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清政府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这些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他们在经营上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1894年到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看，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盛宣怀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在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清朝皇帝后宫妻妾能拿多少“工资”？
后宫人员多，靠吃“大锅饭”，无节制地花销，再厚的底子也受不了，必须引入“工资”制，在清朝，那不叫工资，叫宫份。宫份是多少呢？分不同等级，据档案记载，皇太后年金二十两、银两千两，皇后年银一千两，少得可怜。
最神奇的是，皇后每日发猪肉16斤、羊肉一盘、小牲口2只，连萝卜、白菜给多少，都有明文规定。
皇后一天能吃这么多东西？其实不是她一个人吃，所有服侍她的人都在吃。
传说慈禧一顿饭100多个菜，这确实不假，但慈禧只吃靠自己近的几个菜，其他的菜不过是摆摆样子，有的已经馊了，仍然端上餐桌。到溥仪时，这样的排场也讲不起了，只能一大炕桌加一小炕桌，皇帝、皇后带妃嫔同一张桌子吃饭。
为什么后宫工资这么低？这与清袭明制有关，明代朱元璋起于草莽，痛恨贪腐，奉行官员低薪制，终明一代，甚至皇帝赐给大臣的奖赏，也多是不值钱的东西。清代吏治模仿明朝，官员收入也很低，既然大家都是低工资，皇帝自己也要做表率，所以后宫工资少得可怜。
然而，事实证明，低薪没能真正抑制贪腐，权力作为稀缺资源，总能找到寻租机会。到清中后期，受贿行为已半公开化，甚至大臣觐见皇帝，都要给太监塞“红包”，否则要等很长时间，甚至见不到。对于这样的情况，皇帝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的工资数量也被“祖宗家法”规定了，拿不出更多的钱给太监发工资，太监干活没积极性，皇帝也没办法。
“大清第一炒作高手”左宗棠
今日网络时代，炒作无处不在，其实古人也很重视炒作。唐代的杜甫就是一位炒作高手，他一生给李白写诗数十首，以显示自己与名人不一般的关系，而李白只回给他一首打油诗。到晚清之际，文人士大夫更是崇尚清谈，好论时事、兵事、外事，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炒作之风盛极一时。但这些手法在一个人眼里，却只是小儿科，他就是左宗棠——如果要评“大清第一炒作高手”的话，非左宗棠莫属。
在任何时候，一个人要想出名早，最好的办法是有“故事”，左公恰恰是这样的人。
早在学生时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他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赏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联系到后来左宗棠到军机处上班，读到李鸿章的奏折时，“每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页），则复如此……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读一页即故意拍案大笑，半个月都没读完，此情形和学生时代如出一辙。
成年后的左宗棠，更是擅长“编故事”。
第一个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当时年仅18岁名不见经传的“农村知识青年”左宗棠拜访他，贺为左之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左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左看。
此事载于《左文襄公年谱》，问题是二人见面的事，其他人并不在场，如何佐证？极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创作或传播出来的。贺长龄是晚清的大学者，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也仅此而已。
第二个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亲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20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这个故事较之前一个更是“别有用心”。陶澍爱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乡必经醴陵，故而事先写下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印心石”隐含了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看到此联，自然心花怒放，引为知音；下联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记马屁。总之，一副对联击中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官僚的软肋，竟然不顾年龄和辈份悬殊，与之结为亲家。
第三个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回家途中，因为闻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其实，林则徐见左宗棠，并非“闻听”其大名，而是缘于陶澍。陶、林二人关系不浅，左又是陶的亲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绍过许多故事。左公拜见林大人，也是因为陶亲家的授意。林大人乐得给陶公一个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么，三个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时的左公到底露出过什么奇才来？后人很难晓得。凭常识判断，无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于诗文之才——左公显然不如李鸿章，至今不见左公留有名诗文。至于其它才能，凭初识的一面应该难以判断。
为了抬高故事中的人物，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抬举他见过的名人，如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天人”。更关键的是，这些故事一般限于二人交往之间，外人之所以得知，无非是当事人的对外传播。于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反正都变成了故事。对此，《清史稿》中说得直白：“（左公）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还有一个经典段子，说的是长沙发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发，受到追查，有个叫潘祖荫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更是将左公抬到天上。
潘祖荫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吗？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于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荫这句话或许是真的，却未见载于《清史稿》，倒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所以流布者，无非是左公有意炒作，这与左公“喜为壮语惊人”的秉性极为相得。因此，当左宗棠后来抹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时人感觉不公，为之抱不平。
左公擅长炒作，其手法其实很容易一眼看穿。比如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等话语，都出自于左公书信。好在几任湖南巡抚都还大度，否则这些话将一介地方大员置于何地？
左宗棠有才有谋不假，但他的为人识人实在有待商榷。他攀附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人，固然能依托他们之大名成就自己的名气，但这些人对他事业并无帮助。相反，他瞧不起的“才具稍欠开展”的曾侍郎，才是他真正的伯乐、恩主。
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