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立地成佛却手持屠刀，疯狂的报复，替佛行道的权欲，二圣理朝，决定要做弥勒佛，武则天通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夺得了皇后的地位。但是，她没有就此而止。
当高宗皇帝举行隆重的纳后仪式，为她戴上凤冠的时候，当她以皇后身份接受朝臣祝贺的时候，她感觉到了尊严和骄傲。
当高宗皇帝再追赠自己已过世的父亲武士彟为司徒，封爵为周国公，赐谥号为忠孝，配享高祖皇帝庙，并将自己的母亲杨氏再封为荣国夫人的时候，她为自己给亡父生母带来这样的荣耀而感到自豪。
当高宗皇帝听从自己授意，废掉李忠而立自己生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时，她又为自己的显贵而庆幸。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成了皇后，成了国母，成了被自己用情用色用魄力用才能所征服的那个男人的堂堂正妻。她要开始表现自己的另一面，要让天下人都仰佩自己。她选准了一个角度，选准了可以充分表现自己国母形象的载体，这便是佛教。
当朝国母要普布佛功了。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在她的授意下，高宗皇帝命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设五千僧斋，并命朝中大臣都去行香。这次盛大法事活动的主题就是为新任太子李弘祈福。玄奘法师十分清楚这非同一般的皇室法事，这是巩固武后母子地位的法事仪式。所以，他竭尽全力，废寝忘食地主持了这一活动，使高宗皇帝和武后非常满意，对他大加夸奖一番。为了表达对玄奘的谢意，武后在法事结束后，特派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舍人李义府代表高宗皇帝和自己去回拜玄奘，玄奘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交谈中，薛、李二人询问玄奘：“翻译佛经固然是佛门的好事，不加以审核润色，使人不易看懂，这能够得上光扬佛法吗？”玄奘不失时机地说：“佛经的作用是弘扬佛法的，但真正要使佛经发挥作用，在佛教信众内部，主要靠住持之类的佛门释子；而要在社会上流传并能得到保护，则主要靠皇帝。”玄奘还打了个极为生动贴切的比方：“船到了大海里才能航行万里，只有依附和缠绕在松柏树上，葛藤才能不断向上超越别的杂草灌木。佛经只有依托皇帝这个盛大的因缘，方能广布天下使天下人受益。”
高宗皇帝和武后听了这番话后，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特别是武后，她从玄奘的话里听到了佛门对权力的依赖。在佛门的眼中，人间的帝王就是佛祖。为了成全玄奘的乞求，高宗皇帝命新任太子太傅的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以及薛元超、李义府等人，审润玄奘及其弟子们新译的佛经。这个审润班子，事实上都是武后的心腹，不能否认这是武后的有意安排，她要使自己的这班人，与佛教交结，要使佛门领袖玄奘法师体会到其中有武后的善意。史载玄奘曾为这件事被感动得“泪流襟袖”。
不久，玄奘又上表请高宗皇帝为大慈恩寺御撰碑文，后者满口答应。在碑文的起草阶段，高宗皇帝不时与武后协商该文的内容。武后倒也非常乐意为高宗皇帝撰辞润色。传说，文中称赞玄奘法师的两句话“若清风之肃长松，如绮霞之辉迴汉”，就是武后的撰辞。因为武后知道，这大慈恩寺与先帝及高宗皇帝非同一般的关系，特别是这个玄奘法师，作为当时的佛门领袖，一定要极力拉拢的。当初，太宗皇帝曾为玄奘法师的《瑜伽师地论》作序，被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皇帝当时已被立为太子，他亦效法乃父，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对佛教及玄奘法师也是极力称颂，这两篇序文被玄奘镂刻成石碑，立于慈恩寺内。武后也知道，佛门对此事重视的程度，也深深明白这两篇序文的作用。史载：“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萌，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非常清楚，这两篇序文的社会作用仅仅靠佛教是无法达到的。
高宗皇帝撰好大慈恩寺碑文后，玄奘法师又上表称：“恐非天翰，无以悬日月之文，”请求高宗皇帝御笔亲写。高宗皇帝又满口答应了。其碑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碑刻好后，玄奘法师又率众僧亲自迎立，为佛门赢得一大光彩。
也就是这一年，武后又怀上了孩子。自从感业寺回宫后，这是她的第三次怀孕。这种频繁受孕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她独占床帏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却又使她特别畏惧生育。回宫当年，生下了被自己掐死的女儿，次年（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年底，她在陪高宗皇帝拜谒太宗皇帝昭陵的路上，又生下了次子李贤（即章怀太子），这次生育使她感到了恐惧，因为她为了独占床帏，却要承受普通女人不愿做到的每年生育的痛苦。孩子即将要降生了，武后的恐惧心理越来越重，无奈之中，她想到了佛门，她把玄奘法师召请来，请求佛祖保佑。玄奘法师立即在宫中设下道场，开始诵经祈祷，并对武后说：“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意思是说佛祖会保佑您的身体安泰，也保佑您在生育时没有痛苦。不过，如果生下的是男孩，顺利平安之后，一定要举行出家仪式以还愿。武后非常高兴地应允了玄奘法师，并赏赐他百衲袈裟一件和其他物品数十件。
这一年的十一月五日，玄奘法师在皇宫中看见一只赤雀飞进了武后居住的显庆殿的庭闱御帐中，马上上表庆贺，他在表中说：“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礼和乐洽，仁深义远，故使羽族呈祥，神禽效质。显子孙之盛，彰八百之隆。”事情也很凑巧，就在玄奘法师的贺表刚到，武后便生下了一个男孩，高宗皇帝特别高兴，马上派人告诉玄奘法师说：“皇后分娩已讫，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满院，自庭烛天。朕欢喜无已，内外舞跃，必不违所许。”高宗皇帝和武后非常感谢玄奘法师的护念，而且还表示一定不违背已许之愿。他们直接给这个刚诞生的孩子取号为佛光王。这个佛光王便是武后的三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
佛光王生满三月，玄奘法师又上表祝贺，他十分明白高宗皇帝和武后喜欢听什么话，说：“岂直喜圣后之平安，实亦欣如来之有嗣。伏望不违前敕，即听出家。移人主之胤，为法王之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皈，列于僧数。”意思是说佛门众弟子不仅仅高兴武后生育的平安，更欣喜的是如来佛祖新得了子嗣；人间帝王的苗裔，也就是法王之子，一定要不违背所许之愿。玄奘在这里把圣后与如来、人主与法王联系了起来，实际上也就等于说圣后和如来、人主和法王，都是没有区别的。高宗皇帝和武后听了这样的话，当然十分高兴，便在十二月五日佛光王满月之日，下令玄奘为佛光王剃度，还特别安排在大慈恩寺同时剃度七人为僧。这样，玄奘法师自然就成了佛光王的师父。佛光王李显后来为了感谢师父，在掌握朝权后，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诏命在长安和洛阳各建一所佛光寺，追谥玄奘为大遍觉法师。实际上这一举动的真正目的，是感谢佛祖保佑他又从母后武则天的手中夺回了李唐的江山。此乃后话。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初，高宗皇帝和武后抱着出生不久的佛光王要去东都洛阳，诏命玄奘法师陪同前往。玄奘法师乘回洛阳之便，就近回家乡与嫁给了张门的姐姐相见。见到姐姐后，玄奘法师得知亲朋故旧大都沦丧殆尽，特请姐姐带他到父母的坟前拜谒。当玄奘见父母的坟茔因岁久而荒颓，心里十分难受，便请求高宗皇帝和武后出面帮助自己改葬父母。高宗皇帝和武后非常愿意帮这样的忙，就诏命有司行事，朝廷负责一切费用。改葬玄奘父母时的场面非常庞大，营送威仪，洛阳僧俗前往悼祭者一万多人，玄奘感动得痛哭流涕。此事看来是私情交往，实际上是为佛门张目，皇帝和皇后垂青的并不是玄奘这个人，而是对佛门的厚待。
这一系列的活动，表面上看，的确使佛教徒扬眉吐气，使佛门名声大振。但在实际上，却是武后树立母仪形象广布佛教功德的基本手段。
因为这个女人还没有大悟到立地成佛的境界。
其实，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之后，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同时，又日益被一种沉重的东西缠绕着。她知道那就是一种叫做罪恶感的东西，这个东西使她不断在内心产生难以解脱的恐惧，似乎到处都是流血的气味，她开始整夜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些鬼魂向自己逼来。她也知道这些鬼魂是哪些人，她要超度这些鬼魂，她要通过佛教来做些功德超度这些鬼魂，以使自己不再被那种叫做罪恶感的东西缠绕，达到心灵上的平静。
她首先要超度的人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这是她被册封为皇后不久后发生的事。当时，她并不满足王皇后被废和萧淑妃被贬，她还要诛除这两个被打入冷宫的阴魂，要彻底断了她们俩人东山再起的后路，使自己真正在后宫处于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避免像王、萧两位被废黜的厄运。她对这两位因争宠失败而幽闭的女人施行的手段，史书上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
有一次，高宗皇帝闲行散步刚好走到囚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监所，看到囚室四周封闭极严，只开一孔递送饭食器皿出入。心软的高宗皇帝不禁怆然悲伤，想念起昔日的恩爱，便向里面喊道：“皇后和淑妃在里面吗？”只听里面的王皇后哭泣地答道：“妾等得罪皇上，废弃为宫婢，怎么还敢被尊称为皇后和淑妃呢？”说完悲咽不止。王皇后又说：“今天皇上到此思念往事，若能使妾等再见日月出入院中，期望皇上将此院改为回心院，妾等将有再生之幸。”高宗皇帝答道：“朕有办法处置此事。”不料，这个消息马上被武后知道了，她下令将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各杖责一百，罪名是她们二人已被废禁却仍不知悔改，反而对皇上胡言乱语。结果，在那片明亮的并不温暖的冬日阳光里，王、萧二人被拉了出来，那长而粗的竹笞便开始冰雹似的狠狠地落在她们柔弱的身躯上，直到皮开肉绽。武后还觉得不够解恨，又命人将她们截去四肢，投入酒瓮之中，并恶狠狠地说：“令此二姐骨醉。”几天后，这两位受尽凌辱的女性被活活摧残致死，还被斩尸。不仅如此，武后还命将王皇后之王氏改姓为蟒氏，萧淑妃之萧氏改姓为枭氏，企图使天下人唾弃王、萧两个家族。
记入正史的上述细节描写，可能用了渲染的不实之笔，但王、萧两位后妃屈辱而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她们的死肯定是武后一手造成的。通过此事，武后的确慑服了后宫，从此之后，嫔妃中再没有人敢与她争相抗衡了。武后达到了自己独霸后宫的目的，但她的心能平静吗？她能没有罪恶感吗？
此外，她还要超度自己的胞姐。
武后的姐姐比她仅大一岁，父亲武士彟去世后，她被召入皇宫作太宗皇帝才人的同时，姐姐嫁给了当时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姐姐与姐夫生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后，姐夫贺兰越石病逝，寡姐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地过日子。武则天从感业寺再度入宫后，便将母亲和寡姐以及寡姐的一双儿女，全部接来宫中。一开始，她对此毫无戒意。她真的非常同情自己寡居的姐姐，同情她的不幸，同情她的凄苦和孤单，并慨叹做女人的不容易。她还建议高宗皇帝册封姐姐为韩国夫人，希望姐姐能留在宫里，能享受到这里的豪华与奢侈。武则天觉得，她们应该享尽皇宫中的一切，因为她们都已吃了太多的苦。这个时候，再度入宫被封为昭仪的武则天的同情是真诚的。
但是，久而久之，她突然感觉到姐姐韩国夫人同高宗皇帝交往中少了些恭敬而多了些随便。后来，武则天又从姐姐注视高宗皇帝的目光中，看到了那种掩饰不住的一往情深。这是武则天决不愿意看到的和绝不相信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是否真实，她曾在一个晚上，这个晚上高宗皇帝声称自己有政事处理，独自一人来到了姐姐的院子，从映在窗户的灯影中，看见姐姐的屋子里晃动着高宗皇帝的身影，那是一对男女赤身裸体的身影。武则天为自己亲人的背叛而感到万分痛苦。如果是别的女人，武则天可以仇恨，甚至可以去伤害她，让她粉身碎骨。但这是自己的亲姐姐，她又怎么可以去伤害自己的亲姐姐呢？她痛苦极了，在痛苦中又交织着一重深深的恐惧。
武则天选择了冷静镇定。她什么也没有说，佯装不知，对高宗皇帝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来，对姐姐韩国夫人更加友善了。她们和善友好使这一对偷情男女始终感到他们欠武则天什么。武则天没有使用对付王皇后和萧淑妃那样的手段来还击自己的亲姐姐，只是在一次同姐姐的聊天中，好象无意地说：“今天的一切都是我历尽艰辛，用无尽的苦难换来的，因此，我绝不会轻易放弃。我希望母亲和姐姐能帮助我同王皇后、萧淑妃她们斗，而不是坏我的事，伤我的心。”母亲杨氏夫人也在场，她听出了这个身为昭仪的女儿话中有话，连忙说道：“我们怎么会呢？我们孤儿寡母能有今天的日子，还不是你的原因，我们决不会坏你的事。”武则天看了未作声的姐姐一眼，又说：“当然不会。你们不是王皇后、萧淑妃，你们是我的亲人，姐姐一定是疼爱我的。”杨氏夫人终于听出了女儿话中的意思，说道：“你姐姐和我一样，都是疼爱你的。她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你看在母亲的份上，多多原谅她吧！”母亲杨氏夫人也可能觉察到了大女儿与高宗皇帝偷情的事，慌忙替她掩饰。武则天继续说：“自己不是一个可以被人随便欺侮的女人，任何对自己的侮辱和伤害，都终将会付出代价的，无论是谁。”一直没有作声的姐姐，在武则天那凛然肃煞的神情中，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母亲杨氏夫人闭上了眼睛，双手合十，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
就这样，武昭仪的胞姐韩国夫人在皇宫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一个永世不解之谜。有人传说，武则天是因为妒嫉姐姐被高宗皇帝宠幸便凶狠地杀害了她，但武则天对此从不辩解，也从不提及，她只是任由人们去猜谜，她对此始终保持着沉默，似乎没有任何原因。
但是，武则天身居皇后位之后，要超度这个永远消失了的胞姐。
少年时受母亲杨氏夫人写佛的熏陶，感业寺出家为尼的经历，使刚登上皇后宝座的武则天，越来越相信佛教的各种说教，并越来越以佛教来抚慰自己内心罪恶的灵魂；只有通过佛教，她才能在血腥的争斗中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才能冲淡自己心灵深处的厚重的负罪感。她离不开佛教，也不愿意再离开佛教。她所经历的与佛教的一切因缘，她自己都觉得是一种必然。作为李唐王朝正式册封的皇后，她十分清楚佛教对巩固自己地位乃至实现自己最终目标的意义，作为一名或许信仰佛教的信徒，她也明白佛教对自己内心精神生活的作用。所以，佛教有时是她的一张牌，有时却是她精神世界的全部，或者是她自己着力去追求的现实目标。一个政治家的武后和一个佛教信徒的武后，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从一件事情上，或从一个过程中，谁也无法将这两个武后分开。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把她们分开，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女性、一个政治家、一个佛教信徒兼而有之的人。再从她所感悟的佛教大乘之道来看，即是女人、尼姑、皇后，以及将来的女皇、佛祖、魔鬼兼而一身的人。
她肯定要做当时她所能做到的一切事情。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她的长子，也就是刚刚被新立为皇太子的李弘，患病多日不愈，宫中御医多方治疗，总是没有明显的效果，病情的发展越来越重，高宗皇帝和武后都特别关心，每日不时地过问，并想方设法来拯救这位新太子的生命。这时的太子李弘还不满五周岁，武后更是着急，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和经历了太子被立的复杂过程和激烈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太子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如果新立的太子夭折了，会给天下什么讯息呢？这又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武后把挽救太子的生命看作比挽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但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无效的，太子病情更重了，武后几乎失去了希望。
这时的武后，还正怀着没有降生的佛光王李显，她把近乎失去的希望之火又点燃了起来，把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身上。当然，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她还没有完全放弃对长子李弘也就是新立太子的希望。每当她拖着怀着身孕的身子来到东宫看望太子的时候，母亲杨氏夫人紧紧跟着她。母亲杨氏夫人在太子床前不停地叨念“阿弥陀佛，佛祖保佑”的声音，突然间启发了她。早在侍奉先帝太宗皇帝时，她曾听到太宗皇帝问玄奘法师，要广兴善事，做什么收益最快。玄奘曾说第一是度僧，第二是建寺。武后想到了建寺，因为度僧好象给大海里倒进了一碗水，而建立一座寺院，既要请佛像，又要存佛经，还要请僧众，比起度僧来应该是更大的善事了吧！她要为太子李弘建一所寺院，要为他祈求更多更大的福田，要用这种善事感动佛祖，要佛祖保佑太子尽快康复。
当武后哭哭啼啼把这个想法禀告给高宗皇帝时，高宗皇帝马上同意，并说：“建寺祈福，是前朝惯例，先帝也曾为战死疆场的爱将在各地建寺，为他们祈福。可是建寺来不及了，必须采取简捷便利的方法，马上立佛寺一所，这个办法就是废宅为寺。”高宗皇帝马上诏令朝廷管理佛教的部门祠部在京师长安选宅，并要求尽快延请高僧大德。就这样，祠部找到了长安延康坊的隋尚书令杨素的旧宅，禀报高宗皇帝和武后，高宗皇帝敕命此为西明寺。杨素之宅在隋时为其子杨玄感所有，杨玄感被诛后，被隋炀帝没收入官，隋亡后被高祖皇帝赐予万春公主。贞观年间，该宅又被太宗皇帝赐予濮恭王李泰，李泰死后，无人居住。
就在旧宅立寺工程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太子李弘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这次，武后倒是诚心实意地感谢佛祖的保佑，她破例拖着沉重的孕身，亲自来到还没有完工的西明寺，拈香拜佛，诵经祈祷了一番。这西明寺建成后，成了长安城中一盛大的佛法道场，高宗皇帝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秋，敕命随驾从东都洛阳归来的玄奘法师，暂不回玉华寺，而栖居该寺。后来，著名高僧道宣、圆测、圆照、慧琳、道世等，都曾在此寺住锡。
在香烟缭绕的佛事活动中，在为王皇后、萧淑妃以及韩国夫人的追福超度中，在为太子李弘的建寺祈福中，在为佛光王李显的满月剃度的梵呗声中，武后突然间感到京师长安的沉重。这个沉重是她与王皇后萧淑妃你死我活争斗的结果，也是使韩国夫人永远消失的结果，也是太子李弘染疾久久不愈使她几乎失望的结果，更是她担心佛光王李显作为皇子复杂命运的结果。她想离开长安一段时间，到一个新的地方摆脱或卸下这个沉重。
高宗皇帝决定远离长安，到洛阳去修养一段时间，因为这几年发生的事，如同睡梦一般，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也想跳出这个梦，使自己清醒。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春节刚刚过罢，高宗皇帝和武后便从长安出发了。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浩大举动，高宗皇帝和武后的休养，成了整个朝廷的一次大迁徙，文武百官随驾，后宫嫔妃及宫女们随驾，八百里路整整走了半个月，终于抵达了隋炀帝迁都洛阳时修建的洛阳宫。
洛阳宫依山傍水而建，风景秀丽。所有来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武后，她一住进洛阳宫，便立刻轻松了，晚上觉也睡得好了，再也不做恶梦了。高宗皇帝除觉得这里不是祖父和父亲建立王朝的地方，但对这里有父亲太宗皇帝驰骋疆场的遗迹，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慰藉外，这里的气候和环境确实比滞重古拙的长安令人心神宁静。高宗皇帝在这里感觉到清醒多了。于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和皇后武则天，不断地往返于长安、洛阳两地。他想通过这样的往返来调节自己的心境，不愿意那种滞重的环境一直围绕着自己。而武后却把洛阳看作自己的新的天地，因为在这里不会再有恶梦，她在这里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李旦和她无比宝贝也是惟一生存的小女儿太平公主，而且还心满意足地死在了这里。此为后话。
实际上，哪里都不是平静的港湾。武后摆平了后宫，立即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为她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连歇息的机会都没有。事情还是由她突然间萌发的菩萨心肠引起的。
在伊水之滨的洛阳宫中，春天就要来了，武后观赏着春花初绽的大地，在万物复苏的浓郁气氛中，突然间有了一种宽厚慈仁的想法，她要发菩萨心肠，要以皇后的身份给高宗皇帝上一份奏表，这是她的第一份奏表，一定要体现仁慈宽厚母仪天下的姿态，这便是请高宗皇帝褒赏曾极力反对过自己升妃为后的两位宰相韩瑗和来济。史家评述这份奏表时认为，这是武后分化敌党笼络人心的手段。
武后的这份奏表，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诸史纷纭，莫衷一是。但韩瑗和来济无疑感到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在这个女人，无论是菩萨心肠还是蛇蝎心肠，都是在戏弄他们，都是在折磨他们，都是在拿他们的政治生涯开玩笑。若从之，就会被即使现在是善良之心将来肯定是狼子野心的阴险女人所利用；若不从之，则会给她留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柄。韩瑗和来济感到心悸，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决定辞职不干了。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输在这个女人手中，他们想通过一件事来试一试这个女人的真正用心。
当时，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褚遂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但长孙无忌、韩瑗和来济等反武派仍然在朝中任职，长孙无忌仍为太尉，韩瑗仍为侍中，来济仍为中书令，职位均未变动。而以许敬宗为首的拥武派却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冀的政治权力，他们迫切希望取代长孙无忌等人而掌握实权。对此，武后是很清楚的，高宗皇帝也是十分清楚的。就在这个时候，被贬潭州的褚遂良上表为自己的被贬申辩，他罗列了自己过去立储君、受遗诏、处众事的功劳，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就在这时，韩瑗和来济决定乘机为褚遂良鸣冤叫屈，来试探高宗皇帝和武后的态度，特别是要试探武后上表要求皇帝褒奖他们二人的真正用意。
这时的武后突然间收起菩萨的面孔，丢掉了和善与慈悲，换上了恶魔的面孔，恢复了她的本性。她发现彻底击垮反武派的时机已经到来。史载，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武则天面授许敬宗和李义府向高宗皇帝诬告韩瑗和来济与远贬南方的褚遂良图谋不轨，捕风捉影地说韩、来二人安排褚遂良由潭州都督改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意在里应外合搞政变。高宗皇帝听到这样的弹劾，觉得反武派有些过分了，而且还想搞垮自己的统治，不觉满胸忿怒，随即将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崖县）、来济贬到台州（今浙江临海）任都督，并规定他们终生不得返回京城。唐朝规定，地方长官每年定期朝集，在年节前入京朝贺、贡献特产、汇报政务。现在给他们二人加重这一处分，无疑是表明他们二人再没有指望调回京城复职了。与此同时，褚遂良再次被远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心情沮丧，一蹶不振，第二年便怨忿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希冀立地成佛的武后，并没有就此放下屠刀，她要翦除长孙无忌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此事仍由李义府、许敬宗二人去办。他们二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朋党案，把高宗皇帝的舅舅佐命元勋长孙无忌牵扯了进来。他们先是指控两名小官有朋党集团嫌疑，然后扩大事态说有后台，编造了假口供，由许敬宗煞有其事地向高宗皇帝报告，并提出了长孙无忌谋反的理由，犹豫不决的高宗皇帝虽然最初不相信这耸人听闻的案件，但在武后的威逼下，未经传讯审问，违心地把舅舅削去官爵，发兵立即遣送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只是仍按一品朝官的待遇供给这位长辈饮食生活。与长孙无忌有关系的官员、家属、子弟、亲戚大多受到株连，或流放，或被杀，彻底摧毁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武派。长孙无忌被流放蜀地三个月后，又被逼令自缢，大概活了六十多岁。
在这场武后操纵的政治斗争中，直接得利的人自然就是拥武派了。许敬宗很快就被任命为宰相，并且在宰相的位置上一直干了十三年。李义府当初是凭科举考试升为中书舍人的，但他善于见风使舵，凭空捏造，人格相当低下。武后对他们二人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不同。对许敬宗，主要是看重他的经历和行政管理经验，因为他历仕隋、李密、唐，担任过太宗皇帝的秦府大学士、著作郎和中书舍人等，有稳定政局的能力和经验。对李义府，主要是把他作为一个打手来用，他也确实在其中发挥了打手的作用。史书称李义府笑中有刀，貌状温恭，口蜜腹剑，还喜好女色、穷奢极侈、卖官失次、乱判狱案等，因引起朝野内外怨恨，高宗皇帝不得已曾一度将他贬到京外，但又很快被武后召回，还提拔为宰相。因为武后需要这样一个打手宰相。
与此同时，武后还做了一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当然这也是在幕后操纵的。这便是将太宗皇帝组织编修的《氏族志》，修改为《姓氏录》。太宗皇帝当初编修《氏族志》的目的，是想打破魏晋时期形成的门第阀阅血统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将李氏皇族定为第一等，长孙皇后及外戚定为第二等，原来的望族大族如崔、卢、郑、王等降为三等。但《氏族志》仍未跳出原来的巢臼，所列九等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仍有许多旧士族，特别是武氏家族因社会地位不高被排除在外，并成为武则天争夺皇后位置时的一大障碍。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当长孙无忌等反武派被彻底摧垮后，武后便指使许敬宗等人上书高宗皇帝，列举了《氏族志》的许多缺点和遗漏，要求重新修定《氏族志》，高宗皇帝诏准。具体修定的官员，秉承武后的旨意，在修定过程中贯穿了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要在理论上打倒门阀士族，让士民百姓永载史册。因修定后的稿子与原志相差甚远，在武后的建议下，高宗皇帝诏准定名为《姓氏录》。这新的《姓氏录》共二百卷，由高宗皇帝亲自作序，武后家族自然被安排在第一等的序列中，而且还把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也列入新志的范围内，受到了中层官吏的拥护。这一结果，自然受到了旧士族门阀的纷纷抵制，为此朝廷下令收焚天下《氏族志》，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姓氏录》。
无论武后的真正动机如何，史家一致认为《姓氏录》的编定和颁发，对当时门第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武后看来，这一切都是佛法，都是她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将要降临的自我的初步试探，这个自我便是武后已经选择的佛祖或菩萨的化身。或许在这个时候，这个自我还是潜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但武后的一切作为，正在使这个潜在的或无意识的自我逐渐显现了出来。她那唯我独尊的姿态，统揽全局的能力，得心应手的伎俩，都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可以比拟的。这一点，高宗皇帝体会最为深刻。和自己同床而卧的这个女人，不像刚接回皇宫时那样了，那时他们相亲相爱，相互间从不隐瞒什么，她甚至不隐瞒对爱欲的需求和对皇后尊位的渴望。但是，现在她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却失去了往日的坦诚，凡是她有什么想法，都是通过许敬宗、李义府之流的嘴里说出，使她自己的想法变成了朝臣的想法。高宗皇帝觉得这是一种高明之处，是玩弄权术的高明和自我表现的高明，这也是一种能量的扩张和权力欲的扩张。同时，高宗皇帝也感到了一种威胁，皇后同朝廷始终保持着一种密切、牢固、稳定的关系，这能不是威胁吗？但是，高宗皇帝又觉得，这种威胁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处理政事的才智，又恰恰是自己缺乏的，因而这种威胁未免不是好事。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高宗皇帝既不反对也不明确表示支持武后的种种做法。
但是，阴差阳错，偏偏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的身体欠安，主要是头晕和目眩，使他不能正常处理朝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请武后参与朝政的处理。这正是武后求之不得的，她非常激动，喜欢在政治的大舞台上尽情地表演。她也决不会放弃这个企盼已久的机会，即使是让她坐在幕后。
她开始手握权柄，处理政事得心应手。她天性聪敏，才智过人，很快便在处理政务方面显出了非凡的才华，她不仅对事情判断准确，而且办事干练迅速果断，很快便使高宗皇帝在繁忙的朝政中解脱了出来，他变成了坐在自己身后帘幕中的武后的传声筒。他从朝臣们的钦佩中，从武后果断干脆的风格中，从朝廷突然充满活力的气氛中，肯定了这种处理政事的形式。只要她坐在帘幕后，高宗皇帝才觉得很踏实。
一旦坐在了皇帝宝座的帘幕后，武后肯定要坐出来，只是她还要为自己能够坐出来进一步创造条件，她还要进一步树立自己乐善好施母仪天下的形象。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已当上皇后并掌握朝权的武则天，为了迎合她好大喜功、标新立异的个性需要，为了维系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推崇佛教，迫不及待地怂恿高宗皇帝举行一场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迎奉法门寺佛骨活动。在这场活动中，她显得异常活跃，十分引人注目。
这是武后从政不久的一次活动。她要通过这次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条件，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活动，不仅与佛教有关，而且还是唐代刚刚兴起的舍利供养与崇拜这个佛教信仰的热点。当朝皇后与佛教信仰热点的联系，既表现了皇后的崇佛，又推动了这个佛教信仰热点的不断升温，也使法门寺开始显赫，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
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是佛教在其早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舍利是梵语音译，又译设利罗，意为身骨，通常指佛祖释迦牟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固体物。又可分为三种：一是骨舍利，白色；二是发舍利，黑色；三是肉舍利，红色。据传，佛祖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有八个国家的信徒各分得一份佛的舍利，他们将舍利带回国后建塔封存供养。另外，有些信徒又将盛装佛舍利的瓶子、火化佛祖释迦牟尼后剩下的灰炭，以及佛祖释迦牟尼生前遗留下的头发、指甲等也建塔收藏供养。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对佛舍利的供养又衍生出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中的记载。记载说阿育王“放下屠刀”后，曾派人到一些有关的地方掘取当年埋入佛塔塔基下的佛舍利，收集了大量佛舍利后，阿育王发神力役使鬼神到各地分送舍利，在各地共修建了四万八千座宝塔供养。《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大约于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被译为汉文。西晋以后的中国佛教徒逐渐相信了阿育王役使鬼神分发佛舍利及修塔供养的传说，开始在中国搜寻阿育王遗塔。南北朝时，有僧人称于临淄（今山东淄博）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也有人称于蒲坂（今山西运城）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更有人称洛阳（今河南洛阳）也存有阿育王寺塔遗址。
隋文帝在位时，他推动了佛舍利供养与崇拜之风的进一步发展。他曾在全国各地广建佛舍利塔，在扶风（今陕西扶风）的凤泉寺也建了一座。凤泉寺东南二十余里，有一成实寺，内存古塔一座，即传为阿育王所建。隋末，成实寺改名宝昌寺。隋文帝广建佛舍利塔时，因扶风宝昌寺已有古塔，就没有再在此修建舍利塔，只是在凤泉寺另建了一座。但在当时佛教信徒的心目中，扶风宝昌寺寺塔中藏有佛舍利，且是阿育王役使鬼神所建。宝昌寺虽在当时没有再建佛舍利塔，但也参加了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佛舍利供养与崇拜活动。据载，该寺在这次活动中，主持僧人请人画了一张陕州祥瑞图，张挂于佛堂，也出现了与佛舍利一样的祥瑞之兆。
在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初，宝昌寺的住持和尚普贤，慨叹寺院即将废败，就具状上表朝廷，请求朝廷出资相助修缮寺院。这时的唐高祖李渊还未正式称帝，以唐国公、大丞相的身份大权在握，他看到普贤的上表后，建议将宝昌寺改为法门寺，并给予了适当的安慰和资助。唐初，法琳和尚在其《破邪论》中说道：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佛身，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红白，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验。佛灭度后四百余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送舍利，使鬼神造四万八千塔，今洛阳、彭城、扶风、临淄等地，皆有其塔，并屡有神异。法琳和尚的上述说法，表明唐代初年，阿育王分送佛舍利的传说已普遍流行，且扶风法门寺塔即是其中之一，佛教信徒普遍相信该寺塔中珍藏有佛舍利。
唐高祖李渊更名宝昌寺为法门寺这一因缘，以及法门寺真身宝塔下珍藏有佛舍利这一普遍信仰，说明法门寺在唐王朝皇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初，身为秦王的李世民，曾率兵路过法门寺，不但进行了礼瞻，还为该寺度僧十八人，又上奏高祖皇帝任命在凤泉寺做杂务的法门寺僧人惠业返回法门寺，为法门寺住持。法门寺在唐初，虽地不处两京，又不是佛经传译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是唐王朝佛舍利供养与崇拜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李唐王朝的宫廷寺院。
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这一年武则天才八岁，正随父亲在荆州祈愿阿育王发神力降雨。岐州刺史张德亮到法门寺礼拜佛法，但仅见该寺于唐初被火焚后的余烬，他笃信佛教，不忍法门寺如此荒颓，于是便上奏太宗皇帝，请重修殿堂并加固塔基。他在奏文中称：法门寺古塔相传三十年一开示，开示佛舍利以供僧俗信徒礼瞻。今若开宝塔，恐为聚众之讼，故不敢私自开示，请太宗皇帝定夺。太宗皇帝闻奏后，不但同意整修法门寺，而且还同意打开宝塔地宫。在张德亮的主持下，法门寺的宝塔地宫被打开了，此乃唐代的首次开启。据载，地宫深一丈余，内有周、魏时所竖残碑二通，在地宫中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一枚，将该舍利取出后，任僧俗信众礼瞻，成千上万的人一时同观，可谓热闹非凡。传说，当时有一失明者，用力睁眼睛去看佛舍利，忽然双目复明。消息传到京师长安后，京邑内外，奔法门寺礼瞻佛舍利的人，每日达数万。当时看见佛舍利的人各有不同感觉，有人称见佛舍利如白玉，白光映彻内外；有人却称视如绿色，郁郁葱葱遍映四方；又有人称可从佛舍利中见菩萨圣僧；也有一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待问其原因，方知他一生多有罪恶，诸孽已造，故有目而无视。在这次礼瞻佛舍利的活动中，一些信徒将自己的头发点燃，或以手指作灯芯而点燃称为炼指，以表示虔诚。此次开示法门寺真身宝塔佛舍利，没有迎送，只是在当地礼瞻。随着法门寺殿堂宝塔重修工程的结束，佛指舍利即被重新安置于宝塔地宫中。
武则天以才人、昭仪和皇后的身份，先后数次伴随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去岐州九成宫避暑消夏，而且还亲自去过法门寺，对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示，礼瞻佛舍利可令生善的说法了如指掌。既然与佛教有缘，武后就不可能放弃任何一次崇佛的机会。她十分清楚，往往可以通过盛大的佛事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铺路搭桥，况且将来要以佛的身份降临人间。因此，在投身于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和逐渐掌握朝权的同时，她还特别关注佛教，关注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佛事活动。显庆年间再次开示法门寺佛舍利塔，掀起佛舍利供养的崇拜的高潮，武后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表现出的热情，她表现出的虔诚，以及她的引人注目，使她几乎成了这次活动的主角。她也非常感谢佛教能给自己提供如此的机会，使自己在这个方面由帘幕后走向了前台。
这次奉迎佛舍利的情况是这样的。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僧人智琮、弘静应召入宫，为高宗皇帝和武后及皇子、嫔妃讲经说法，期间他们向高宗皇帝和武后谈起了阿育王寺塔事。高宗皇帝和武后便询问，是不是那个放下屠刀后役使鬼神修建佛舍利塔的阿育王？听说他广做善事，传播佛教，深受信众崇拜。武后还特别问道：“如果真是那个阿育王，那么他在长安附近有没有建塔？”智琮和尚回答说：“阿育王建塔珍藏佛舍利，肯定是实事。贞观年间曾开示过的法门寺塔，即是阿育王所建四万八千之一。”其实，这是武后知道的，但她还问道：“听说佛舍利塔必三十年一开示，以示天下，可求善因。”智琮回答说：“三十年一开示，是佛典明示的，开示本身即是福田。现距贞观初年开示已满三十年了，特请皇帝和皇后准予再行开示，以为国人及信众共求善因。”就这样，在武后的暗示和引导下，僧人提出了再行开示法门寺塔的请求，高宗皇帝也欣然同意了。
由于武后颇有兴趣，所以高宗皇帝不仅同意打开地宫，而且还敕命将佛舍利奉迎到皇宫中来，以供武后及后宫嫔妃们礼瞻。按照高宗皇帝的敕命，智琮和尚和朝廷代表王长信不日即前往法门寺奉迎佛舍利。智琮到了法门寺后，即入塔内，专精苦行，以求佛舍利感应，但苦行久之而未应验。后来，智琮便在自己臂上安置炭火，烧香禀厉，专心致志，此时忽听塔内地宫中有声振裂，寻声去看，只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次日早便获得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仔细寻看，又获七粒，置于盘中，均放光明，炫耀眼目。但是，这八粒舍利，并不是贞观年间开示时的指骨舍利，智琮和王长信等人心急如焚，唯恐找不到那枚舍利而被皇帝和皇后问罪。
且说高宗皇帝和武后知道这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高宗皇帝觉得是自己福祉浅薄，是佛祖有意为难自己。这时，武后建议高宗皇帝派人急送三千匹丝绢到法门寺，作为布施；又建议高宗皇帝造一座与皇帝身体一样高的阿育王像，进行焚香膜拜；与此同时，还建议高宗皇帝下敕修补法门寺塔。这些活动，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等于向天下表明高宗皇帝和武后开示法门寺塔觅寻佛指舍利的决心。在这种氛围中，智琮和尚和王长信终于在地宫中寻得了那枚佛指舍利。该佛指舍利长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内外光洁，以手指入孔内，恰能受指。该指骨舍利据说是光相变化无常，不可常准。
高宗皇帝和武后得知获此舍利后，便命急速奉迎到京师长安。奉迎之时，京邑内外，从长安到法门寺二百里大道，两旁僧俗信众连接不断，往来相续，都以能瞻观舍利而为荣，大都口念佛号，从内心感谢佛的恩德。佛指舍利被奉迎到长安后，由朝廷出面组织了盛大的礼瞻活动。佛指舍利被各大寺院轮流供养，广大信众扶老携幼前去观瞻礼拜。当然，高宗皇帝和武后亦率后宫嫔妃前去礼瞻，其场面之大，是任何佛教法事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回到皇宫，武后便问高宗皇帝是否从佛指舍利上看到什么东西，高宗皇帝此时正值目眩病重之时，他说未曾看见什么，只是感觉到眼睛清爽多了。武后称自己从佛指舍利中看见了一片光明，光明中佛像忽隐忽现，甚为异样。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和武后决定佛指舍利暂不回归法门寺，他们要驾幸东都洛阳，要把佛指舍利带到东都洛阳宫中去供养一番，以多为他们自己祈福。
就这样，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佛指舍利被高宗皇帝和武后奉迎到了东都洛阳，被直接安置在洛阳宫中供养。为了显示对这枚佛指舍利及整个佛教的尊崇，高宗皇帝及武后还特召高僧大德若干前往洛阳宫中诵经，以示对佛指舍利供养的重视。当时，这枚佛指舍利被安放在一个石臼中，随驾的佛教律宗大师道宣和尚向高宗皇帝和武后建议说，佛指舍利不应该置放在如此简陋狭小的器具之中，应该按照最繁华最尊贵的礼节安放。高宗皇帝和武后相商后决定，按中国传统葬俗，命人为佛指舍利造雕一个九重金棺银椁，将舍利置放其中，武后还特别为佛指舍利施舍了衣帐等物，使供养场面及规格都大大提高了一个档次。
此次奉迎佛指舍利的活动持续达三年之久，直到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高宗皇帝和武后才使智琮等人将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在送还的过程中，亦是热闹非凡，最后举行仪式将佛指舍利藏于宝塔地宫石室之中。
一般认为，武后在这次奉迎佛指舍利的活动中，还是半隐半现隐藏在幕后，与她刚刚开始垂帘听政的身份相符合。但是，在实际上，她是这次奉迎佛指舍利的首创者。所谓首创之义，主要是指开示地宫后奉迎，而不是在法门寺开示。不但奉迎，而且是奉迎到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个地方，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就为以后唐诸帝逢三十年一开示并奉迎佛指舍利到京城开了先河，其中也包括三十年后武则天称帝时的一次奉迎。另外，此次奉迎活动，正值武后垂帘听政开始之时，其中蕴含的意义、作用、影响亦非同一般，实际上是她在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前台创造条件。此次奉迎中，高宗皇帝和武后的九重宝函及衣物等赏赐，也开创了以后每次开示即行赏赐施舍的先河。
奉迎佛指舍利活动，是武后介入政治生活的开篇之作，可以说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但是，就在这较为圆满富有成效的开篇之作的同时，她还是要面对尊崇的那枚佛指舍利从内心进行忏悔。
因为，她要超度自己外甥女的亡灵。
武后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正式参预朝政和隆盛崇佛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便是她的两个外甥都背叛了她，首先是外甥女。
这两个外甥即是她的胞姐的一双儿女，贺兰敏之与贺兰敏蓉。她的胞姐韩国夫人消失之后，武后对这一双儿女所怀抱的一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也许是因为其中某种难以启齿的愧疚。她在各种佛事活动中从内心默默诵经超度自己胞姐的同时，对胞姐的一双儿女，贺兰敏之和贺兰敏蓉给予了莫大的关怀。她看着这一双儿女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她还通过力所能及的手段，尽量给予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应该说除了自己的孩子们之外，武后最疼爱的血缘至亲就是贺兰敏之和贺兰敏蓉了。
姐姐的一双儿女长大了。于是武后让高宗皇帝封贺兰敏蓉为魏国夫人，而那个贺兰敏之，武后要他继承他外公也就是自己父亲武士彟的全部爵位，并将贺兰敏之改为武敏之，这样便使一个小小少年，一跃而成为了周国公，还被授予了太子弘文馆学士兼大散骑常侍的高官。武后看着他们在显赫的封号和官位下一天天长大，出落成英俊的少年和美丽的少女。她还不止一次地在母亲杨氏夫人面前夸奖他们，说武家的后代是杰出的。
最初是那个美丽的外甥女。随着慢慢长大，慢慢成熟，被封为魏国夫人的外甥女开始懂得漂亮的含义了。她在开始发育的同时，也开始着意打扮自己，她学会了化妆，越来越喜欢穿那些袒胸露背的衣裙，将她那青春的乳房半裸着，每日在后宫飘来飘去，自然不能不引起男人们的注视。真正能够注视和占有这位少女的男人，在皇宫中只有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在这位苗条秀丽、肌肤光洁的魏国夫人身上，犯了如同在她母亲韩国夫人身上犯下的一样的错误。他亦称有病，躲在深深的寝宫中，并且不时召御医进去。武后在帮这个皇帝丈夫处理完政事后，匆匆前去探望他，她推开门，看到的竟然是她曾经看到过的一幕，魏国夫人正慌乱地离开高宗皇帝，她的头发是零乱的，衣裙是不整的，而且脸色绯红，浑身颤抖不止。武后明白了刚刚发生过什么事，什么话也没有说。魏国夫人在慌乱中离开后，高宗皇帝和武后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却没有说话。但是，高宗皇帝心里非常清楚此事的后果，这个后果是要落在刚刚离去的那个少女头上的，自己倒不会有什么事。武后好象在梦中一样，她没有责备高宗皇帝，因为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无论如何还是一国之君，他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超过他应该做的，尤其是和女人；那么，要责备谁呢？武后突然间觉得很费解，同时她又觉得不用解释什么了，一切都好象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是无法躲过去的。
这时，她不觉在心中开始默念佛号。
在还未来得及过多思考外甥女贺兰敏蓉与高宗皇帝的暧昧关系时，朝廷上下又围绕佛教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武后得意地在其中当了一回调停人。这是她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母的身份伸张了佛教，结果是使更多的佛教高僧大德臣服在了她的脚下。
事情还是由佛教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父母这个问题引起的。早在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下诏令佛教沙门礼敬父母和尊长，当时佛教沙门慑于皇权威力，不得不奉诏行事。但随着佛教中一些高僧大德与皇室关系不断亲密发展，佛教沙门又开始不礼敬父母及尊长了，他们以皇权为靠山，以佛典为依据，用行动否定了太宗皇帝当初的诏命，并在朝野中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特别是朝中的一些大臣，从维护伦理纲常和先帝权威的角度，不断向佛门提出诘难，并向高宗皇帝直接上书，晓以利害，希望高宗皇帝能出面予以干涉。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四月，高宗皇帝在朝臣的建议下，发布了《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长礼拜诏》和《令僧道致拜父母诏》，要求佛教沙门不但不能接受父母及尊长之拜，而且还要礼敬父母，当然也包括出家的道士在内。这两道诏书颁发后，佛教沙门非常不服气，而道士则静观其态。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沙门一致推选道宣和尚出面与高宗皇帝的两道诏书抗争。这道宣和尚，乃是当时佛门知名人物，是中国佛教律宗的创始人之一，俗姓钱，润州丹徒（今江苏丹阳）人，十五岁出家，十六岁落发，隋炀帝大业年间师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撰写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次年又撰写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后他遍游各地寻访佛教律学，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入主终南山丰德寺，一度曾为长安城中西明寺即高宗皇帝和武后为皇太子李弘祈福改宅为寺的那座寺院的上座，还参加过玄奘法师的译场，主要负责译文的润色。由此可见，这道宣和尚与唐皇室的关系非同一般，由他出面与高宗皇帝的两道诏书抗争，佛门算选准了人。但是，就佛教沙门礼敬父母这个问题，以及在高宗皇帝申张先帝圣意的情况下，道宣和尚并未敢贸然出击，而是采取了一定的策略。
首先，道宣带领约二百多名和尚，来到蓬莱宫，表明要晋见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听说道宣带领二百多名和尚来要求晋见，一下子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身边的武后自然知道这道宣和尚等人的来历，她对佛门采取这种方式也感到惊异，但她觉得这种方式给当事人或旁观者施加的压力，是无法处理的。她建议高宗皇帝提起精神，会一会道宣和尚一干人，并说有自己在帘后，还怕他什么。道宣和尚入见高宗皇帝后，便又将佛教沙门不能礼敬父母及尊长的理由引经据典地论证了一番，高宗皇帝在他们冗长的引证中已经昏昏欲睡，直至道宣和尚大声呼喊万岁时，才睁开了眼睛，但不知如何作答。就在这时，帘后的武后对高宗皇帝说：“此事佛门亦有些道理，何不再行商议呢？”高宗皇帝按照武后的建议，对道宣和尚等人说：“此事再为详议。”道宣和尚等人知道这是武后的主意，便欣然领命，退了出来。在这次上庭抗争中，道宣和尚率二百余和尚的气势，给高宗皇帝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种行动无形中还得到了武后的认同，和尚们的第一个目的基本上实现了。
其次，道宣和尚在领得了“再为详议”的君命后，便着手写了两份书信，一份名为《白朝宰群公启》，分别送至亲贵权要的府上，请这些人帮助说话。道宣在这份信中指出：“现今将佛法削同于儒家伦理，但佛门中人不是俗人，如要出家人下拜父母尊长，那么僧人就没有或失去了被俗人尊敬的地位了。现在儒道都是人们尊崇的，儒家道家经典比佛经还要尊崇，这种结果真是使人费解。”另一份书信只写给一个人，选择这个人的确使道宣等人费了一番心机，他们选择了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在这份《上荣国夫人杨氏启》的书信中，道宣大声疾呼：若使佛教沙门致敬父母尊长，就会使佛门沦丧，因而请杨氏夫人“特垂恩庇，不使凌夷”，否则佛教威仪、法门规式都会被一扫而光。杨氏夫人见到道宣和尚的这份书信后，对于自小就笃信佛教的她来说，自然要将这些意思转达给身为皇后的女儿，她也的确佩服这群和尚们的心机。
最后，道宣和尚在暗中准备，等待他们设计好的辩论。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杨氏夫人的作用下，通过武后的决策，高宗皇帝于同年五月下诏，召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和部分州县的主管共千余人，在中台都堂议佛教沙门致敬父母事，道宣和尚带三百余僧人在场。这场大会，名义上是议事，实际上变成了辩论会。道宣和尚先入为主，引经据典地先行表白了一番，千余文武官员听了道宣的表白后，议论纷纷，莫能取得一致意见。阎立本、李淳风、吕才等大臣力主佛教沙门必须礼敬父母，而王玄策、令狐德棻等大臣则力主佛教沙门不能礼敬父母。两种意见相左，争论甚是激烈。
这种结果是道宣和尚事先就预料到的，当然也是武后希望的结果。这种莫衷一是的结果，对于最后决定者高宗皇帝来说，真是十分难办，他真的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武后自然就要出面了，她充当了一个表面上的调停人，她对高宗皇帝建议，既然群臣也议论不出个结果，交给皇帝亲决，作为皇帝，偏向任何一方都有难处，所以，还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吧！所谓多数人，就是指那些不同意佛教沙门礼敬父母的人，这些人大都是佛教的狂热崇拜者，在朝野颇有势力。高宗皇帝听了武后的建议，觉得似有一定道理，打心眼里对武后处理如此大争纷的机敏和能力感到钦佩。
不久，高宗皇帝便再行下诏，命停止使佛教沙门礼敬父母事。此事不了了之。道宣和尚和佛教沙门们明白，事情发展的过程和出现这样的结果，和武后的作用分不开，应该感谢武后，有武后这样身份的人在其中调停，实乃佛门之大幸。忽然间，道宣等人觉得武后便是当世的弥勒佛，是佛的化身。
武后沉浸在成佛的感觉之中。这对于她来说，既是眼前这唯我独尊的地位，也好象是一场正在酣睡中的梦。理想和现实几乎要完全吻合了，现实距梦境相去不远了。
但是，就在这时，她遭受到了一次严峻的挑战，差一点使美梦成为泡影，差一点丧失了现实中得到的一切。
这几年，为了独霸宫闱，武后开始对道家的房中术感兴趣，所以特准一个名叫郭行真的方士自由出入后宫，为自己传授房中术。高宗皇帝虽然在武后那里得到了相当满足的床第之欢，但不知武后习房中术之事。唐律规定，任何人不准参与巫术左道，并将此定为十恶之一大罪。道士出入后宫事，很快便被反武后的朝臣知道了，他们聚结在废太子梁王李忠附近，欲借此事把武后彻底搞垮。就这样，一个原在梁王府服侍的宦官直接将武后召道士入宫行巫术事，向高宗皇帝作了报告。这时的高宗皇帝，也正为自己处处受武后挟迫控制感到十分不满，她不但要干涉朝廷大事，垂帘听政，就连自己和别的女子发生关系也要控制。高宗皇帝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下，未多作思考，认为这是甩开武后的一个借口，便急召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来讨论处理这件事。
这上官仪是贞观初年的进士，曾为弘文馆学士，文章写的非常漂亮，在文官中影响很大，曾担任过梁王府的顾问，一直对武则天违背传统女性道德的行为看不惯。这时，他看见高宗皇帝正在气头上，准备将武后废为庶人，马上表示赞同，并开口附和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高宗皇帝命上官仪马上起草废武后的诏书。这时，高宗皇帝身边武后安插的亲信，见势不妙，急忙飞奔后宫将此事告知武后。武后一听，慌忙从后宫赶来，冲进高宗皇帝书房时看见废后诏书正在高宗皇帝手上，她痛泣申辩，并将召道士入宫的原因告诉了高宗皇帝。一向没有主见的高宗皇帝，听了武后的申辩和内情后，像被武后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吱吱唔唔不敢与武后直面相对，只好说废后一事是上官仪策划，并推托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可怜的上官仪本想帮高宗皇帝一把，结果却被当场出卖了。
见高皇帝已回心转意，武后便指使亲信诬告上官仪和废太子李忠谋反，结果是简单而不幸的。上官仪与他的儿子上官庭艺被处死，家口全部藉没，连尚在襁褓中的孙女上官婉儿也随母亲一起没入掖庭宫为奴婢；二十二岁的废太子李忠被赐死，这位庶出的皇子，无缘无故被废，无缘无故被赐死，成了武后恣意横行专权的可怜的牺牲品。
经过这场险些翻船的风波之后，武后觉得自己应该注意在高宗皇帝面前检点一些，起码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应注意。她开始用长姊似的感情关怀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又恢复了对武后的充分信任。武后又开始施展处理朝政的果断机敏和精明才干了，上朝参政也公开化了，她的政治权力和个人威势更是被确定无疑。
武后又重新平静了下来，又沉浸在成佛的感觉之中。
这一天，高宗皇帝和武后突然接到了玄奘法师的遗表，原来玄奘法师已经圆寂了。玄奘法师在自己感觉身体大为不适时，便将门人弟子召来，和他们一一作别后，便给高宗皇帝和武后写了一份遗表，表中历数高宗皇帝和武后对佛门的无量功德，大谈佛门对唐王朝所做的各项事情，希望当朝皇帝和皇后能一如既往归心佛乘。遗表写完，玄奘法师便被袈趺坐，默念弥勒佛号，不久便圆寂于玉华寺。且说高宗皇帝和武后接到玄奘法师的遗表时，方知玉华寺内玄奘法师已行将去世，急忙命宫中御医前去玉华寺，但御医未至便传来法师圆寂的消息。
玄奘法师自贞观年间从印度返回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佛经的传译上，他共翻译佛教经论74部，总计1335卷，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个与封建帝王关系较为密切的佛学理论家和佛事活动家，玄奘法师深知“不依国主，法事难行”的道理，他返国后，先是紧紧依靠太宗皇帝，采取各种手法，用佛法逐渐征服这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使其在晚年以未广作佛事为遗憾；后来，他又紧密靠拢高宗皇帝和武则天，不失时机地晓之以佛理，动之以亲情，使佛教与皇权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特别是武则天，她从玄奘法师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了许多启示，她也从玄奘法师讲述的佛理中明白了佛教的博大精深，认识到了佛教的依附性和可利用性，也从佛教中寻得了平衡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她从佛教中寻得了自己人格升华的理想目标。
玄奘法师圆寂后，高宗皇帝和武后决定罢朝三日，他们二人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之中。高宗皇帝数次对武后说：“朕失国宝矣！”他还对朝臣说：“惜哉！朕国内失玄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意思是说玄奘法师一人的去世，使佛教失去了顶梁柱，使佛教的四众弟子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导师。武后也颇有同感，她建议高宗皇帝下敕，一定要经营好玄奘法师的葬事。史载，高宗皇帝就玄奘法师的葬事，连续下发了五次敕命，要求用金棺银椁收敛玄奘法师；送葬之日，要求京师长安及附近诸州的全部官员亲送。当时，从玉华宫到终南山下兴教寺，送葬人达百万余，大道两旁，遍响哭泣之声，男女老少皆为之垂泪。皇宫中的高宗皇帝和武后，也是悲哽流涕，不胜伤感。这大概是高宗皇帝登基之后，仅亚于国葬的一次丧葬活动。
这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也就是这一年，武后的垂帘听政完全公开化了，朝野内外将她与高宗皇帝并称为“二圣”，“二圣”理朝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武后终于可以随时随地走到前台来了。但是，此时此刻，她还没有真正走出来，她要寻找能够走出来的借口。为此，她费尽了心机。原本想从佛教中寻找依据，但佛教的依据暂不成熟，另外自己感业寺为尼的经历，虽然佛门并未将她看作外人，而且把她作为现世菩萨和弥勒的化身，对她倾注了无限的希望，但自己真正成佛的机缘还未成熟，成佛还处在理想阶段。她要找到一个僧俗人士、朝臣为官、腐儒顽愚都能接受的借口和依据。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依据和借口，这便是封禅。
封禅是封建社会的一项大典。战国时齐鲁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天地。登泰山筑坛祭天为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为禅。古代封禅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个帝王都可以随便去封禅的。一般来看，封禅大典的条件主要有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仓储充盈、四海升平等。从秦始皇开始，大约只有十几个皇帝登封泰山，唐太宗皇帝一生都想行封禅大典，但条件一直不具备，只有作罢。到了高宗皇帝和武后二圣理朝时期，除上述条件具备外，李勣征服了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唐休璟等人收复了安西四镇（均在今新疆地区），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可谓四海宁静。封禅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历代封禅大典都不准女性参加，真正需要女性时，又都是让臣僚代替。武后欲通过亲自参加封禅大典来真正提高自己的地位。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武后正式上疏高宗皇帝，建议封禅。她在疏文中说：“封禅的旧有仪式，由皇帝主持祭天，祭地时只用皇太后的名号，由三公主祭，这是不合适的。我愿率宫内外有爵位的命奴，亲自主持祭地仪式。”高宗皇帝将这个建议交付群臣讨论，不少臣僚认为不妥，有些人却认为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决定武后可作为祭地的亚献，即高宗皇帝先祭，武后第二位祭。此事议定后，朝廷上下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封禅大典作准备。按旧例，封禅大典须在正月初一日举行。因此，来年正月初一日便是高宗皇帝与武后所企盼封禅大典的日子。
麟德三年（公元666年）正月初一日，高宗皇帝率文武百官登泰山，祭天于泰山之颠；初三日，高宗皇帝从泰山上下来，抵梁父山祭地。高宗皇帝祭地毕，所有官员退下，武后在命妇的簇拥下，敬酒祭地，是为亚献。初五日封禅大典完毕，高宗皇帝和武后登临时搭建的朝觐坛接受百官朝贺，二圣命大赦天下，改元当年为乾封。
武后参加封禅大典并行祭地亚献的目的非常明白，应该是她费尽心机从后台走到前台的前奏，或者是她准备出来的前奏，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客观上，这次封禅活动对于提高古代妇女的政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武后满怀信心和希望地陪同高宗皇帝回到了长安。由于封禅的成功，武后异常兴奋和高兴，她要把这种心情释放出来，向什么方向释放，采取何种方式释放，她已经考虑好了。
她建议高宗皇帝为这次封禅的成功，敕命全国各州皆新置佛寺一所，各度僧三十人。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功德，是她在向天下宣告自己在拥有了正式的政治地位后，要继续垂青佛门，因为自己就是天下僧俗信众的弥勒佛，是成千上万无数僧俗信众的归心之所。
也就是在这种兴奋和愉悦的心情中，武后突然觉得是了结一段因缘的时候了，时机已经成熟，她已经谋划好了了结这一因缘的全部程序。
还是在武则天刚被册封为皇后的时候，武氏家族也因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顿时显赫了起来。除对武后母亲、姐姐册封外，高宗皇帝还封武后的堂兄弟武惟良为司卫少卿，武怀运为淄州刺史，武后同父异母兄弟武元庆为宗正少卿，武元爽为少府少监。武氏这几个兄弟当了朝官后，并不买帐，而且还说这是祖上的荫德，根本不是武后带来的福荫。武后母亲杨氏夫人将这些人的看法报告武后，并对这几个兄弟当年欺侮她们寡母孤女的行径哭诉了一番，武后听后，不觉怒从心中起，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让他们几个兄弟知道自己的厉害。不久，高宗皇帝下令武惟良为始州（今四川剑阁）刺史，武元庆为龙州（今四川平武）刺史，武元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刺史，把他们三人全部外放。据说，这是武后的主意，名义上还是新皇后为防范外戚势力扩张所采取的一项大义灭亲的举动，而且还令不少朝臣肃然起敬。但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是武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个手腕。
武元庆抵达任所后不久，自知难逃复仇之剑，便忧虑过度而死。武元爽在任所因受其它事的牵连，再度被贬振州（今海南崖县），不久便死在任所。只有武惟良在始州任所，武怀运依然在淄州任所，他们兄弟二人也感到非常害怕，每日小心行事，企图聊保天年。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与武后的因缘还没有了结，他们是在幻想。
其实，了结这一因缘的主角并不是这武氏二兄弟，而是武后的外甥女贺兰敏蓉，即那个步其母亲后尘投入高宗怀抱的魏国夫人。为了能够顺利地了却这一因缘，武后要使自己的心情尽量平静下来，她也能做到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在长期的后宫生活中，或在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只要她默念佛号，双眼微闭，就能够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曾把这种内心的变化归结为佛法的作用，归结为自己与佛法的缘份。她也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一生与佛法结缘的微妙之处，佛法使她自小就树立了不是一个女童应该有的自信，佛法使她度过了宫中才人多少个寂寞的夜晚，佛法使她在感业寺领悟到了自己生命的大乘之道，佛法也使她经过复杂的过程幸运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佛法更使她成为众人仰慕的女主，佛法还要使她终成大道。她离不开佛法，或者说佛法也离不开她。
就这样，武后在对佛法的领悟中，在佛法使她获得的平静中，开始了她了结与那个少女那两个兄弟的因缘。
武惟良和武怀运作为地方长官，奉诏命陪高宗皇帝与武后参加了封禅大典。大典结束后，他们也随驾返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高宗皇帝的赏赐。他们在闲暇之余，带着礼物登门拜访杨氏夫人，在历数他们自己诸多的不是之后，希望眼前这位婶娘能在皇后面前多多美言，使他们重新回到京城。长期吃斋念佛笃信佛教的杨氏夫人原本不想将这两位侄子的话转达给皇后女儿，因为她知道，皇后女儿绝不是省油的灯，她可能不会主动去招惹别人，但如果别人招惹了她，她一旦起了杀心，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和阻挡的。杨氏夫人在“阿弥陀佛”的念佛声中，还是把两个侄子的意思转达给了女儿，她希望女儿此时真的能为武氏家族做一点好事，不希望武氏家族的子侄们都沦落无闻。
武后不但答应了母亲杨氏夫人的请求，还说要安排一次家宴，与大家见一见，共叙家庭友情。在她的安排下，武惟良和武怀运受宠若惊地带了礼物来见当朝皇后，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被封为周国公的武敏之（贺兰敏之）和魏国夫人贺兰敏蓉。就在一家人虚虚实实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坐在武后身边的魏国夫人忽然紧抱胸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倒在了地上，在场的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魏国夫人抽搐着、呻吟着，苍白的脸上全是汗水，绝世的美丽面孔变得扭曲了，嘴角缓缓地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转瞬之间便离开了人世。
杨氏夫人在念佛声中开始嚎啕大哭，她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她又无法说出来。这时的武惟良和武怀运被吓得不知所措，颤颤兢兢在立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武敏之紧抱着妹妹的尸体，已经昏蹶过去了。只有武后是清醒的，她似乎没有悲伤，似乎知道这个结果，把目光转向了武惟良和武怀运，大声喝斥道：“你们怎么敢下如此毒手？”“不！不是我们！我们是冤枉的！”但无论他们怎样争辩，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们背上了毒杀皇后的恶名。第二天，高宗皇帝命将武惟良和武怀运斩首示众，罪名是毒杀皇后。高宗皇帝在表面上是为武后消除罪魁祸首，实际上在内心里是为那个年轻美丽的魏国夫人申冤。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武后在了结一段因缘。因为史籍明载，这是武后的一箭双雕之计。
武后终于要放下手中的屠刀了。
自从她再度进宫以来，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武后觉得太累了，她要真的平静下来一段时间。在每日上朝垂帘处理完朝政之后，武后开始频繁来到母亲杨氏夫人的宫中，她只有在母亲的念佛声中，才觉得自己已真正放下了屠刀，才觉得自己真正得到了平静。同时，她的频繁到来，也在抚慰母亲那颗善良的心。因为母亲在行香念佛的日子，默默地看到了自己与姐姐韩国夫人和外甥女魏国夫人的纠葛，也了解身为皇后的自己是如何为此吃醋的，也清楚这两个女人是怎样消失和死去的。武后不能在母亲面前提起她们，杨氏夫人也无法在皇后女儿面前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有时，她们母女二人都在口念佛号，都在为这两个女人追福祈祷，共同为超度这两个女人的亡魂而拜佛焚香。
只有在母亲杨氏夫人的宫中，武后的忏悔和祝祷才是真心实意的。只有这种真心实意的忏悔和祝祷，才会使武后得到真正的平静。但是，这种平静也是短暂的，并没有维持多久。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八月，武后母亲荣国夫人因享年已高，一病而逝，终年九十二岁。皇后的母亲去世，在当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朝廷和高宗皇帝十分重视。高宗皇帝特诏命京师长安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命妇都往武府哭悼，还特准武后出宫到其家为母守灵。
这时的武后，悲痛欲绝，要求高宗皇帝为自己的母亲举行隆重的葬礼，并要破格在咸阳（今陕西咸阳）洪渎原上为自己的母亲堆土造陵，高宗皇帝恩准了武后的请求。为了给母亲追福，武后决定拿出宫内大瑞锦及铜钱数万，使武敏之监雕佛像，广树功德。武后知道，母亲的去世，使自己最终失去了一位最亲近的亲人。但是，她还不能过度悲伤，因为朝廷中有许多事还要自己协助高宗皇帝去应付，去处理，去决断，她只能把悲伤和痛苦埋藏在心底，不能因此而误了朝廷大事。可是这种失去亲娘的悲伤和痛苦又怎么能轻易地掩藏呢？她努力去掩藏，努力使这种悲伤和痛苦尽快成为过去。
刚刚处理完母亲的丧葬事宜，老天却来了脾气，一连几个月未下一滴雨，特别是京畿的关中地区，因久旱无雨，田地里的庄稼全部枯死，高宗皇帝十分忧愁。这时的武后，还想试一试高宗皇帝，想试一试自己在高宗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便向高宗皇帝提出了退位的请求。所谓退位，并不是说要让高宗皇帝再一次更换皇后，而是自己从皇后的位置上下来，将皇后之位空起来。这显然是一场带有游戏色彩的形式，武后要求退位的理由是自己退位后，或许能得到苍天的垂青，结束这久旱的现象。这种理由和预想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所以，高宗皇帝不准武后的请求，他认为久旱无雨与武后无关，更不是武后退位所能影响或决定的。高宗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反倒觉得自己的福祉浅薄，因此才招致老天久旱无雨。从另一角度来看，高宗皇帝现在倒真的是离不开武后了，特别是在处理朝政方面，如果没有武后的垂帘听政和其在背后的具体指点，他自己的确很难应付纷繁复杂的政事。
武后的基本目的达到了。她要举行一系列佛事活动，为已经逝去的母亲，为笃信佛教一生的荣国夫人，为自己最亲近的亲人，大张旗鼓地追福祈祷，来超度母亲的亡灵。
为了母亲杨氏夫人，武后在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皇后的地位后，马上要求高宗皇帝允许自己做两项佛教功德之事，以为杨氏夫人追福。一是将他们心爱的女儿太平公主剃度出家，二是将杨氏夫人居住的旧宅舍为佛寺。高宗皇帝允许了这两件事，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太平公主因年幼，只象征性的出家而不剃度。
武后心里非常明白高宗皇帝所提的条件。使幼女出家为外祖母祈福，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才能用实际行动感召天下崇佛之人，笼络佛教的僧俗信众，才能更进一步在信众中树立武后仁慈宽厚归心善乘的形象。但太平公主是高宗皇帝和武后的掌上明珠，尚在幼年，若真的让她剃度出家为尼，就像武后当年在感业寺那样身着缁衣尼帽，每日青灯黄卷古佛，高宗皇帝肯定于心不忍，武后更是不愿意如此。所以，在武后请求高宗皇帝使爱女太平公主剃度出家时，她心里就十分清楚，高宗皇帝肯定不允。明知有如此结果，但还要正式请求并使天下知晓，无非是在给天下之人作样子。在这件事上，高宗皇帝显得较为明智，他没有完全不同意女儿出家，因为他一旦以女儿年幼等为借口不允女儿出家，不但驳了武后的面子，更重要的是让天下人尤其是佛教的僧俗信众们感到失望，他采取了有条件的出家，即不行剃度的出家。这种出家方式在佛教仪轨中是允许的，被称为式叉摩那，亦称学戒女，即未成年女性在正式剃度受戒前可在寺院戴发修行，经一段时间或已成年后，再行正式剃度受戒出家仪式。这样，为了给外祖母杨氏夫人追福积功德，超度她的亡灵，幼小的太平公主成了佛门的式叉摩那，尽管这只是一种父皇和母后安排的一种形式。
舍宅为寺的工程也如期进行着，这项工程武后命武敏之即胞姐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亲自监建。武后不时地过问工程进展情况，武敏之亦能主动向武后汇报，表面上似乎很顺利，好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而且武后还延请佛门一些高僧大德为新寺取名为太原寺，只待新寺落成，即挂匾开光。
就在这被高宗皇帝和武后十分看重的事情上，武敏之却辜负了他们。对于武敏之被武后安排承袭外公武士彟爵位，在朝中任高官，并被确定为武姓子嗣以来，武后非常关心他，尽管其中有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不愉快的事件，武后总想在这个外甥身上给予补偿，可以说武后是把武敏之几乎作为自己的亲骨肉来对待的，时时事事呵护着他。在确定武敏之亲自出马监建太原寺这件事上，武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认为朝野内外，再没有比武敏之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既是朝廷命官，又是武姓子嗣，难道再去信任外人吗？武后在安排武敏之主理这件事之前，也听说过武敏之的表现情况。朝臣和后宫侍应们都说武敏之不知恩德，恃宠骄纵，屡犯国法等，武后对此总是不敢相信，总以为是针对自己的传闻，所以就没有深究。不过，此次要武敏之担如此大任，一是出于对武氏子嗣的信任，二是多少带有试探这位武氏后嗣的动机。
武敏之彻底辜负了武后的一番心机。改建太原寺的速度非常缓慢。武后不得不使朝臣去了解实际情况，奉命了解实情的朝臣带回的情报使武后非常吃惊。武敏之不但对改建太原寺的工程撒手不管，而且还在为外婆杨氏夫人服丧期间，脱掉丧服，身着华丽服饰，招引妓女一块奏乐玩乐，更为可憎的是他把武后为母亲追福用的宫内大瑞锦全部贪污，供自己吃喝玩乐之用。武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差一点气昏过去，她对武氏家族这个唯一的子嗣如此放肆感到羞耻，更感到这是对自己一番好心的亵渎。到这时，她才相信原来听到的那些传闻都是事实。她由爱产生了恨，她痛恨这个青年的不争气，痛恨胞姐韩国夫人为什么给自己留下这么个孽子，痛恨这个青年是有意和自己作对，她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个青年人。
武后下令将武敏之先押起来，另使人去监建太原寺。同时，她又命人去彻底调查这个武敏之究竟还干了哪些坏事，特别是那些有损自己家族形象的事。调查的结果又一次出乎武后的预料，除上述监建太原寺贪污和服丧期间****外，还犯了三项大罪，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据史载，其一是“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烝”原意为火气上升，古代一般引申为与母辈通奸，也就是说年轻的武敏之与外祖母荣国夫人通奸。这一条罪状，武后根本不会想到。武敏之出生时，武后母亲杨氏夫人已经64岁了；待到武敏之到18岁弱冠，杨氏夫人已82岁了；到杨氏夫人92岁去世，武敏之才28岁。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十七、八岁的世家子弟，和七、八十岁的外祖母通奸，这确实是使武后难以置信的。武后知道母亲杨氏夫人早年独居，年过40才嫁给了父亲，她一生笃信佛教，与人为善，当年还把“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作为自己的箴言，她绝不会干出这伤天害理的事来。但对武敏之，武后就不敢有如此十足的信心了，因为她觉得这个花花公子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经过反复思考，武后的结论是此事绝不存在，但不能否认武敏之在初蒙之时，杨氏夫人给他传授过有关男女床第之欢的知识。这大概是朝野捕风捉影认为武敏之与外祖母通奸的依据。
其二是“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引，又尝为敏之所通”。就是说这位浪荡公子竟利用太平公主探望外祖母荣国夫人之际，每每与侍奉照料小公主的那些侍女们偷情做爱。这也是武后未曾预料到的。为了使太平公主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武后非常关心她的起居生活，侍奉小公主的侍女们都是自己亲自挑选的，不但要求漂亮，而且还要求知书识礼，没有想到这些被自己委以重任的侍女们，竟成了武敏之泄欲的对象。武后对武敏之如此行径感到恶心，一个享有高官厚禄和爵位的翩翩君子，怎么会能和这些身份低贱的侍女们****，并毫无顾忌毫不节制，她真的不能理解这个青年竟用如此德行来报答她。
其三是“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高宗及则天自选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这件事听起来使人觉得十分离奇，但武后没有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对于太子李弘，武后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位诞生于感业寺、经武后艰难争取而立为太子的李弘，自小在深宫中长大，在那些腐儒顽愚的调教下，逐渐养成了怯懦无为的性格，他从不去争，默默地服从父皇和母后的一切安排，有几次让他监国行政，他都是在颤颤兢兢无奈中答应的。已经二十岁的人了，身边竟没有女人，并且从未听说过他对身边的侍女怎样，一副死如处子的样子。高宗皇帝和武后自然着急，他们要尽快为这位寡言不欲的太子选一位合适的太子妃。他们挑选的杨思俭的女儿，除了家庭出身好，还十分标致，其美貌是京城长安街巷闾里有口皆碑的。为了慎重起见，武后还亲自召见了这个美貌的少女，尽管她觉得这个少女妩媚中有些轻佻，但她认为也许这样的女人才能将自己那个木讷的儿子扭转和调教过来。武后还亲自为太子纳妃选定了黄道吉日。没有想到，这个禽兽不如的武敏之，竟敢如此嚣张，把自己亲选的太子妃也给****了，真是万恶不赦！
武后震怒了。
她本来不愿再举起屠刀，况且这又是为了母亲荣国夫人追福树功德引起的。难道度人就必然要杀人吗？武后在震怒中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打心眼里说，她倒并不在意这个武敏之贪污几个钱，她在意的是这个武敏之的行径好象是与自己对着干的。他不是没有头脑的年青人，而是有思想有控制行为能力的健全的人，难道他不怕身为皇后姨妈的威严吗？武后百思不得其解。当武后从震怒中平静下来时，她又觉得这就是报应，是无法回避和必然来临的报应。这位青年的周国公的母亲韩国夫人和妹妹魏国夫人，她们不考虑后果地取悦于高宗皇帝，她们的丧身都是罪有应得，她们也为这个还活在人间的青年人种下了祸根，她们作下的恶业能不在他身上报应吗？既然是报应，度人就必须杀人，杀人也就是度人，这便是武后体悟到的佛法大乘。不杀这个武敏之，不足以超度母亲杨氏夫人的亡灵，也不能按佛祖的旨意完成贺兰一家的报应。只有杀了这个武敏之，才能使母亲、胞姐和外甥女都能得到功德圆满的解脱，也才能使自己得到心灵的解脱。
但是，武后还是心软了。她先是通知杨思俭取消其女与皇室的这门婚事，并以身居高官、行为不检、贪污朝财的罪名，奏请高宗皇帝将贺兰敏之流放到天涯海角，并请求废敏之武姓，剥夺一切官爵。这个结果，是武后认为自己大发慈悲的结果，是她在拜佛诵经后萌发出的想法。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六月，高宗皇帝下令将贺兰敏之贬放雷州（今海南海康），敏之于是恢复了他堂堂正正的贺兰本姓，被囚车远载南下。他走的毫无牵挂，因为除武后外，他在这个世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押解贺兰敏之的囚车行到韶州（今广东韶关）时，贺兰敏之被人用马缰勒死，并弃尸荒野。
人们都说这是武后密令指使。
这种猜测是否属实，史无明载，难下结论。但新近发现的贺兰敏之的墓志《大唐故贺兰都督墓志并序》中，有一点可作贺兰敏之被远贬的直接原因。墓志说他与高宗皇帝“坐为师友，入作腹心。金典异其恩荣，玉掌殊其礼物”。已经大权在握的武后，根本不能容忍贺兰敏之这样的人长期陪伴在高宗皇帝身边。另外，《资治通鉴》记载：“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向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仓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如果这一记载是事实的话，武后无疑会对他采取行动的。
无论如何，贺兰敏之之死，是他在与一位将要君临天下的女性对着干的悲惨结果。他的死，又成全了武氏家族的另一位子侄，这便是武后同父异母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他在三年后被征召入京，承袭祖父武士彟周国公的爵位。此乃后话。
武后终于在朝臣百官中，树立了一个新的形象。随着外戚一个一个或被流放，或被处死，人们觉得武后参与朝政，是为了大唐的江山，而不是为了武氏一族之私利。朝臣百官都认可了武后垂帘临朝的事实，不少朝臣也从内心打消了抵触情绪。
但是，在武后看来，这只是实现自己梦想关键的一步，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她还要继续努力，还要孜孜不倦地协助高宗皇帝，还要采取一切手段为自己铺就道路，还要寻找一切机会。
她又一次寻找并把握了机会。
寻找的这个机会的地方距东都洛阳不远，它就是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也称伊阙石窟，位于东都洛阳南伊水入口处两岸，这里香山（东山）和龙门山（西山）两山对峙，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故称伊阙。这里山水相趣，风景壮丽，被佛教徒选作雕凿石窟的圣境。大约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政权迁都洛阳时起，这里便开始了石窟雕凿，其内容大多与北朝各朝帝王祈求冥福有关。到唐高宗皇帝与武后时，这里还遗留有北朝雕造的古阳洞、宾阳洞和莲花洞等洞窟，造像以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为多。古阳洞是一批支持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开龛凿像的集中地，开凿也是最早的，内容比较丰富。洞内造像、题记都质朴古拙，书法更是叹为一绝，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皇帝和文昭皇后追福祈祷而雕凿的，洞口内壁是大型浮雕，按内容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和“十王神像”四层，十分精美。
高宗皇帝册封武则天为皇后之后，他们二人多年来往返于长安和洛阳之间，都曾到龙门石窟观瞻过前朝遗留下来的佛教艺术珍品，他们在赞叹之余，也都暗暗发愿，要在这龙门山崖下留下重重的一笔。但是，纷繁的政事一直使他们无暇顾及。在封禅大典成功举行之后，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他们开始物色人选，准备实现多年的夙愿。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高宗皇帝和武后命朝廷将作监丞牛懿德奉诏去龙门雕凿石窟。这牛懿德在北魏宾阳洞北选准了位置，开始组织僧俗及工匠设计雕凿方案，奏报高宗皇帝和武后。这个方案是在北魏宾阳洞北雕造阿弥陀佛一龛，大势至和观音菩萨各一龛，合称一佛二菩萨。牛懿德选择雕造阿弥陀佛和大势至及观音菩萨是有原因的。在这一佛二菩萨的造像中，主尊是阿弥陀佛，是当时刚刚形成的净土宗的信仰崇拜对象，佛教称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阿弥陀佛”号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故又称其为接引佛。除此之外，阿弥陀佛还有十三个明亮无比的名号，分别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和超日月光佛。大势至是梵文的意译，音译为摩诃那钵，为菩萨名，佛教称他以智慧光普照一切，能令众生脱离地狱、恶鬼和畜牲三恶趋，得无上法力，因此称大势至菩萨。这观音菩萨，原称观世音，佛教称其大慈大悲，众生遇难只要诵其名号，观世音菩萨即可及时观其声音，前去拯救众生，使得解脱。因要避太宗皇帝名讳，故简称观音。按佛教造像的格式规范，阿弥陀佛居中，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左胁侍观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
牛懿德设计雕造西方三圣，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高宗皇帝和武后歌功颂德，用西方三圣的接引和无上法力、大慈大悲来隐喻当今高宗皇帝和武后的圆满功德。使武后特别满意的还有阿弥陀佛的那些名号，都体现了她协助高宗皇帝处理政事的政绩，体现了大唐王朝当时取得的一切成就，体现了她本人的抱负和心愿。高宗皇帝和武后完全同意了牛懿德的设计方案，使其尽快动工，争取早日雕成。不久，这组造像便雕造成功了，牛懿德也能充分理解高宗皇帝和武后对雕造此像的寓意，专门为这组西方三圣作了题记：“大唐咸亨四年四月八日，将作监丞牛懿德奉为皇帝、皇后、皇太子并诸王、国戚敬造阿弥陀佛一龛，势至、观音菩萨二龛。”该题记尽管文字简略，但却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武后专宠后宫和垂帘听政的事实，已在唐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里只是用造像题记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
武后积极参与龙门造像的目的非常清楚，这一点她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早在牛懿德造像之前，当她听说高宗皇帝下敕请高僧善道和惠简负责监造一尊大卢舍那佛时，就主动捐出脂粉钱二万贯，以资其用。在她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资助，而是要参与，要使大卢舍那佛的雕造名义上属于高宗皇帝敕建，实际上由自己来主持；她要通过这尊大卢舍那佛来表现自我，要使天下之人清楚地看到自己与这项皇家佛教事业的不同寻常的联系。
大卢舍那佛的凿造始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完工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整整用了三年时间。该大佛在龙门石窟中段偏南，像龛中刻有造像题记和造像碑文。造像碑文写道：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颖昌舞水沈隐道镌政和六年四月一日到此上石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简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成。调露元年乙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奉先寺，简名高僧行解兼备者二七人，阙即续填。创基住持，范法英律，而为上首。至二年正月十五日，大帝书额。前后别度僧一十六人，并戒行精勤，住持为务。恐年代绵邈，芳纪莫传，勒之颂铭，庶贻永劫云尔。
由此造像碑可知，大卢舍那佛龛是由高宗皇帝敕命所建，但却以武后捐脂粉钱二万贯为资，且开工日期与武后捐钱同时。由于这是一项功德深远蕴意非同一般的工程，高宗皇帝和武后对凿造的组织人员都作了周密安排，施工大使由韦机担任，负责检校和设计佛像规式的则是来自长安的两位高僧。大佛初成之后，他们又命在南侧修建了奉先寺，拟定了住寺僧人人数，并度僧充之。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高宗皇帝和武后对这项宏大的佛教艺术工程的高度重视。
高宗皇帝和武后重视这项工程是有缘由的。特别是武后，她看重了大卢舍那佛的含义。卢舍那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光明普照。卢舍那佛即报身佛。按佛教的说法，佛有无数，由觉悟和聚集功德而成就的佛体也有多身。一般来看，通常三身佛的说法比较流行。三身佛即指法身佛、报身佛和应身佛。法身佛称毗卢遮那佛，意为遍一切处，表示佛先天具有并能体现佛法，即以法身成佛，体现了佛法的本身，也就是将佛法人格化，用毗卢遮那佛的形象表现出来。报身佛称卢舍那佛，报身是以法身为因，经过修持而获佛果所成之身，是行为功德圆满能显现出佛法智慧的佛身。应身佛称释迦牟尼佛或释迦文佛，是佛的法身为随缘教化和超度众生的需要而应化显现的佛身，释迦牟尼的出生就是应身。在佛教典籍中，对卢舍那佛的赞誉之辞很多，诸如佛光净满、光明遍照、大慈大悲、如月如日、图兹丽质、鸿颜无匹等。武后在欣赏这些美好的赞誉之辞的同时，觉得卢舍那佛作为报身佛，是行为功德圆满并能显现出佛法智慧的佛身，最能和自己崇佛的内心相比附。她觉得自己就是卢舍那佛，自己就能够做到光明遍照、图兹丽质、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和如月如日。因为她已经是重权在握，功德已经圆满，有能力并有智慧做到普照天下。
不仅如此，武后还要通过卢舍那佛的造像来昭示天下，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影响和决定造像的艺术表现，要在造像的艺术表现中充分体现女性的神圣性。佛教传入中国后，造像艺术经过了由粗到细、由拙到雅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特别是卢舍那佛的造像，艺术表现多以凝重为特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在武后的影响下，龙门奉先寺的这尊卢舍那佛的形象突破了前朝造像的旧范，特别注意使其更加富于女性的特征及魅力。这种变化虽受造像艺术自身发展的趋势所影响，但不可否认该变化发生于武后生活的时代，与武后重权在握，提倡男女平等，以及喜欢张扬个性不无关系。这尊卢舍那大佛，面部造型凝聚了中国女性典型的容貌气质，丰满圆润的面庞，舒展秀丽的眉宇，温文沉静的目光以及无法掩饰的慈祥和蔼，无一不体现了楚楚感人的女性仪态。
诸史多以为龙门奉先寺这尊卢舍那大佛，就是按武后的模样雕造的。这一认识并非没有根据。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自魏晋南北朝日渐隆盛以来，有些帝王就曾以自己为模特雕造佛像，如北魏文成帝就曾“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既然古有先例，那么，以佛的化身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武则天皇后，为什么不能在不惜代价弘扬佛法的前提下，通过佛教艺术来表现自我和张扬自我呢？况且这种表现自我和张扬自我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继大卢舍那佛龛之后，由于高宗皇帝和武后的重视，朝野僧俗为高宗皇帝和武后发愿造像者摩肩接踵，一时间伊水两岸伊阙之间，开窟造像蔚然成风。武后对此感到异常兴奋，因为这场轰轰烈烈地造像运动是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向前发展着。她比较关注僧俗信众为自己雕造了多少尊弥勒佛。
早在第一次入宫为才人时，武后便与弥勒佛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她为了消除寂寞的痛苦，寻求内心精神上的慰藉，曾在自己的寝室设龛供奉过弥勒佛。她欣赏原为菩萨的弥勒，先佛入灭后，上生兜率天内院，经数千岁后降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她特别向往弥勒佛的身份，因为该佛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武后的这一心思，自然有人能捉摸得到。那个长安法海寺的惠简和尚，在监造大卢舍那佛的同时，在龙门西山中段偏北，先行雕造了一龛弥勒佛像，其题记为：“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诸王敬造弥勒佛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华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
面对一龛龛弥勒佛造像在龙门石窟的不断竣工，武后的心里反倒产生了矛盾。这倒并不是她不愿意接受弥勒佛造像的蕴义，而是她觉得弥勒佛造像的艺术表现没有像卢舍那佛那样突出表现女性的特征。唐代的弥勒佛造像，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和尚，胖和尚作为弥勒佛造像，大约从五代宋朝开始，在这之前，弥勒佛造像作菩萨样，没有特色，没有个性，虽说是未来佛，但不能给人直接明了将要降临人世间的映象。武后想改变这一男性化十足的造像风格，但她又觉得大有难处。后来，她终于体悟到了，重要的是要掀起一股弥勒信仰崇拜的旋风，特别是在高宗皇帝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一旦形成浓厚的弥勒信仰的社会风气，稍有头脑的人就会从其中体悟到武后的真正用心，这便是十分明显的弥勒将继释迦牟尼而为未来教主的主题意识。
从此开始，一直到高宗皇帝去世之时，龙门石窟弥勒造像相续不断，这些造像多与武后相联系，如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一龛弥勒佛造像题记称：“……敬造弥勒尊像一铺，载雕因石，爰敞花龛。妙迹冠于刻坛，奇工逾于画叠。因心上愿，希升兜率之天；随佛下生，思近龙华之树。长离苦海，永固慈山。天衣拂而恒存，劫火燃而不灭。伏愿天皇、天后惟睿惟神，与慧日而恒明，将法云而并荫。十方国土，一切众生，俱值善缘，咸臻景福。”题记中“因心上愿，希升兜率之天；随佛下生，思近龙华之树”的铺白，表明了弥勒信仰的中心就是企望新的佛祖降临；而“伏愿天皇、天后惟睿惟神，与慧日而恒明，将法云而并荫”之辞，则是直接了当地把当朝皇帝和皇后相提并论，隐喻着他们二人就是当世的神明，就是已经降临的弥勒佛。
奉先寺大卢舍那佛的雕造，与弥勒造像相伴的弥勒信仰的不断兴起，都好象是在为武后的最后成功铺就道路。武后决心要以弥勒佛的身份降临人间。
历史也掀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