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很多东西是无法估价的，譬如佛祖释迦摩尼仅存的唯一指骨舍利，美国拉什莫尔山东北峰的四总统雕像。这些有形的东西尚且难估，那么无形的皇位就更难估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皇位是天下最抢手同时也是最昂贵的商品。譬如秦始皇为它付出了上百万人的性命，武则天为它耗费了3个子女和53年的人生，后唐末帝李从珂为它背上了50万缗（折合今天7000多万人民币）的白条……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今天全球的生产总值加起来也难以抵偿人类为争夺皇位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南明有一位脑子严重进水的宰相却偏偏要把皇位明码标价，以15万两的超级促销价向别人兜售，堪称一大历史奇观。这位宰相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的老公钱谦益。
初涉宦海，生不逢时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东涧老人等，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如果将他的官场经历好有一比的话，那就是坐电梯—经常上上下下，而且是垂直运行，用三起三落都不足以形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种遭遇完全归功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
就外因而言，他生活的年代太背。出生时撞上了明朝的懒鬼皇帝万历，壮年时碰到了天启、崇祯两个在内忧外患中煎熬的天子，晚年该享清福了，却赶上了改朝换代，他又偏偏长寿，在清朝的顺治、康熙两个皇帝手下郁闷了20年。就内因而言，他是极有天赋的文人，从生下来就带有满身的书生气，骨子里透着读书人的迂腐。然而他本人却秉持封侯拜相的远大理想，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位极人臣、光宗耀祖。通常文人有耐心搞学问，没耐心等明君，遇到投机的机会，就投身于党争政争，什么道德、骨气等等都抛之脑后了。有理想，没道德；有雄心，没手段—这就是钱谦益的为人。内因决定外因，外因反作用于内因，不地道的内因加上不人道的外因，共同导致了钱谦益不平坦的官道。
其实在人生的最初岁月里，钱谦益还是一路顺畅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庭的熏染、自身的勤奋使他年纪轻轻就满腹经纶。在研究诗词的同时，他还研读兵书，常和人谈兵说剑。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京赶考，最终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踌躇满志的钱谦益进入翰林院后，心里憧憬着自己的大好前程，然而事实却远非他设想的那么简单。这个时候的明朝中央已经分化为东林党和宣昆齐楚浙诸党两大派系，双方趁着万历皇帝不管事的时机，不分对象地拉帮结伙，连太监、免职官员、江湖混混、地方土财主都参与其中，那叫一个热闹。东林党由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为首的江南士大夫组成，开始只是聚集在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进行政治性讲学活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久而久之，东林书院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三吴士绅”、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云集门下，形成了影响晚明政局40多年的东林党。东林党与宣昆齐楚浙诸党为了找个掐架的由头，就挑中了万历皇帝接班人这一敏感问题，双方吵吵闹闹，口水几乎灌满了紫禁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钱谦益老家离顾宪成老家无锡不远，没当官时受到东林舆论的耳濡目染，早就树立了加入东林党的志向。如今已然官场中人，入“党”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东林党虽然人气高、人品高、能力高，但是手段不高，遇事只会摆事实、讲道理，靠嗓门争高下。宣昆齐楚浙诸党原本也和他们一个档次，但架不住人多，而且跟万历穿一条裤子。在万历和宦官集团的支持下，经过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李朴上言等几次交锋，东林党元气大伤。身为东林党成员的钱谦益自然也受到牵连，就在他进入翰林院的第二年，父亲病死，他回乡丁忧。按照以往的惯例，丁忧期三年，期满即可复职。然而，宣昆齐楚浙诸党成员存心找麻烦，钱谦益在家苦等了十年，才结束丁忧，返回阔别已久的北京。这一年是万历四十八年，即万历皇帝驾崩的那一年，钱谦益离开时还想着见万历一面，没想到回来时他已经成了先帝。新即位的泰昌皇帝很喜欢东林党，对钱谦益也十分欣赏，不料一个月不到，这位爷也成了先帝。好在继任的天启皇帝开始对东林党还算客气，第二年（1621年），钱谦益被任命为浙江乡试正考官，远赴江南负责监考。他原本想着兢兢业业办事，为国家选拔一批人才，在监考中严格把关。事后，他高高兴兴回京准备交差，然而东林党的死对头们却无中生有，捏造出所谓的“浙围舞弊案”，攻击他监考不严。一时口水如雨，钱谦益满肚子的学问却不能当雨衣穿，最后虽然查证他是被冤枉的，但还是被扣了三个月工资，心里那个窝囊呀。一气之下，他说自己有病，辞官回家去了。
三年后，东林党终于暂时压制住宣昆齐楚浙诸党，杨涟、左光斗、赵南星相继受到重用，就连宰相叶向高也成了他们的政治盟友。党组织没有忘记钱谦益，一道诏令，让他回京担任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受命参与编写《神宗实录》。詹事府是负责教太子读书的，任职者等于在和未来的皇帝打交道。钱谦益得意了，这是何等的荣誉呀，命运之神在向他拼命地微笑。钱谦益乐呵呵地上任了，日子过得挺滋润。但他不知道命运之神变脸的速度比女人变心的速度还快，仅仅过了一年，魏忠贤一伙就打败东林党，杨涟等人凄惨地死于监狱之中。本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魏忠贤也把钱谦益列入《东林党人同志录》，指控他为“东林党魁”。钱谦益就此被弹劾回家，再次脱离了公务员队伍。
重返京城，性情大变
回到常州的钱谦益，反复检视自己这十几年的官途经历。开始他想不明白，自己廉洁奉公，忠心侍国，为什么却被命运一次次地嘲弄，难道自己心存国家错了吗？他想呀想，翻遍了满屋子的孔孟圣经，但是找不到答案。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眼前，投向了正作威作福的魏忠贤—原来如此，曾经的宣昆齐楚浙诸党也曾经和自己一样立志做谦谦君子，凭一身正气位极人臣。现在他们位极人臣了，却不是靠一身正气，而是自甘堕落，投效魏忠贤这样的阉党，还恬不知耻地以其儿子、孙子自居。反观自己的同志，杨涟、左光斗他们丢了性命不算，还被扣上一身罪名，什么叫公理？把权力攥在手里就是公理！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一党被灭，东林党再次得到发展的机会。钱谦益升任礼部侍郎，回到了京城。崇祯在打击阉党的同时，朝中留下了很多空缺。国家需要振兴，怎么能够缺人呢？崇祯下令在全国官员中公开招聘宰相。听到这个消息，钱谦益兴奋了，当时的东林党活下来的人中，资历和名望最高的就数自己，何况魏忠贤当年还亲自指责他为“东林党魁”。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钱谦益马上开始四处活动，发誓拿下下一份工作干首辅。然而钱谦益一辈子始终不缺绊脚石，走了魏忠贤，还有同属礼部的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他们原本想和钱谦益公平竞争，但钱谦益不择手段，指示徒弟瞿式耜黑白两道同时上手，硬是把他们赶出候选人名单。这两人失败后，联手一致对外，给得意中的钱谦益安上了“盖世神奸”的绰号。崇祯对奸臣极为敏感，生怕重蹈哥哥天启的老路，于是下诏将钱谦益革职，撵回老家。温体仁和周延儒则高高兴兴一起进入内阁。他们怕钱谦益东山再起，于是就唆使他人诬告，害得钱谦益于崇祯十年被打入刑部大狱，差点被治罪。钱谦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才被放了出来。
经过这次打击，钱谦益在崇祯一朝几乎未受重用。之所以用“几乎”这个词，是因为在崇祯十七年间一连换了50个宰相后，国家非但未能好转，反而越来越差。病急乱投医的皇帝想起了钱谦益，决定起用他。但是下圣旨的使臣没跑过李自成的大军，使臣还没见到钱谦益，北京城就已被攻破，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明朝灭亡。
投效南明，甘做人犬
明朝灭亡了，但是老朱家在江南还有一多半资产。作为明朝的第二首都，南京拥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安置了一些不得志的官员。钱谦益和一干大臣集中到南京，准备拥立一位朱元璋的后代登基称帝，重建明朝。当时崇祯的三个儿子全都没能跑出北京，能挑选的也只有藩王了。崇祯之前的天启无子，再往前就只能找万历皇帝的直系子孙了，可供选择的有福王、桂王、惠王和瑞王。后三个远在西南，路途遥远，最近的只有跑到淮安的福王朱由崧。但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当年在国本之争中反对前任福王朱常洵立储，害怕他的儿子秋后算账，所以倾向于拥立同样避祸淮安的潞王朱常涝。
打定主意，钱谦益派人前去对潞王致以诚挚的慰问，然后邀请他马上到南京就任南明王朝皇帝。潞王正要说声谢谢，来人又笑眯眯地说，不过在这之前您要先掏15万两白银。潞王蒙了，当皇帝还要掏钱？而且15万未免太多了吧？于是，他们就开始砍价，结果潞王实在没钱，买卖告吹。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钱谦益作为文人的迂腐和短视，潞王一路南逃，能捡到小命已经万幸，谁还有空提着重歪歪的银子跑。潞王如果即位成功，钱谦益和东林党作为拥立功臣，高官厚禄自然不会少，到时别说15万两，就是30万两也不成问题。这件事只能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沉浮，钱谦益仍是个末流的政治家。
钱谦益在这边和潞王扯皮，另一边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则展开行动，纠集大批军阀拥立福王成功。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在南京登基称帝，年号弘光。钱谦益见风使舵，立即大拍马士英的马屁，恬不知耻地阿谀奉承。估计马屁确实拍得不错，马士英一高兴，封了他一个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加太子太保。这也就算了，不料他还大力推荐魏忠贤当年的干儿子阮大铖。要知道，东林党当初为了遏制魏忠贤付出了多少骨干的性命，而如今他这个东林党领袖居然做出这样的丑事，这不仅是对死去的同志的背叛，也是对他本人做人底线的彻底突破。
宦海起伏多年，虽然终成宰相，但却以否定自己四分之三的人生为代价，人，原来可以无耻成这样！
投降清朝，晚节尚保
南明政权从诞生的一刻起，就内讧不断，腐败如前，彻底继承了晚明的一切恶习。在清朝的全力打击下，弘光皇帝在位不满两年就成为阶下囚，身首异处。南京城破之日，钱谦益的夫人柳如是劝他自杀殉国，“以副盛名”。年逾六旬的他也许真的老了，碰了碰湖水觉得太凉，不敢跳进去。不敢好死，就要赖活着，他以之前奉承阮大铖那样的暧昧心态，向清朝举起双手，献上了自己的忠诚。在这一点上，马士英反倒是表现得很像个男子汉，一路外逃，就是不投降，直至被杀。
史可法死了，马士英死了，活下来的人论辈分和资历，数得上的就是钱谦益了。清政府看中了这一点，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下诏封他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并兼任《明史》副总裁。在清朝中央供职的时间里，钱谦益目睹了满人的嗜杀本性和无数汉人志士的宁死不降，再加上别人对他绵绵不断的羞辱和耻笑，使他内心所剩不多的良心开始觉悟。当年六月，他就称病回家，秘密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洪流之中。譬如顺治三年冬，好友黄毓祺反清起事，急需钱粮，希望他能慷慨解囊。钱谦益二话没说，马上照办。不料事情败漏，钱谦益被捕入狱。出狱后，他“贼心不死”，又从顺治七年起，多次冒险赶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此间，他多次入狱，但始终不改其志。在行动之外，他还用自己的笔鞭挞满人，咒骂其为“奴”、“虏”、“杂种”等等，大力颂扬抗清志士的英勇事迹，与之前那个贪生怕死的钱谦益判若两人。
这种现象看上去很难理解，其实总结出来就两个字—本性。就如同钱谦益当年背叛东林党、背叛自己的信仰一样，他始终追求的无非是心灵上的一种安慰和平衡。当初，他一身正气投入官场为的是实现人生理想，居相位成就一番兴国安邦的事业。为此，他苦苦等了30多年，最后一刻，他为了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所以抛弃了做人的底线，投靠奸党。但钱谦益骨子里是个文人，血液中时刻流淌着文人的名节和清高。当他做过宰相，满足了虚荣心之后，他的良心开始极度空虚。同乡的指责、世人的鄙夷，他无法做到充耳不闻。因此，晚年的他明知有杀头的风险，依然奋力抗争，不仅多少安慰了自己的良心，也赢得了吕留良、黄宗羲等人的原谅，赢得了历史的原谅。
公元1664年，钱谦益病死家乡，身后留下《初学集》、《有学集》等多部著作，被黄宗羲、顾炎武等尊为“文章宗主”。说到底，他最在行的还是做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