地跟我们讲，大院里搬来了一户人家，据她老爸在饭桌上告诉她老妈，搬来的是市里新调来的某局，而他们的儿子就是我们这一级，学习成绩是全市第一，还代表过他那个小学参加过市绘画比赛、硬笔书法比赛、小学奥数比赛，并且通通获奖了呢。哦，表姐以一个漫不经心的语气词结束了小肯的花痴。
那一天终于来了，转校生竟然转到了我所在的二班，那一晚放学后我小心翼翼地藏好自己的得意与她俩会和，表姐果然不高兴了，小肯也有一些失望。我们低着头踩着梧桐叶子，这一路别提多安静别扭了。我想她俩肯定特别想知道转校生长相如何，可是如果我实话说长得真好看她们一定会更加不高兴了，对，那我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于是我开始添油加醋地说转校生挺丑的，长得特别矮，隔两排桌子我也能瞅见他脸上的雀斑，可不少呢。小肯疑惑了，说今天在大院里好像看到了一个高高的男孩子，长得挺干净的，我说那一定是你看错了。表姐什么都没说，若有所思地盯着地上的梧桐落叶。
事后证明我是多么愚蠢，每一天那么多的时刻，升国旗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课间操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回到大院的时候……真是分分钟都能见面，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为了表示我没有说假话，我只能继续黑杜北立——我们班的新班长。我像神经病一样闲着没事就对表姐和小肯讽刺杜北立，看他今天穿的裤子多老气，一看就是他妈把他爸穿剩下的改小后给他穿。或者，你们真心觉得杜北立的字好看么，我觉得就那样吧，表姐，你写得可比他好多了。林颂芙和小肯一开始是不置可否，后来慢慢有些相信了我是真的讨厌杜北立，吃惊地说，李芳芳啊，你什么这么讨厌他呢？我撇着嘴说，不知道，就是讨厌，说不上来为什么。我说完后还不忘潇洒地耸耸肩。等到数学测试的卷子发下来，表姐和小肯发现一直是第一名的我变成第二名之后就更加确信我是讨厌杜北立了，因为原因已经浮出历史地表——杜北立的成绩比我好。
当院子里的大人通过晚上乘凉或者一起倒垃圾等方式熟络起来的时候，表姐和杜北立也已经很熟了，因为杜北立被音乐老师钦点为新一届男主持人，与表姐搭档，他已经成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了。表姐和小肯与杜北立走得越来越近了，而我却越来越痛苦，为了表示我的讨厌，当我发现她们约杜北立周末对作业的时候，我立即做出不屑一顾的表情，并宣布了我的退出。
什么是对作业小组呢？就是在周末的下午，大家的作业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来到一人的家里，一起核对各科作业结果。最重要的是数学，因为数学老师非常严厉，答错五道题以上的话就要用木板打手掌，我们都被打过，尝过那种能够痛出小便的滋味。而自从周末开始对作业之后，大家基本就不怎么挨揍了，特别是表姐和小肯，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现在，在我宣布退出之后，她们竟然没有一丝的挽留，答案很明了，杜北立的数学成绩比我更好，她们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了。那时候只会用不高兴作为最顶级最厉害的词汇来表达自己陷入低谷的心理情状，特别是在作文里，但那一刻我发现与我真实的心情相比，不高兴三个字的描述能力是多么渺小和无力，于是我每天都闷闷不乐地自己回家看书写作业，甚至在心底真的恨上了杜北立，发誓在下一次的数学测试中一定要超越他。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二姨发现我情绪低落，就说芳芳这是怎么了，连最爱的红烧肉都不吃一口。表姐非常理解地看了我一眼，说，妈，你不知道，这是因为杜北立的学习成绩比她好呗。哦，就是大院里新来的那个小孩是吧？大人们纷纷表示了惊奇，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好，并且因为别的方面太不出挑，成绩的优异就越发显得夺目，现在这一切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是的，表姐肯定了大人们的答案，并且郑重其事地说，芳芳非常讨厌那个杜北立，她要与他划清界限。这事儿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在大人的眼光中严肃地点点头，说，我很讨厌他，他特别没意思。哎呀，芳芳，也不要那么要强，既然人家学习成绩比咱好，咱们就要和人家做朋友，向人家学习，听见没有？二姨总是会因材施教，她说到做到，在这个周末的对作业小组中，亲自把我拖到她们家，让我参与讨论学习。
杜北立对我的到来特别惊喜，他说有好多问题要和我讨论，对于对作业这件事，他根本不屑一顾，而是积极地和我谈论起香港的回归，想不到杜北立也有同样的交流焦虑，我们是这样地一拍即合，谈论了好久。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十几年后的某一天，在香港的街头，我竟然能偶遇杜北立，生活有时就爱来个草灰蛇线伏笔千里，但其实是经常。我们说完了又开始讨论木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的存在，那种对于未知的窥探让人感到恐惧而刺激，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彼此的阅读范围竟然惊人一致时，都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快感。
我们聊得越痛快，表姐林颂芙的脸色就越难看，这种难看杜北立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我能感觉到，但我实在不愿意结束这场痛快，于是假装看不见。为何杜北立看不出来表姐的不痛快呢？因为表姐是一个淑女，特别是在杜北立这样优秀的男生面前。我并不是说表姐的坏话，她并不是韩剧泰剧里面的女二号，而是一个真实的小城女孩儿，提前到来的女性性征让她比我早谙女人与男人的不同在哪里，而内在的天赋更让她明白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想象是什么，她听到了召唤，进而如此暗示着自己——要温柔沉静。所以哪怕是对于杜北立的冷落产生了不满她也没有明显的表示。她唯一的表现就是不再说话，和小肯低头抄课文练硬笔字。表姐沉静的坐姿真好看，及肩的长发贴着光洁的肩膀柔软地垂下来，因为不安我隔两分钟就看她一眼，但她连眼皮子也不挑一下，认认真真地练字。而不明就里的小肯就明显坐不住了，她写完了一篇，立即拿到杜北立面前，说，北立你看我写得怎么样？杜北立看了看说，不错。然后放到一边继续和我探讨科学家对于木星的最新发现。小肯还不依不饶，重新把字拿起来，贴到杜北立脸前，说，你仔细看看呀。杜北立笑呵呵地把字扒拉开，偏着脑袋继续对我说，可是据说木星上真的有水，有水就有生命存在的可能。陈小肯这下真的生气了，她有一股子倔劲儿，脖子向右后30度仰着，下巴微微发颤，眼里有些晶晶亮了，太阳穴上那块暗红色的胎记也跳了起来。我也有些不安，杜北立确实有些过了。一直没抬眼的表姐心里明镜儿似的透亮，她走过来拉住委屈的陈小肯说，人家聊天呢，别打岔了，快过来写字。眼睛看着陈小肯可光全射到我这里来了。我也有些不高兴了，亏你还是我表姐，竟然和外人穿一条裤子，再说了凭什么男生都只能和你说话，就不能和我说话，我是没你漂亮可我看的书比你多。越这么想着我就越得瑟，和杜北立聊天的声音更大了。
这一次痛快的畅聊让我和杜北立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舒服的朋友关系，偶然在路上碰见就会停下自行车攀谈一下最近的阅读心得，陈小肯和表姐竟然也没有嘲笑我之前的伪装，因为我们都开始为一场更加激动人心的盛会做准备，那就是学校为庆祝香港回归而举办的文艺汇演。表姐当然继续担任本次文艺演出的女主持——和她的新搭档——杜北立。而外形一般的我，则因为肩膀上是两道杠有幸被选为花束队——就是当表姐逐一念出出席本次盛会领导名字的时候，我则立即高举手里娇艳的假花，用尽身体的力量热情地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即使这样，我已十分满足，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什么职位都没有，只能坐在观众席上喝着北冰洋观看整场演出，比如说我的闺蜜陈小肯。因为不能登台她已经暗地里哭了两天鼻子，甚至都不愿意和我们走在一起，最后还是表姐安慰她，说我们三个人里面她一定是最先去香港的那个，陈小肯的自尊心这才勉强粘合住。
说来也奇怪，后来我参加了那么多的晚会演出音乐节，见到了形形色色的名人淑媛，也被各种特技灯光所折服，但唯独对这次演出一直难以忘怀。演出在小城的电影院里举行，这座电影院从我出生起就是这副老实诚恳的样子了，厚厚的砖墙上嵌满了狭长的茶色玻璃，里面再用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挡住一切光线。一进门的大厅上方是一盏硕大璀璨的水晶吊灯，虽然年老失修，水晶甚至有些泛黄，但照明条件极好，有多少日子里，我就是在这盏水晶灯下亮黄色的灯光里踩着大理石地板踏进放映厅呢，那几乎环绕了我整个童年。木质座椅全用水泥浇固，墙体的吸音效果也不差。我不知道这座电影院建于何时，由谁设计，这种庄严厚重的外观又属于哪一种建筑风格，只知道当我考上了大学，来到北京后，在国家图书馆旧馆里，我忽然闻到了家乡电影院的气息。它们像失散多年的老姐妹，远隔千里，还散发着相同的气味。
表姐那天是那么美，姨夫趁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在王府井给她买了一条嫩粉色的连衣裙，胸口是一只由水钻拼成的正在跳舞的孔雀，表姐穿上之后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公主。当然姨夫也给我买了一条差不多的裙子，但是我没有穿，先不说我穿着是否好看，作为花束队，我们是有统一着装要求的，并不像表姐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而杜北立那天无疑是全校小女生瞩目的焦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男生穿中山装，他那天穿了一套儿童中山装，刘海还打了发蜡，脚上是一双锃亮的系带黑皮鞋，别提多帅气了。表姐的脸一直甜笑着，其他节目的女生在后台唧唧哼哼，这个嫌那个踩脏了自己的脚，那个嫌别个碰坏了自己的发型，而我自己呢，则从举起的花束之间的缝隙里望向主席台，卖力呼喊——迎接香港回归，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未来。杜北立看见我了吗？好像没有，在逼仄的花束间隙里我看到他对表姐笑了，表姐那天真的很美。我左边同学胳膊动作的幅度很大，粗鲁地撞到了我的胸口，火辣辣地疼。我撂下花束，摸了摸，那里长了一块花生米大小的肿块，不，其实是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粒小小的肿块，还会游动。电影院外面的一丝光线透过天鹅绒窗帘的缝隙射进来，我盯着其间上下浮游的灰尘，在满堂喧闹的欢呼声中，耳廓里只想起一种声音——我变了。
演出结束后，全体同学上街游行，杜北立和表姐站在前面汽车的后斗上，用喇叭高喊庆祝香港回归，坚持一国两制，我们大部队紧跟其后，重复他们的口号。当经过我家大院的时候，妈妈和二姨心疼地看着我们累得满头大汗，姥姥飞快地踮着小脚挤进队伍里，往我手里塞了两只棒冰，气喘吁吁地喊道，记得给你姐一个。但她很快又被后面赶上来的队伍和越来越多的家长湮没，我担心地一直回头，直到看到二姨把她接走才放心。那天两只棒冰都让我吃了，因为表姐说她不能吃，否则口红会被融掉的。我说你别舔，你仰着头，让冰水流进你嘴里，边说边示范给她看。表姐嘴一撇，说，那像什么样子，李芳芳你快回到你的队伍里吧。其实我当时如此讨好表姐不为别的，就是很迫切地想和表姐聊一聊，告诉她，我变了，但是一切的节奏都不利于我的倾诉。这事儿像一块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压在我火辣辣的胸口上，周围越是喧闹，我越是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单。我抬起袖子擦去汗珠，却发现雪白的衬衫上面一片血迹，我又以为自己的脸也变了么，吓怔了，后来才想起来我的两个脸蛋都涂满了鲜艳的腮红。后来那件袖口擦着胭脂的新衬衫是怎么也洗不干净了。
很久以后，我在北京读博，认识了来自香港的同学阿飞，我满怀激情地向他描述当年的盛况，阿飞瞪着粤南人特有的深眼窝看着我说，哦，是吗？我怎么没有感觉，我们小孩子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生气地说，难道你们没有举办晚会演出来庆祝吗？阿飞使劲想了想，说，SORRY啊，我记不得了，哦，对了，大人们很紧张，好多人在大限来临前移民了，再加上金融风暴，很多人都破产了。在全校最火爆的电影赏析课上，我坐在空调阶梯教室里听教授讲述《胭脂扣》、《春光乍泄》和《人在纽约》与97末世情怀，忽然明白我也有97情怀，但与香港无关，那是童年的离去和对于成人世界洞开的恐惧，是我一个人的历史和情绪。
我、表姐和陈小肯每个人都有一个铁皮月饼盒，里面装满了一盘盘的港台歌星磁带和盗版电影碟片，在那些“我变了”的岁月里，不，是“我们变了”的时光里，对未来的憧憬和懵懂都是晚上躺在被窝里用随身听启动磁带的时候萌发的。我记得我们是怎样开始不断充实月饼盒，但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停止，或许，从来就没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