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禁闭，有的是时间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有的是时间读书。
我于一天，但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天，我想应该是我老家的婶婶收到李毅从岳州寄往的书信的那些天，我正看着我说过的那部优秀小说选，在读到一个题目为《我的遥远的红河湾》，被内面清新自然的世界和美景吸引，同时对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双双殉情在红河湾而叹息时，难免在喟叹人与自然并不和谐后，便浮现出情窦初开时暗恋的女同学的身影来。
我虽然进入了20岁的年龄，但想起20岁前，我还是有青涩的爱情的，如果那也算得上爱情的话。
小学六年级开始对女同学有感觉，虽然情窦初开的年纪，有感觉也算不上爱，要说起来，也有点难为情。承认自己早恋，承认自己不是那么纯洁，是需要勇气的。
女同学叫邓琼，班上的班花。说到班花，这其实应该是全班所有男生有感觉的对象，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我们这批男生坏蛋的公共情人。
邓琼身材好，个子高，脸色清秀，眼睛水汪汪的迷人。因此，我们男同学都暗恋她，用我的话说，就是都对她有感觉。甚至连降级到我们年级的陈江雄，有一天也恬不知耻地说，我降级就是为了跟邓琼做一个班，梦想着跟邓琼坐同一张桌。
我们那时的课桌是双人桌，桌子材料由松木做成，松木含水量大，笨重无比，特别是新桌子，要搬动它，犹如愚公移山一般。何况对小小年纪的我们来说，即便是一张破旧的双人桌，搬动起来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但课桌都是这样的，事实无法改变，唯一可以改变的是，两个同坐在一张桌子上的，像连体婴儿那样，行动时做到步调一致，两个人站在桌子坐凳和桌面之间的空间，双手端在桌面的面板下，一起用劲，一起发力，桌子就像机器人那般要动起来了。但假如不一起用劲，桌子要不动不了，要不一方的人使牛劲让桌子动了，另一方那个的脚就会刮上桌子腿。因此，搬动它也最好是双方的力量对等。
我从小个头就比较高，从来也坐在教室的后面。女孩子中邓琼也是个高的，因此我和她坐在一张双人课桌上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不像陈江雄，矮墩墩的，像土行孙，还居然想跟邓美人坐在一起，简直是不自量力。
男同学中个高的不止我一个，加之我是班上比较调皮的，因此，我虽然说跟邓美人坐在一起的几率高，但不见得就一定是我。人家老师也得替女孩子考虑啊。但小学一到六年，除了三年级前邓琼和我坐过一次，我又无任何感觉外（那时“情”和“窦”还没开啊），其他就只有这六年级下学期，也就是小学毕业的这一期，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东方出太阳——老师开恩，让邓美人坐在了我的右边，我便可以开始唱“同桌的你”。
同桌的第一个晚上，我的眼睛几乎没有合眼。我太兴奋了，在男同学面前太有面子了。到第二天，虽然内心仍然兴奋，但有好事的或者嫉妒我的男同学开始诽谤我，说我和邓琼眉来眼去，说我们很亲热，甚至说我们打啵了，讲得有眼睛有鼻子有嘴——这帮嫉妒的家伙，坏透顶了！
不要以为我巴不得同伴们讲，也不要以为我那时能做到“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我其实是很在乎自己的纯洁的，更在乎男子汉的同伴们怎么看待我的。我那天满脸通红，大声地矢口否认，甚至对当面笑我的还拳脚伺候。
邓琼也无法忍受，她的反击方式是，到老师那里去告男同学们的黑状。这个也一般就是女孩子们的普遍行事方式。
一天过去了，两天、三天，坐完了六天半（那时一周是六天半教学），我终于无法忍受全班同学的“嗡嗡叫，几只苍蝇碰壁”，也到老师那里去告状了。但我告的不是黑状，我告的是白状。所谓白状，就像耍阴谋的人说他不是阴谋，是阳谋一样。这白状，呵呵，就是阳谋。
因为我论事实摆道理。
邓琼没气力搬桌子，每次放学后扫地，桌子要在扫前搬一次，扫好后复原一次，如此两次的反复，邓琼瘦精精，简直就是瘦肉精养大的，真的手无缚鸡之力——连体婴儿便只能是一头走一头拖后腿。这样，我只能让她靠边站，自己使出吃奶的力气，左边挪动一点，走到右边又挪动一点，每次折腾得我要死。一天还罢，在坚持了三天后，我就开始有怨言了，到第六天，我的忍耐就到沸点了，便向老师告了这白状。
我之所以告邓美人的白状，重要的不是她没有跟我一起搬动桌子，而是她与我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居然不跟我说话，还在桌子上划了一条分江而治的“三八线”。这如何能让我接受？况且，男同学们讲得有鼻子有眼的，而事实上她连说话的机会都没给，我能不恨？能没吃到羊肉还惹了一身的膻而不觉得冤屈吗？
因此，我在忍受了一周后，决定告这一白状。但就事实摆道理地告了白状后，我又落入了黑状的俗套，当着老师的面，来了几句只有告黑状的人才有的恶毒语言，我说邓琼是花瓶，好看不中用。
可老师比我还恶毒，呛我道：“你是不是男孩子，将来的男子汉？帮女孩子做点事还来我这里磨叽！还提的话，罚你将成语怜香惜玉写一百遍！”
我当时懵了。我猜我的这位女老师绝对是从自己的男人那里受了气回来，便将“胡椒”撒在我的碗里了。
后来不知怎么的，老师的这句恶毒话，全班都知道了，我不但被男同学笑，还被女同学笑。大家知道，那个年纪，是最想承认自己是男子汉，而不是娘们的；被人笑话了不是男子汉，就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大的侮辱，是可以跟人拼命的。但全班都这样笑我，我“拼命”又找哪个呢！于是，最后，只得乖乖认命。
从此后，我每次做个大人，每次打扫卫生搬动桌子就一个人默默地扛。天长日久，秋去冬来，总算扛完了一个学期。
当然，扛完了一个学期，我获得了巨大的收获。因此，到这里，我必须正告各位，老祖宗的话几乎百分百都是至理名言。比如这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
怎么说呢？
小学毕业，考取了初中（别笑，我们那时升初中都是要考的，虽然不是非常严格，但如果考得太差，就升不了学）。初中报到那天分班，新的班主任问哪个是李霖，我说我是，班主任老师说，教导主任办公室有个女孩叫邓琼的，说不管李霖在哪个班，就要分到哪个班，教导主任不同意，邓琼就在主任那里哭鼻子呢，主任说看这个李霖是何方神圣，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让去一下。
我去了，教导主任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没怎么回事，她身子骨长得嫩，没力气搬动课桌，在小学我帮她搬了一个学期了，她赖上我了。教导主任对邓琼说，初中的课桌是单人桌，每人一张，不重，谁都搬得了。邓琼说不，她不搬，她搬不了，她要李霖帮她搬。教导主任看着我，说，李霖同学，那你愿意吗？我故意想了想后才说，没办法，就算同意吧。
这样，教导主任居然非常人性化地将原本要分到34班的邓琼分到我所在的33班，还让我们坐在同一排。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教导主任那么人性化，那么迁就邓琼，原来邓琼的爸爸跟教导主任是同学。
看来，同学的感情真是铁杆能磨成针，大海能捞绣花针。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也就跟你邓琼一直同学下去，感情下去吧，你是漂亮妹子，我还怕你不成？
可偏偏我这个自认为比邓琼聪明的雄性家伙，读完初中三年就辍学了，加之父亲认为家中有一个儿子读了不少书参加了工作就可以了，没必要两个都读成书呆子，农田里没人干活。而其实，据我所知，父亲自己就是读书人，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自己读了一肚子的书，到头来还是没有跳出农门。而哥哥李舸的跳龙门，完全是拉屎捡了个金元宝。多年前，哥哥在生产队出工，那时办队干部要哥哥在开会时念报纸，哥哥居然念得不错，公社社长看中了，把他调到公社（去上班时，公社还未改成乡）当了电话总机接线员，而后来，社长又收他做了女婿。因而，在父亲的眼里，哥哥的“出门八字”（乡下看重的所谓富贵之相）不是知识带来的，而知识在很多时候是带不来命运改变的。
就这样，我受父亲的影响，初中读完六个学期，就鸣锣收兵与学校拜拜了，也和我心爱的倾国倾城的邓琼妹子拜拜了。
在之后我当兵的前一年，我听说邓琼第一次考高中没考好，落了，降一级再考，还是没有考上，后来花点钱到一个偏远的乡镇的中学去读了高中，再之后，就听说嫁了那个偏远乡镇的党委书记，成了书记离婚后的第二任太太。唉，鲜花虽然没有插在牛粪上，但也相当于插在遍山荆棘的柴草中。
于是，我的初恋或者说爱情的感觉就这么结束了，原以为即便画上句号也能画得很好，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邓琼没有画好，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没有哥哥李舸长得英俊和伴随其左右的****运气，能画上好的句号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