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非非的武周造字，佛门首功受荣宠，不得南禅尽显北宗，功德致应《宝雨经》，金狮子说法的机缘，登基并不是终点。
功德还未得圆满。
这个终于称帝并有着山河气派的老女人，内心还在筹划着她那更加辉煌的伟业，还要怀抱她的大周王朝，继续着时空的轮转，继续着生命的历程，继续着机缘的张扬。
对此，这个新登基的大周女皇是早就有所准备的。大约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承嗣等人伪造瑞石宝图开始，当时的圣母神皇武则天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可以一步登天了。因此，她的言行举动都是围绕着实现目标进行的。次年，她大享明堂后，即改元永昌，其蕴义不言而喻，是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谶语设计的。当年十一月，她又开始了更大的举动，亲自撰写了《改元载初文》，改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按照古代周朝的历法改朔，其中的蕴义亦十分明显，暗示着自己将要君临天下的创新与渊源。在这篇《改元载初文》中，她还为自己起了个光辉耀眼的名字，即史书所载的武曌。这个曌字，是日月当空的组合，明显地暗示着自己的目的，使人联想到光芒万丈的磅礴景象，象征着至高无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有谁能说这个字与佛教没有关系呢？可以说，这是从卢舍那佛所蕴“佛光净满”、“光明遍照”之义中汲取的灵感，卢舍那佛图兹丽质，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恰恰就是当时圣母神皇武则天内心中的自己。可见，这个曌字绝非空穴来风，既是一种形制上的创意，也蕴含着这位圣母神皇的目的、希冀和将来的一切作为。
由于这个曌字的出现，引起了诸多不便，起码老百姓和朝臣百官不能随便用这个字了，因为这是圣母神皇的专用字，任何人都得进行所谓的避讳；还由于这个曌字的读音与“诏书”的诏相同，故《改元载初文》中，圣母神皇明确要求改诏书为制书，再不能称诏书了。和曌字一起颁行的还有另外12个字。这些独出心裁颇具创意的字的颁行，体现了将要当女皇的圣母神皇武则天对它们的理解，也体现了她敢为天下先的越制意识。
诸史对武周造字的总体评价是想入非非，但细究起来，却不无道理。如地字，所造之字为山水土的结合，写作埊；另外，一生为人，即；一忠为臣，即；千千万万为年，即；原打算将武字放入囗中，代表国字，后朝臣奏称武字退在囗中，与囚字无异，故改为囗中安八方为国字，即圀；此外，武周造字中，以为日，〇为星，为月，为正，为天等。这些造字，大抵按两种方式构想设计，一是采取汉字的会意方式，由几个独立的汉字组合而成，如、、等，还有永主人王四字组合的证字，写作；天明人士组合的初字，写作。另一是按照谶符的需要而构思，如曌字，还有圣字，写作，其含义暗示着长发女人为正为王。
武周造字本身的意义大概是非常清楚的，无非是为自己登极称帝制造舆论或建立基础，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圣母神皇的用心所在。问题在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改元载初）十一月颁行的新字，能够非常迅速、广泛、深入地为全国各地所使用，用时大约不到一年，这倒可以称为中国古代推行文字改革方案的奇迹。而在其中发挥十分重要的推广作用的主角和载体，即是当时的佛教和佛经。从天后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真正临朝称制，到她代唐立周的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由天后或圣母神皇武则天亲自组织和建立的佛经译场在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都兴盛非凡，胡僧地婆诃罗（日照）、佛陀波利、菩提流支、提云般若（天智）等，都曾受命组织译场翻译佛经。这些译场和译经者，很快就将圣母神皇武则天所造新字用于汉译佛经的书写中，通过佛经的流传，这些新造字在圣神皇帝武则天正式登基时，已传遍大江南北，被全国民众所熟知。现存敦煌经卷当时译出传抄的佛教经卷中，以及后世出土的武则天时期的碑石墓志中，均以新字代替旧字。
大约与此同时，奉圣母神皇之命，胡僧实叉难陀（学喜）在神都洛阳的内道场大遍空寺，率领高僧圆测、弘景、神英、法宝和法藏等，重译《华严经》，他们在译经过程中，多了一个心眼，奏请圣母神皇武则天允许译完一部分即抄写一部分，并于石头上刻制一部分，理由是怕丢失或损坏，圣母神皇武则天准许了这一请求。所以，这个译场新译《华严经》，每完成一部分，即派人送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晋祠的藏风峪刻于石上，这便是现在所谓的晋祠藏风峪石经。石经的镂刻，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教害怕碰到所谓的劫世或末法，把佛教的经籍文书全部销毁，使佛教无法承传。这种劫世或末法在当时之前已经出现过两次，一是北魏太武帝时，一是北周武帝时，都使佛教遭受到了沉重地打击。鉴于如此，所以实叉难陀等人才多了个心眼，提出及时刻石的请求。
按史书记载，当时神都洛阳大遍空寺的《华严经》翻译工作，几乎与晋祠藏风峪石经的刻制时间同时，所以，洛阳译出经文写什么字，晋祠藏风峪刻制石经也写什么字。据统计，藏风峪石经中，武周时所造之新字都有遗迹，并且全都保存了下来。
上述情况表明，佛教及佛经翻译者对武周造字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佛教积极追随圣母神皇武则天的一个侧面。其实，在武周革命的过程中，佛教及其僧侣不仅仅是追随，而是非常卖力地追随与鼓吹，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过程和结果，使大周王朝的女皇武则天十分满意，打内心里对佛教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满意和感激之情，对新登基的大周女皇来说，是真切的，而不是伪装的，因为她一生与佛教的因缘，她在处境不佳的情况下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她利用佛教所得到的心理与生理上的愉悦，都会使她真切地感谢佛教。
所以，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登基之后，圣神皇帝武则天就一直思考着如何感谢佛教的问题，也曾经在脑际中涌现出了“武周革命，释子功高”这八个字，但她又觉得仅仅这八个字是远远不能表达自己对佛教的深切的感激之情的，为此，她几乎是绞尽了脑汁，终于找到了感激佛教的切实可行的理想办法。
这位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毕竟是位政治家，她先从现象入手。大约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年底，也就是她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针对李唐王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释道争宠，和尚与道士经常在朝廷上当着皇帝的面相争相斗的情况，颁布了《禁僧道毁谤》制文。这道制文从表面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在实际上，却是暗中扶植佛教。制文的大意称：佛教和道教，都归于善，没有什么究竟高下之分，都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浅识之徒，竟然提出什么高下你我的问题，经常为此毁谤对方，甚至于口出丑言恶意攻击。佛教的沙门和尚们极力排斥老君，而道士女冠极力诽谤佛法，这成何体统！更甚者不惜一切相互诋毁，日趋严重，信男善女丢弃了良知，也不过到这个程度。况且你们佛道中人，都是出家人，应该崇行素业，不应该诽谤佛祖圣人，不应该违犯教义门规，这样才是真正的法。从今之后，佛门僧人及道士，若有再敢诽谤佛道或相互诋毁者，必先受杖责，再令还俗！
仅仅从这道制文的文字中，很难看出这位新登皇帝宝座的女皇是在扶持佛教，要明白其中奥秘，必须联系释道相争的现实来分析。如前所述，李唐王朝立国之初，释道竞相争宠就十分激烈，经唐高祖、唐太宗的干涉和调和，确定了道先释后的国策，理由是李姓当国做皇帝，当然要尊崇李姓为教主的道教。这一国策的确定，曾经引起过更为激烈的争斗，但不久便被雄才大略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所平息调和，一直延续到武周革命之时。当然，释道相争在这期间一直没有停止，随着武姓女人地位的显赫，以及她与佛门的种种机缘，佛门释子自然要把原来确定的道先释后的国策改变过来，这就引起了更为激烈的释道相争。到了这时，大周王朝的女皇帝已经正式登基了，已经改唐为周了，应该给释道相争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了。但是，这位聪明的女皇，没有说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用制文的形式，又将释道二教放在了相同的地位。这道制文回避了谁先谁后的问题，给人们的映象是不存在谁先谁后这个前提，释道二教是平等的，是同为善的，是一致的。这种新的提法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能不是在暗中扶持佛教吗？
可悲的是，当时道教门中的教徒们并未看出个中奥秘，他们默认了这道制文的谆谆教诲，诽谤佛教的行动和言语有了收敛。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在武周革命过程中，佛教占了上风，道教有些落伍，这道制文颁行时，道教的教徒们正在极力弥补教门对新女皇的差池，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位大周王朝的女皇通过这道制文，已在事实上取消了李唐王朝道先释后的国策。
与此相反，佛门的高僧大德们却完全领会了大周王朝圣神皇帝这道《禁僧道毁谤》制文的真正含义。他们打心眼里感觉到这是新登基的大周女皇对佛门的极大支持，更为自觉和积极的与这位新女皇频繁接触。凡译出的佛经，必先表奏女皇；凡来华胡僧，必上表请求接见；凡有诋毁佛者，必群起而攻之。使佛门气势一下子张扬了起来。在武周革命前后的一年时间内，佛教先后表上《大云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吐火罗沙门弥陀山译）、《造像功德经》（天智译）等数部经典，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圣母神皇颁行《大云经》和敕建大云寺时，当时的右相岑长倩上表谏阻修建大云寺，未等当时的圣母神皇开口，便遭到了佛教沙门及武氏子侄们的猛烈反击。这些都表明了佛教沙门对武周革命的自觉支持，当然会得到应有的报答。
佛门中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特别是现在仍然与大周女皇武则天频繁接触的高僧大德们，不但从这道《禁僧道毁谤》制文中看出了大周女皇扶持佛教的立场，而且也预测到这位新登皇帝宝座的大周女皇进一步表彰佛教的举动。事情果然如此。在《禁僧道毁谤》制文颁发不久，大周女皇武则天发现道教门中并未有多大反响，便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年初，颁布了另一道制文，此即《释教在道法上》制文，将李唐王朝道先佛后的国策扭转了过来。
这道《释教在道法上》制文的大意讲道：我在登基称帝之前和称帝的过程中，蒙受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金口预言，还受到上天降下宝图的指点，这是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多次给当今世人指点启示的结果，也是我本人秉承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旨意以及本人往世修持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大云经》阐述的那种深奥的预言，它指明了我当王国土的祯符，显示出了使我如何自在的去完成佛祖旨意的途径。我按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的旨意登基称帝，目的是将这个国土驾驭起来进行敦化，在这片国土中弘扬佛法五戒以普渡众生。佛教首先开启了武周革命的先河，启动了维新创制的伟大事业，这都是佛教适时宜地按照佛祖释迦牟尼的旨意，去申张佛教本来具有的奥义。现在虽然佛教按照佛祖释迦牟尼的旨意和教法完成了宏伟大业，但他们不理会所谓先后问题，而且还能更为诚恳的弘法和普渡众生，也根本不妄自展现自我。这就使我不得不主动来安慰和张扬它。所以，我决定从今之后，佛教应在道教之上，凡朝贺或殿会，和尚站在道士之前。希望天下之人能体察我的用心，凡有根机的人都要积极皈依佛门，在法力无比的佛门中领悟生命的真谛。
大周王朝圣神皇帝的这道制文，直接了当地褒扬佛教，其理由是那么的充足，道理是那么的明白，在当时是没有人能提出任何异议的。这道制文的颁布，倒是应了当年太宗皇帝的那句话：现在是李姓当国，所以以李姓为教祖的道教排在前面；若佛教的教主或菩萨什么人当国，我就会使佛教排在道教的前面。这句话说了还没有多少年，大约只过了50几年，就被大周皇帝武则天实现了。原因很简单，这便是现在是大周王朝了，是净光天女轮转为女身菩萨在治天下，自然是佛门当国了，所以要把佛教放在道教之前。
武周革命，佛教及其沙门立了首功，这是天下人都能感觉到的。而大周皇帝武则天到此为止对佛教的一系列褒奖，完全实现了自己已经形成的“武周革命，释子功高”的认识。这既是佛门的幸事，也启动了大周女皇进一步扶持佛教和尊崇佛教的思想和行为。登基之后的大周王朝圣神皇帝武则天，对佛教的扶持和尊崇变得越来越细腻了。她对佛教的认识更具现实，对佛教采取的行动亦更为直接，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和证明她本人与佛有缘。这不仅仅只是为了给佛门信众们看，更重要的是为了给天下所有的人看的。这样一来，新建立的大周王朝释风更浓，人们紧随女皇的后尘，尊佛礼佛蔚然成风。
除其他原因之外，这种社会风气又促使了当时佛教各个宗派的形成与完善。到当时为止，佛教的天台宗和慈恩宗（亦称法相宗）已初步形成，而其他宗派正在创建之中，比如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律宗和密宗等。在这些宗派的创建过程中，其宗门首领即正在创建和完善该宗的高僧大德们，十分清楚最高统治者支持与否和宗派兴盛的关系，故不惜一切与最高统治者接触，以求得到肯定和支持。中国佛教发展的这种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最高统治者，在当时即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对佛教认识和行为的深化，影响了这位与佛有缘的女皇对佛门知名高僧大德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大周女皇要充分表现自己不但与佛有缘，还要显示自己与僧有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与禅僧有缘。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在完成登基后的一些重大政事之后，便开始留心并寻找知名禅僧。当她听说湖北当阳有一位名叫神秀的老禅僧后，便不顾神秀已95岁的高龄，使人延请至神都洛阳。由于年龄较大，神秀行走已极不方便，但大周女皇想的也颇为周到，使人用肩舆将神秀老和尚抬到神都洛阳与己相见。神秀老和尚到了神都洛阳后，大周女皇“亲加跪礼，时时问道”。这种崇敬之礼，出乎朝臣百官和僧俗信众的意料。试想，一个头戴皇冠，年近70的女皇，向一个95岁的老和尚行跪拜之礼，帝王的尊严何在？在这种高贵礼节的带动下，一时间神都洛阳的佛门信众，都把这个神秀老和尚当作佛、菩萨，王公贵族和士庶信众都争相前来礼谒神秀老和尚，人们望尘伏拜，日有万计。为了表示对神秀老和尚的深刻敬意，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还敕命在神秀以前曾经住过的当阳山，修建了一所度门寺，以表彰神秀老和尚的道行。
如此隆重地礼敬神秀这个禅僧，与大周女皇开始垂青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禅宗有关。
禅，全称禅那，是梵文的音译，意为“静虑”或“思维修”，有两层含义，一是“静其思虑”，二是“静中思虑”。前者侧重于佛教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后者侧重于三学中的慧学。故佛教一般将禅或禅那称为禅定或禅观，为佛教僧侣必修的基本功，这种基本功被称为坐禅或打坐。作用一种修持的基本功，禅定在大乘佛教所谓六度即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和智慧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认为它是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方法或途径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佛教之所以重视禅那，是因为佛教认为它不仅能够制伏所谓烦恼，而且能够引发智慧，也就是说，它是佛教信众求得解脱，由此岸到彼岸的一个重要桥梁，一个必备条件，所以，无论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十分强调和重视禅定修练。
在武周革命前后初步形成的禅宗，是佛教进一步由域外宗教转变为中国宗教的产物，它的主要特点是既不需要卷帙浩繁的经典，更不需要旷劫不息的苦修，而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当时被推崇为佛教持修最为捷径方便法门，深受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的欢迎，由此引发了当时社会上习禅之风浓盛，禅宗信众遍天下，禅僧被普遍器重的宗教信仰浪潮。这种宗教信仰的现实，对于一生与佛教有机缘的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来说，当然是要有所举动了。
倚重禅宗所提倡的捷便的方便法门，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垂青禅宗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她垂青禅宗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她认同了禅宗在佛教界掀起的革命。由于她早年受佛教的熏染，后又在宫中无奈地诵经拜佛，然后是出家为尼，以及一生与佛教高僧大德的交往，形成了对佛教完整的认识和崇敬或者皈依，作为曾经是佛门中人，她深感佛教的深奥，佛法的广大，这是她实现人生目标所需要的，而且确实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与佛教接触，她也深深感到了佛教的繁琐，这种繁琐在她看来是一般信众或士大夫们无法接受的。因此，很有必要出现一种既体现佛教的整体精神，又非常捷便的方便之门。她内心中形成的认识是，既要有繁琐的佛教，又要有捷便的佛教，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佛教。
禅宗的出现，在大周女皇看来，无疑是佛教内部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所产生的效果，恰恰能与自己的认识相吻合；而且这场宗教革命又与自己的武周革命相伴随，使其更具现实，意义更为重大。这便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垂青禅宗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至于这位大周女皇如此尊崇和礼敬那个神秀老和尚，还得从禅宗的形成及其法系承传说起。
按照佛教史的一般说法，禅宗的承传法系渊源流长，源头可追溯到佛祖释迦牟尼时代。在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在古印度传了二十八代，此即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但实际上，中国禅宗的所谓初祖，是南北朝时由海路来中国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传说这菩提达摩来华后，先去拜见南朝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只注重造像度僧，不能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于是，菩提达摩一苇渡江，来到了嵩山少林寺。菩提达摩在少林寺后面的石壁前，观壁静坐，默然修习。他以佛典《楞伽经》为依据，倡导大乘禅法，提出“理入”“行入”两种修持方法。所谓理入，就是相信一切众生具有同一佛性。所谓行入，就是在理入的基础之上，舍弃生活中的一切爱憎欲念，躬行佛教实践。传说菩提达摩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终得大道。当时有僧人名叫慧可，听说菩提达摩修成大道后，便前来拜谒，菩提达摩为试探他的根机，拒绝接见。这慧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曾夜立没膝的雪地里，并“自断左臂”，呈献达摩，此即所谓的“立雪断臂”，使菩提达摩终于答应相见。相见之后，慧可即拜菩提达摩为师，问答之中，当下顿悟，得师心印。
传说慧可从菩提达摩学道六年之后，即离开少林，前往北方传道。三、四年后，慧可即提出了即心是佛、佛与众生无别的思想。以后经弟子僧璨、僧璨弟子道信等人的弘扬，至道信的弟子弘忍时，禅宗已初具规模。此时正是唐高宗皇帝与天后武则天并称二圣之时。后来，禅宗的宗史把菩提达摩称为初祖，慧可称为二祖，僧璨称为三祖，道信称为四祖，弘忍称为五祖。
史载，禅宗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的双峰山东山寺聚徒讲习，开东山法门，一时学人云集，热闹非凡。他以《金刚经》取代《楞伽经》而传教，主张守心、观心的修行方法。据传，弘忍在去世前，想指定衣钵的继承人，于是要求弟子们每人写一首能证明自己证悟境界的偈语，结果，东山寺的墙成了其上首弟子神秀与役僧慧能一比高下、争夺衣钵的战场。
这个神秀，就是这时大周女皇武则天礼敬的九十五岁的老和尚。史载他俗姓李，汴州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少览经史，博学多闻。曾想投身仕途，无奈终不得志，于四十六岁出家为僧，五十岁时来东山寺投奔弘忍门下。弘忍经过接触，觉得神秀根机很好，因此很器重他，使他在众弟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久，弘忍便使神秀任东山寺的上座，还让他代替自己教授禅法。弘忍曾赞叹说道：“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在这种情况下，众弟子一致认为，弘忍的衣钵肯定非神秀莫属，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不参与衣钵的竞争。此时，神秀也非常得意，自认为无人敢来竞争，踌躇满志地在寺壁上写下了如下偈语：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在众人的一片称赞声中，神秀准备接受师父弘忍的衣钵，成为禅宗的六祖。
就在这时，还没有正式登堂入室的役僧慧能，觉得神秀的这个偈语没有见性，也就是说证悟的境界不高，没有充分体现禅宗的基本精神和五祖弘忍的思想。于是，这个没有文化的役僧便在晚上请人代笔为自己在寺壁上写下了另一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首偈语所表现的证悟境界高于神秀所作的偈语，东山寺的众弟子们交口称赞，他们只能听师父弘忍的决断。
且说这慧能和尚，俗姓卢，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生于南海新会（今广东新兴），幼年丧父，家境贫苦，靠砍柴养母度日。一天，他在街上卖柴时，听到有人诵《金刚经》，即有所悟，便前来黄梅东山寺参见弘忍，被弘忍派作役僧，在寺内磨房舂米。
弘忍看过神秀和慧能的偈语后，认为后者虽大字不识，但证悟的境界要高于神秀，于是决定将传法衣钵传给慧能。神秀得知此消息后，甚为生气，就在弘忍圆寂那天晚上，想从慧能手中将传法衣钵夺回。但慧能按照师父弘忍圆寂前的吩咐，连夜带着传法衣钵只身逃往岭南，神秀追夺不及，只好作罢。
神秀在弘忍入灭后，离开东山寺，来到了当阳山玉泉寺弘传禅法，以心为宗，宣讲宗意，主张打坐息想，拂尘看净，一时间名声大振，四海僧俗闻风而至，声誉日隆。不久便被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接到了神都洛阳，在禅宗史上，一般把神秀所传禅法称为北派，而把慧能所传禅法称为南宗。禅宗后来所有有影响的派别，都自认为是从南宗传下来的，所以慧能被推为禅宗的正统，成为禅宗六祖。
这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接到神都洛阳后，因为他对慧能的禅境也颇为推重，所以曾几次向女皇推举慧能。关于慧能的情况，刚刚继位的大周女皇武则天也听说过一、二，也想把慧能召来神都洛阳，使其为自己服务。这里面大周女皇武则天的目的非常明显，包括礼待神秀老和尚的某种目的也在于此，即慧能领受了禅宗五祖弘忍的传法衣钵，应该是禅宗的正宗传人，其影响和号召力，特别是在士大夫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应该是大于神秀的。所以，大周女皇武则天非常迫切地想请慧能来到自己身边，不断派人去岭南延请慧能。
且说慧能当年按照五祖弘忍的嘱咐，受领传法衣钵后，星夜逃离东山寺，曾受到神秀派人的追杀。躲过此劫后，他收起传法衣钵，隐姓埋名，隐身于岭南的樵夫中间，约有十余年。后来，他到广州法性寺去听法，走到寺前见两僧为寺前幡杆上的幡晃动争论，一个说是风吹幡动，另一个说是幡自己在动，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不分上下。慧能见状，不禁脱口点拨说：“仁者心动。”信众一听，豁然开朗。在信众的追问下，慧能不得已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时信众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执禅宗法衣的六祖。于是，慧能显示衣钵，正式于该寺落发受戒。次年，慧能离开广州法性寺，来到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法。
慧能所传禅宗南宗的突出特点是提倡“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认为，人人本来都有佛性，凡夫即是佛，彻见自心即能成佛。所谓教外别传，是说本宗不像别的佛教教派那样，以经典教材作为传授手段，而是摆脱这种方式，另辟溪径，开辟一种新的传法弘教方式。所谓不立文字，是指在修习活动中，不要执着于经典文字等书面的东西，而是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特点和心态来把握修行活动。所谓直指人心，是说在修习活动时，以开启自心为主，即以调动修行者主体自觉性为主，不要执囿于一定的坐禅模式和固定的修行程序，修行者生活中的行、住、坐、卧都可以入禅。所谓见性成佛，是指修行活动只要开发了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达到了开悟的境界，也就修行成佛了。可见，慧能的南宗强调的修行方法是一种更为不拘形式灵活多样的方便法门。
这种方便法门具体操作起来，一般是禅师引导修行者时，并不是以身作则来讲解坐禅，而是根据修行者的不同根机，使用有针对性的语言、手势乃至动作等方法，来诱导启悟修行者，使修行者自己悟道。
佛教史和禅宗的宗史，都把慧能开创的禅法，称为六祖革命。既然是革命，而且与武周革命相伴随，闇熟佛教的大周女皇武则天肯定要把这位开创佛教革命的高僧延请到自己身边来。
面对刚刚即位的大周女皇武则天的热情邀请，韶关曹溪宝林寺的慧能和尚，反倒并不领情，一开始就婉言谢绝了。这大周女皇武则天根本不死心，不时派人延请，并自撰书札，言语恭敬，几近低三下四。慧能和尚深知大周女皇不断邀请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仍是寻找借口予以推托。他在给大周女皇的上表中，先是称自己出身于蛮荒之地，又不识文断字，乃一平常僧人，恐怕惊了女皇的大驾；后来他又称自己相貌鄙陋，面见女皇恐怕引起女皇及朝臣和京城的高僧大德们因貌而轻法；再后来他干脆声称先师五祖弘忍曾嘱咐过，说禅宗的缘分在岭南而不在北方。至此，慧能和尚的推托之辞已经是够明确的了。所谓禅宗的缘分在岭南而不在北方，实际上一是说现今在神都洛阳被你这个大周女皇所崇敬的神秀老和尚，根本不是禅门正宗，你既重他，那就与我无缘，这样我肯定不会北上的；二是说你大周女皇本人，与我禅门亦未有什么缘分，你所谓延请是另有目的，这样的话，我更不能北上。
在慧能和尚如此明显的暗示下，这大周女皇武则天就是不死这条心，仍然不断延请慧能。其中亦玩了些花招，如赐袈裟，赐彩缎，赏封号，称师尊，等等。到了这时，慧能和尚觉得不能再推托了，看来非要满足这位大周女皇的要求不可了。于是，他亲自书写上表一道，声称自己偶感风寒，行动不便，着人将五祖弘忍的传法袈裟送至神都洛阳，请女皇查收供养。事实证明，这也正是大周女皇武则天不断延请慧能和尚的根本目的所在。
且说这传法袈裟送到神都洛阳后，大周女皇武则天甚为高兴，马上命将传法袈裟送至内道场供养起来。在她的带动下，朝臣百官，僧俗信众，都把这件传法袈裟像圣物一样看待，纷纷前来拜睹，使神都洛阳城中一时间内街谈巷议全都是这件传法袈裟的话题，不少人由此而皈依了佛门。这正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从决定开始延请慧能和尚起，她就把目的放在了这件传法袈裟上。因为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件传法袈裟是一个象征，是当时已经开始兴盛的禅宗的法脉的象征，能把它弄来，其作用远远大过一个神秀老和尚；同时，慧能和尚作为禅宗宗风革命的首创者，他手中的这件传法袈裟，又是佛教革命的象征，号召信众顶礼膜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巩固刚刚建立的武周政权。据传，后来大周女皇武则天将这件传法袈裟赏赐给了一个名叫智诜的禅僧。此乃后话。
在礼敬神秀老和尚，延请慧能，供养传法袈裟的同时，大周女皇武则天在刚刚登基的几年内，还延请了一些当时在佛门中较有名气的禅僧，使入内道场供养起来。在内道场供养禅僧，一是为了方便自己修习禅法，享受禅悦的法乐，二是要借助这些德高望众的禅僧们的影响力，来使佛门信众团结起来，共同为武周政权服务。
据载，这个时期，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入宫的禅师，除神秀外，还有恒景、普寂、慧安、处寂、道俊和智诜等。恒景和尚乃荆州（今湖北）玉泉寺僧，传说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任何佛经只听一遍，便能背诵，被佛门信众称为一绝。他性情孤僻，曾在玉泉寺之南十余里处，别立一精舍，取名为龙兴精舍，入住其中修行。此事被大周女皇武则天闻知后，即延请至神都洛阳，引入内道场供养，一度曾被大周女皇武则天拜为受戒师。
普寂禅师是神秀老和尚向武则天推荐的，他曾以俗家弟子的身份，于荆州玉泉寺师事神秀老和尚六年，为神秀所器重。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至神都洛阳后，神秀力荐普寂，到这时普寂才剃度为僧。大周女皇武则天使普寂仍然师事神秀老和尚。神秀圆寂后，使其入主神都洛阳兴唐寺，并使其代本师统北禅法众，当时王公大人普通信众竞来礼谒，都把能与普寂禅师见上一面作为莫大的荣幸之事。
慧安禅师奉召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的一生颇具神秘色彩。史载，慧安禅师俗姓卫，乃枝江（今湖北枝江）人，其貌端雅，生于隋开皇年间（公元581年至604年），年少时便出家修学法门。隋文帝时，曾下诏搜括天下私度，到勘验慧安时，因他不愿说出俗家姓名，便被迫逃入山中。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年至617年），当时天下兵荒马乱，民多有饿殍，慧安以佛僧之身，托钵乞食，救济百姓，隋炀帝闻知后，特下诏延请，慧安不从，又逃入山中。到大唐王朝建立之后，慧安才又回到荆州访师问道，其道行深得时人称颂。高宗皇帝闻知后，又召其入侍，慧安亦不奉召，在奉召不至的情况下，高宗皇帝特准为其建招提寺一座，以使其入住。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至神都洛阳后，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僧众议定延请慧安禅师前来当住持，慧安仍未从命。如此经历，使慧安禅师在佛门信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也正因为此，大周女皇武则天才派人前去延请。在女皇使者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慧安吩咐招提寺的弟子们要紧闭门户，到了三更，有一神人来到寺院，并绕寺院转了数圈后入方丈与慧安悄声交谈，不久便离寺而去。第二天，弟子们问夜间来的是何方神人，慧安回答说是嵩山之神前来受菩萨戒。话音未落，大周女皇延请慧安的使者已至寺院山门。慧安奉召入京后，大周女皇武则天见慧安虽老态龙钟，但精神抖擞，就问他多大年纪了，慧安回答说不记得了，女皇又问为什么不记得了，慧安回答说：“生死之身和物流循环一样，物流循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怎么能记得呢？况且心性流注，从不在什么地方间息停止，如果看见秽物就想呕吐，说明心性仍在虚妄之中。按照佛教的说法，心性因缘起初识，眼根领受眼境中的一切，一直到心性的动相，也就是引起心性的因缘寂灭时，都是如此，有什么年月可以得记呢？”大周女皇武则天听此一番议论，不觉对其愈加敬重，敕令赐紫袈裟一领，准度弟子14人，并引入宫中内道场供养。慧安后在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圆寂，人称享年130多岁。
大周女皇武则天在这个时候召请禅僧和礼敬禅僧，在佛教信众和朝臣百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首先是为了表明自己对佛教的倚重，因为自己是弥勒降生或菩萨显世，是按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而当女皇的，这种与佛教的机缘，难道能不倚重佛教吗？细细回想起来，大周女皇武则天又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来倚重佛教，自己也有充分理由来证明自己已经做到了倚重佛教，如对有功之僧众的赏赐与褒奖，把佛教的地位抬高到道教之上，还包括召请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等，这些事实说明了自己对佛门所做的一切，都是倚重和扶持佛教。对此，她自己感觉是问心无愧的。其实，倚重和扶持佛教只是现象，特别是大周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这一点女皇本人最明白最清楚。
这里不妨分析一下这个大周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的真正用意。可以概括地说，大周女皇武则天刚登基时广召禅僧，是其纠合新的政治势力、巩固武周统治的重要一环。武周革命之时，在朝廷执掌相印的是苏良嗣、岑长清、李晦等人，他们积极支持武周革命，因此这是保全他们自身的唯一选择。这些身居相位的朝臣，多来自南方，或原籍就是南方人。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也多是与南方有关系或出生于南方的僧人，这些禅僧受召，与当时政界当权人物来自南方或出身南方不无关系。也就是说，以南方为地区背景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来自南方或出生于南方的禅僧也必将会受到女皇武则天的青睐。当然，这一结论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似乎武周革命是唾手而得的，其中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麻烦。其实不然，按诸史所载，武周革命的成功，大周王朝的建立，圣神皇帝武则天的正式登基，其中充满了血腥与干戈。诸史在展现圣母神皇武则天为推行和发动武周革命，使自己成为女皇，并建立大周王朝过程中的所谓遵承“佛意”、顺应“民心”的一面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中血腥与杀戮的一面。这既是历史的全貌，也符合这个女人早就形成的既要成佛又要做魔的内心世界的行动准则。这个女人在事实上也是把追求所谓的成佛，与大开杀戮充满血腥的做魔，非常巧妙和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没有成佛的追求，她不会登上皇帝的宝座；没有做魔的手段和狠心，她也是不会登上皇帝宝座的。
这个登上皇帝宝座的大周王朝的女皇，既是佛的化身，又是魔的化身。
早在她临朝称制准备实现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时，除徐敬业和越王李贞公开起兵反叛外，朝野内外反对她的言行亦十分普遍。如名臣狄仁杰的姨母卢氏不许儿子事女主，有的朝臣要武则天早早将政权交给儿子们而自己去深居高枕，还有些人把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也归咎于她，理由是女主处阳，使刚柔阴阳倒了位置，所以山体才会滑坡，个别朝臣直接上书要她返政于睿宗以安天下人心等等。大约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废中宗立睿宗，圣母神皇临朝称制起，一直到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武周政权建立前止，朝野内外反对圣母神皇武则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面对这种现实，为了实现目标，就得当魔头，就得举起屠刀。因为圣母神皇武则天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举起屠刀，才能立地成佛。
她开始任用酷吏，滥用刑罚，并建立起了完备的告密制度。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她采纳了大臣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设置了铜匦，其主要功能就是“受天下密奏”，以“周知人间事”。同时，她还规定凡声称自己有密奏上报的人，各级官吏都不得过问，而且还要给这些人提供驿马，按五品官的伙食供给，还要派人随行保护，即使是农夫樵夫，也要按规定办，要好好的招待。她还规定即使告密者说了假话，所告之事不是事实，也不能去追究责任。
这样一来，当时的朝廷上下全国各地告密者蜂起，使人人足不敢出户，话不敢大声说。通过告密制度，圣母神皇武则天很快就物色到一批酷吏，其中有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傅游艺之流，他们每个人都私下组织有市井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职业。他们还编了一部《告密罗织经》，内容为连坐、反状等支节联系。他们采取了较为严酷的刑罚来治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使用骇人听闻的酷刑，即如“请君入瓮”典故所指的那样。
为了当魔头，武则天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执行恐怖政策的制度和机构，把锋芒直接指向怨望不服的李唐宗室和大臣。在大周王朝圣神女皇武则天正式登基之前，酷吏滥刑的特点是打击面大而且刑罚酷重，特别是对宗室王公，真有斩尽杀绝之势。因为宗室王公是未来女皇争夺皇权和皇位最有威胁的集团势力，所以要把他们一批一批地搞掉。经过连续几年的杀戮，到了她改唐为周称帝时，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的三世皇子中，除了她自己生的李显、李旦二人外，在世的全部被杀，确实杀到了“于是殆尽”的程度。残留的二个，李显被流放在外，李旦被迫禅让出帝位后苟且偷生，都不可能再给其母称帝带来什么威胁了。声称自己是秉承佛祖旨意的弥勒转世或菩萨降临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是以高举屠刀并以魔头的身份登基的，是手持屠刀而立地成佛的。
称帝登基代唐为周之后，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屠刀。这时，她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自己子侄们与李氏争夺帝位继承权的斗争，她不但向自己的儿孙子侄们举起了屠刀，也向长期追随自己左右、并为自己登基称帝效尽犬马之力的文武大臣们举起了屠刀。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她刚登基即贬杀了宰相韦方质，同年还免了徐有功的官，流放了宰相宗秦客。次年，丘神勣伏诛。这丘神勣乃率兵平定越王李贞反叛的功臣，只因他替废太子李贤说了一句同情的话，即被杀头问罪。与此相联系，有人告发周兴与丘神勣往来过密，大周女皇武则天即使酷吏来俊臣审理，周、来二人演出了一幕“请君入瓮”的悲剧，此案又牵连起索元礼，索亦被杀头问罪。
这一年中被大周女皇武则天高举屠刀诛杀的最为戏剧性的一幕，便是傅游艺案。这傅游艺即是一年前导演劝进请愿闹剧的总导演，他非常卖力地追随武则天，并不断得到赏赐和升迁。史载，傅游艺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还是一个正九品的合宫县主簿，当年年底即升为从七品的左补阙；次年上表劝进前，又升为从六品的侍御史；上表劝进后，又升为正五品的给事中；武周革命成功后，入相为鸾台侍郎（正四品）同平章事，即以宰相副手的身份行宰相的职权；到了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五月，又加授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这傅游艺因两年之内从九品升至三品，其官服颜色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由青色换为绿色，又由绿色换为朱色，由朱色换为紫色，被时人戏称为“四季仕宦”。另外，他还被赐姓武，其家人也因此而大受荣宠。就在这时，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登基在女皇的宝座上，兴奋不已，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被亲信告发，大周女皇武则天不久便以谋逆罪将其下狱，因受不住酷刑的拷打，便自杀身死于狱中。
大周女皇武则天高举着屠刀，把整个社会都震慑了。这是封建政治家为巩固政权最基本的手段，当然这在程度上有些严重，但不能否认她高举屠刀的历史合理性。从大周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后的屠刀指向来看，多少能从其中体味出这位靠杀戮来巩固皇位的老女人“善良”的一面。天授年间她贬杀的，大多是拥戴自己登基称帝的人，特别是那些为扫清自己登基称帝道路而滥行杀伐的酷吏，如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之流。处罚这些万民痛恨的酷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位高举屠刀的大周女皇追求内心平衡的心理，也可以说是她内心“佛性”的体现。因为她高举屠刀踏着血腥的道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实现了自己成佛王国土的理想，她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屠刀下和这血腥的道路上，留下了无数的冤魂，有诸多无辜者被杀，有诸多魍魉小人得道。因此，这位大周女皇虽然高举着屠刀，但她开始悲怜无辜的冤魂，惩治那些得道的魍魉小人，想极力恢复拯救万民于水火和为天下人造福的弥勒佛的面目。
为此，她要多行善事了。她亲自披览了于阗国沙门天智（提云般若）新译的《造像功德经》，从其中体悟佛教造像的功德所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她下敕禁断天下屠钓，即不许屠杀牲畜和到江河湖海去钓鱼，原因是万物众生均有佛性，不能随便施劫于有情万物众生，要体恤有情，怜悯万物。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她仍然感觉到这些都不足以充分展现自己内心的盛意，都不足以使自己内心得到新的平静。她还要施行更大的善举。
她想起了《佛说盂兰盆经》。
按照佛教的传统，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教徒的自恣日，这一天要举行检举忏悔集会，请别人来尽情检举揭发自己修行的过失，自己则按别人的揭发检举进行忏悔；同时也要随别人的意愿，尽情检举揭发别人修行中的过失。除此之外，佛教徒在这一天还要举行盂兰盆会，因而这一天也被称为盂兰盆节、盂兰盆会或盂兰盆供。
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在这时想起《佛说盂兰盆经》，是因为她知道这盂兰盆节是为超度亡魂所设置的。当年，高宗皇帝仙逝后，在追福大法会上，她曾带头诵念过这部《佛说盂兰盆经》，当时她自己是对亡夫充满了深深地思念之情，所以声调低沉而悲痛，引起了追福大法会的一片悲号。现在，她已经是大周王朝的女皇了，又想起了《佛说盂兰盆经》，不仅要再一次超度亡夫高宗皇帝的亡魂，而且还要超度一切众生，包括那些无辜的冤魂。
这次，她非常虔诚认真地反复读诵了这部佛经，真正明白了佛教盂兰盆节的缘起。她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在世之时，其弟子目莲以天眼看到自己死去的母亲轮回在饿鬼道，被倒悬了起来，受尽苦难而不能救拔，于是便向佛祖释迦牟尼请求救度母亲。佛祖释迦牟尼让目莲在七月十五日佛教徒自恣日时，集百味饮食于盂兰盆中，供养十方自恣僧众，以如此的功德使七世父母和现生父母在厄难中者，脱离饿鬼道，往生天界或人世享受福乐。大周女皇决定在当年的七月十五日，在神都洛阳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来超度一切亡魂。
这便是她所谓更大的善举。为了给这次盂兰盆会作准备，她特命宫中制作许多盂兰盆，使人分送神都洛阳各佛寺，要求各寺届时都举行大型的盂兰盆会。与此同时，她还着人在朝中寻找有文采的人，进上赋诗助兴。她还决定届时各佛寺盂兰盆会结束后，当晚还要在则天门外举行焰口大法会，把这次超度一切亡魂的大法事活动推向高潮。
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当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长寿）七月十五日，神都洛阳各佛寺的盂兰盆会如期举行，大周女皇登上则天楼与朝臣百官共同观赏远近各寺的盂兰盆会，各寺诵念《佛说盂兰盆经》的声音不时传入耳际，整个神都洛阳都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此时，大周女皇武则天突然间觉得有些悲怆，这是发自内心的悲怆。因为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想起了王皇后、萧淑妃，想起了自己的姐姐韩国夫人及其子女，想起了自己已经丧命的两个儿子，想起了许多许多人。在这种悲怆的回忆中，她又觉得自己是在忏悔，是在自责，是在向天下人认罪。她的思绪此时相当复杂，脸上一副严峻的表情，不久便有几滴眼泪涌出了眼眶。随驾的文武百官见状，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上前探问，都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大周女皇猛然醒悟了过来，又恢复了兴奋的情绪。内侍连忙呈上刚刚写好的《盂兰盆赋》，请女皇过目。大周女皇武则天问道：这赋是谁写的？内侍回答说：崇文馆学士杨炯所写。女皇下旨传杨炯上前答话。
此时，班列文武群臣中的杨炯听见女皇要自己上前答话，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以为自己所撰的这个赋中或用词不当，或冒犯了天颜，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无奈之中，只得上前跪倒在女皇面前。其实，大周女皇武则天观看了这篇《盂兰盆赋》后，顿觉文笔幽雅，措词得当，是一篇很好的辞赋，她要杨炯上前来，是想让杨炯将该赋念给文武百官听。杨炯按照大周女皇的旨意，面向群臣，大声朗诵这篇《盂兰盆赋》：粤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圣神皇帝御洛城南门，会十方贤众。盖天子之孝也，浑元告秋，羲和奏晓。太阳望兮圆魄皎，闾阖开兮凉风袅。四海澄兮百川，阴阳肃兮天地窅。扫离宫，清重阁，设皇邸，张翠幕。鸾飞凤翔，倏灿，云舒霞布，翕赫霍。陈法供，饰盂兰，壮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这篇《盂兰盆赋》，不足千字，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武周革命的称颂，充满了对女皇武则天的推崇，故深得女皇的赏识。该《赋》最后写道：夫孝始于显亲，中于礼神，终于法轮。武尽美矣，周命维新，圣神皇帝于是乎唯寂唯静，无营无欲。寿命如天，德音如玉。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披图箓，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轨躅。太阳夕，乘舆归，下端闱，入紫微。杨炯朗诵完毕后，大周女皇武则天大加称赞一番，群臣亦交口夸赞，其乐也融融，一派君臣和睦的景象。当天晚上，按照大周女皇的旨意，神都洛阳各寺的僧众约数千人，齐来则天楼下举行焰口大法会，前来参与观看的民众约十万余人。类似的法会，被佛教称为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无论僧俗、贵贱，也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参加的大型佛事活动。一般来看，每年盂兰盆节的晚上，中国佛教都要举行无遮大法会，但法会的主题却是因时而定。
这次法会的主题是大周女皇钦定的，而且她本人亦在则天楼上率群臣百官参与。把这次法会的主题定为焰口，是因为这位大周女皇不久前刚刚看过胡僧实叉难陀新译的《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及《甘露陀罗经咒》。这两部新译经咒的内容，主要是说佛祖释迦牟尼弟子阿难在禅思静坐时，冥冥之中看到一名饿鬼形容枯槁，面貌丑陋，头发散乱，爪甲长利，腹大如山，喉细如针，面上喷火，阿难十分惊骇，便问这位饿鬼是什么因缘使之得到如此果报，饿鬼告诉阿难，自己名叫面然或焰口，因为生前居心悭吝，贪婪而不知足，所以死后被轮转到饿鬼道中，变成这等身形，并且遭受种种痛苦。这个名叫面然或焰口的饿鬼还告诉阿难，自己三日之后命即当尽，还得生在饿鬼道中。阿难听后大惊，急忙到佛祖释迦牟尼前哀求救度，佛祖释迦牟尼因此为阿难说了《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嘱咐阿难按照经中所说的办法去做，也就是施饮食于无数饿鬼及诸仙，并念诵神咒，这样不但不会落堕饿鬼道，而且还会延年益寿，诸鬼神还会常来拥护，会遇事吉祥。
可见，大周女皇武则天钦定的这次大法会的主题，仍然是超度亡灵，拯救他们从饿鬼道中解脱出来。诸史记载，那天晚上的焰口法会非常隆重，主事的高僧大德们亦非常卖力。特别是那个胡僧实叉难陀，在万众瞩目中，手掬清水，口诵变食真言和甘露真言，将水散入空中，使成为甘露滋润十方饿鬼。
法会的高潮是数千僧众齐诵召请文。召请是号召邀请的意思，即召请各种身份死者的亡灵和由于各种原因致死者的亡灵，前来法会接受所施的甘露饮食。召请的具体对象为先世帝王、普通百姓、文武百官、僧道士族以及草木鸟兽等一切有情，召请的直接目的是使它们前来接受甘露施食，要它们“使佛光明，来受甘露味”。
那天晚上，大周王朝的神都洛阳被梵呗齐鸣和诵经念佛的喧嚣所笼罩，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这天晚上，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功德已经非常圆满了。
既然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觉得自己功德已经圆满，那她身边的人就会有所张扬了。每日围在这位女皇身边的人，以武三思和武承嗣为首，对女皇的心思摸得十分清楚，他们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巴结和推崇女皇的机会。按照他们对大周女皇此时心情的理解，发现女皇又一次沉浸在与佛教联系所发生的愉悦之中，所以，他们不失时机地按照大周女皇的思绪，推波助澜地又一次为这个年已七十的大周女皇歌功颂德。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组织了五千多人的联名上表，请大周女皇武则天将皇帝的尊号由圣神皇帝改为金轮圣神皇帝。也就是说以后女皇称金轮圣神皇帝。
这一改变，看起来只是加了金轮两个字，但在实际上却充分体现了武承嗣等人此时张扬大周女皇的佛教机缘，满足了当时大周女皇武则天欲通过佛教张扬自己的心态。接到武承嗣等五千人的上表后，这大周女皇武则天表面上还是谦虚了一番，但在武承嗣等人的所谓劝说下，大周女皇终于领受了这个尊号，并且着使武承嗣等人按金轮圣神皇帝的仪式规范，去万象神宫的议政堂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下敕正式使用这个尊号。
按照佛教的说法，菩萨应世或显身，称为转轮圣王。所谓转轮圣王，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人物，他即位后，自天感而得轮宝，使轮宝而降伏四方；又因能飞行空中，亦被称为飞行皇帝。佛教袭其说，将转轮圣王作为菩萨应世或显身的称谓。佛经称，转轮圣王分为金、银、铜、铁四级，分别指乘驾不同质地的轮子。金轮王乘驾金质的轮子，王东、南、西、北四天下；银轮王乘驾银质的轮子，王东、西、南三天下；铜轮王乘驾铜质的轮子，王东、南二天下；铁轮王乘驾铁质的轮子，王南阎浮提州一天下。转轮圣王有七宝，分别为轮、女、象、马、珠、主兵臣、主藏臣。这大周女皇武则天既然要尊称金轮圣神皇帝，那这七件宝贝自然被武承嗣等人搬弄到了朝堂之上，大会朝臣时，还要被摆放在十分显眼的地方。这样一来，就完全有了领有四天下的金轮圣王的气派了。
诸史对大周女皇武则天称金轮圣神皇帝曾提出过质疑。一是佛经上说转轮圣王一定是男的，女人不能做轮王，这大周皇帝是个女人，怎么会做起轮王呢？这个问题在大周女皇的心目中，是已经解决了的。佛经上是指一般女人说的，而大周女皇，乃是菩萨或弥勒应世，是假现女身，本质上还是男的，是完全有资格做轮王的。二是男轮王的七宝之一是女宝，那女轮王陈列女宝能行吗？这个问题，在大周女皇那里也是已经解决了的。因为有个这样的前提，即大周女皇是假为女身的，本质上是男身，所以与陈列女宝不悖。
大周女皇武则天如此倚重佛教，特别是用佛教转轮圣王作为自己的尊号，在一些高僧大德们看来，这真可谓是佛门的幸事。他们极力想方设法为这位女皇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大周女皇的统治初步稳定阶段，仍在不辞劳苦地在佛经中寻找女皇王天下的根据。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在一群和尚表上《大云经》的四年之后，胡僧菩提流志译出《宝雨经》十卷，该经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云，来诣佛所……佛告天子曰：“……天子，以是缘故，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
这段经文的意思，比起四年前表上的《大云经》，说得更加确切明白。这位东方的日月光天子，在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佛法即将遭受毁灭时，要以女身显世，地点在印度东北方向的摩诃支那国，在这个地方当女皇，而且能经于多岁。这里除了没有直接点女皇武则天的名字之外，一切都说得头头是道。所谓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就是古印度所指的中国，而为自在主的实是菩萨显女身的女皇，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安排，也是因缘所致。这个胡僧在翻译这段经文的同时，并未忘记从自身角度对当今女皇提出一些希望，这在文字组织上安排的很巧妙，看起来是对女皇武则天的歌功颂德，实际上是在督促和希望这位实是菩萨的女皇正法教化，养育民众，建寺立塔，供养沙门。
菩提流志原名叫做达摩流支，译成汉语的意思是“法希”。大周女皇武则天见到这段经文后，真可谓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她即令把译者的名字改为菩提流志，意为觉爱。因为她感觉到这个胡僧能对她如此用心，应该敕命改名，以志不忘。
且说这《宝雨经》，此时已是第三次翻译了。第一次是梁天监年间（公元502年至519年），由扶南僧人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翻译，共七卷，到此时依然流传。第二次是陈朝时扶南僧人须菩提翻译，名《大乘宝雨经》，共八卷，到此时已佚。菩提流志现在这个译本，是梁译本的重译。检校梁朝译本，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方日月光天子秉受佛祖释迦牟尼法旨，在摩诃支那国以女身现世为自在王的内容。菩提流志译本中的这一内容，是他为了迎合大周女皇心理而伪造的。这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尽管如此，此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完全沉浸在乐意融融之中，正如她后来在一篇经序中所说：我是数世广植因缘，时刻叨承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因而才先有《大云经》显扬我的身世机缘，后有《宝雨经》更是明示佛意。为此，我一定要在皇帝的地位上，不断善积吉庆，使地平天成，河清海晏，以报答佛祖释迦牟尼的嘱托。在大周女皇武则天看来，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功德致应的结果，也是佛祖释迦牟尼对自己的信任。因而，尽管她当时已年届70，那种立地成佛的感觉使她觉得自己依然还很年轻，精力亦十分充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信心更足了。可以说，这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所谓佛祖释迦牟尼的预言、授记来支撑年迈的身体，使内心精神充满了奋斗的激情。
既然是又有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预言和授记，进一步留心于佛法，成了年迈的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嗜好。
在由《宝雨经》带来的乐意和愉悦的余绪中，她又对观世音菩萨有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事情是由这一年天竺沙门慧智所译并表上的《观世音颂》而引起的。这部《观世音颂》的主要内容是用偈颂的形式来赞扬观世音菩萨的不同形象和不同名称，其中有观世音菩萨面显女相的内容，这当然会引起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莫大兴趣。
按佛教的说法，观世音为菩萨名，是梵文的意译，也可译作光世音、观自在或观世自在等，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信众若遇到难处，只要诵念其名号，这个菩萨就会即时显现并观其声音，前往拯救信众于危难。据称观世音菩萨可应机以种种化身救众苦难。其像以女相雕造约始于南北朝，到了唐初便不断得到普及。此时，《观世音颂》新译一出，其中关于观世音菩萨显女相的内容甚为详尽，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迎合了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心理需求，她肯定要张扬一番。
不久，这位年迈的大周女皇敕命将《观世音颂》广为传抄，分送天下各寺，由此推动了当时观世音崇拜和造像的兴盛。
如前所述，大周女皇武则天此时对佛教的倚重，是在向天下人张扬自己与佛教的机缘，根本目的是要表明自己登基称帝的所谓合理性。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她本人对佛教的崇信，因为从她的经历和与佛教的种种机缘，能充分说明她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佛教徒。从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这位大周女皇是在扶植和利用佛教；但从一个渴求精神安慰的老妇人的角度来说，她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这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物，这是分析既为大周女皇又是一个老妇人此时对佛教基本态度的前提。这一点，她本人是十分清楚的。她所要把握的重点在于如何既体现一个封建政治家的要求，当然是对佛教的要求，又能充分满足精神信仰需要，而且还要使二者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之间相互发生积极的作用。
基于这一前提，就不难理解此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为什么对佛教的认识和行为如此细腻了。这种细腻只有身为佛教信徒的人才能做到，而又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细腻，因为她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
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虔诚的信仰，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年底，这位大周女皇在内宫的佛教道场频繁走动，每到一处，她总是对那些高僧大德们十分礼敬，询问他们的生活及弘法情况。这天，她又来到了内道场大遍空寺，见以天智为首的一班僧众正在为佛祖释迦牟尼坐像胸前的“卍”符号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这个符号应如何翻译。大周女皇武则天见此，亦感到十分有趣，非常礼敬地请天智和尚将“卍”符的意思讲一讲。这天智禀告女皇说，此“卍”乃佛祖释迦牟尼32相之一，来源于古印度的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一般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被佛教汲取，可译为吉祥海云或胸部的吉祥。大周女皇武则天听后，觉得有些繁琐，便建议将这个“卍”符号直接了当地译为“万”，理由是能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更好地表示它的含义。天智等僧众听后，不觉齐声高呼万岁神睿，并将此“卍”符号标为万字音，使一直流传至今。
此事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其中却有着大周女皇武则天不断创新的意识。对于登基不久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来说，创新也包含着对李唐王朝的否定。
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这种改制创新意识，一直被武三思等人捉摸得很透。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武三思等人暗中动员藩国及四夷酋长，联名上书并献钱请大周女皇武则天立天枢，铭记武周功德。这当然符合大周女皇的心意，她即下敕把洛阳和永昌二县分为三个县，新置来庭县于神都洛阳正南门之外从善坊，使藩国及四夷酋长领住，等于奖励了这班人的上表。随后，她又任命姚王寿为天枢督作使，征买天下铜50万斤，铁330万斤，令人铸造为八棱铜柱，以为天枢。这所谓的天枢高105尺，直径一丈二尺，下置铁山，绕以铜龙、狮子、麒麟等吉祥神兽，上施云盖，并且制作了四条蛟龙口捧火珠盘于其上，这个火珠高一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次年四月一日，天枢成，大周女皇武则天亲自书写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三思专门撰写了一篇颂文，歌颂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功德。在天枢八面棱壁上，还镂刻了文武群臣、四夷酋长、藩国首领的姓名。当时为天枢献诗呈颂者，不可胜数。天枢成，万国会，群臣赋诗，女皇临观，可谓盛况空前。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一月，还是武三思等人，上表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请加尊号越古慈氏金轮圣神皇帝，大周女皇欣然同意。
在金轮圣神皇帝前面加越古慈氏，看起来只有四个字，但意义却非同小可。所谓慈氏，乃弥勒的意译；所谓越古，说的是亘古的那个弥勒。佛经说弥勒乃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但先佛祖入寂，上生兜率天内院，经四千岁，相当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下生人间后成佛，广传佛法。所以，越古慈氏即指当初那个曾作为佛祖释迦牟尼弟子的弥勒，再加上金轮圣王，来到了人间当圣神皇帝。这个越古慈氏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等于说大周女皇既是弥勒佛，又是金轮圣王，也是人间皇帝。这种身份，这种渊源，这种地位，只有武三思等人才能异想天开地捏造出来。而大周女皇武则天或可能还认为是名符其实的。
大周女皇武则天既然是弥勒降临，是转轮圣王应世，那她礼敬佛教就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她不久便下敕将天下僧尼原由朝廷司宾管辖，改为由祠部管辖，敕文中还称赞佛教有护国、救人、造福和解厄的功德。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这一敕命，意义亦非同小可。按大周朝廷部门分工，司宾是负责接待和处理外国特使与事务的部门，而祠部则是主持国家祭祀活动的部门，把僧尼由司宾改为祠部管辖，在事实上等于把佛教从外来宗教的地位提高到国家正统宗教的地位。这一改变的历史真实性或许早就实现了，但起码在大周王朝处理宗教事务的形式上，在这之前仍把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而从此之后，才使佛教在大周王朝的宗教生活中有了形式上的地位。不久，大周女皇武则天又下敕命有司将偷盗公私佛像的罪名，列在大逆罪之中。所谓大逆罪，是封建社会里最严重的罪行，要受到最严重的惩罚。此时，大周女皇将偷盗公私佛像列为大逆罪，是封建政治家和佛教信徒双重身份维护佛教利益，或者是维护佛教信仰利益的集中体现。
诸史认为，大周女皇武则天崇信佛教，而且佛学造诣颇深，受到了当时佛教高僧大德们的崇敬，由此也推动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大周女皇武则天崇信佛教，也影响了佛教在当时流行的范围和内容。一般认为，大周女皇武则天对佛教发展范围的影响，应该是全国性的，凡当时流行佛教的唐、周地域，都可以发现这位女皇的影响，如《大云经》和大云寺。这种情况在敦煌莫高窟的造像和经卷中，亦有十分突出的反映。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是大周女皇武则天刚刚登基称帝后的第一年，敦煌莫高窟第323号窟的壁画就是这一年完成的。这壁画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首创了佛教史迹画八组，有释迦牟尼晒衣、阿育王拜塔、汉武帝甘泉宫拜金人送张骞出使西域、康僧侩和尚自海上来江东建康传弘佛教、孙权得佛舍利造建初寺、西晋吴淞口石佛浮江、东晋扬都高悝得金像、十六国后赵佛图澄幽州灭火和隋文帝郊迎昙延祈雨等。这组佛教史迹组画，描绘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知名高僧大德的事迹行为，是武周革命前后佛教发展隆盛的成就。
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时有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等人发愿于敦煌莫高窟第九十六号窟造弥勒像一座。该弥勒像高一百四十八尺，约合三十三米，是目前所见莫高窟造像中最大的一座。此像造于大周女皇武则天登基后的第四年，其蕴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敦煌莫高窟的众多壁画中，最能表现大周女皇武则天影响的是一幅《宝雨经》经变图。这幅经变图，完全是受《宝雨经》的影响而绘制的，其内容为：以伽邪山为主峰，崇山峻岭为背景，佛祖释迦牟尼座于中心，两侧侍立帝释天、龙王、弥勒、普贤等圣众；佛祖释迦牟尼座下有东方日月光天子，以及王后大臣组成众星捧月式向心结构。佛祖释迦牟尼头顶上空，满天珠宝纷纷降落。整个壁画表现了人间、地狱和佛国的丰富内容，特别是背景中的山峦、河流、长城、关隘、城市、商旅、丝绸贸易等人间景象，一派万邦和协的气势。整个壁画的上方，有两只巨手从茫茫云海中伸出，一手托日，一手托月，意为日月当空，直接表现为大周女皇的名字“曌”，这可以看作是《宝雨经》经变图的主旨之所在。
日月光王和武曌，不仅仅是这幅经变图中那蕴义中的吻合，应该是大周女皇自认为与佛教的机缘。
朝廷上下都在传说着大周女皇与白马寺寺主薛怀义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在薛怀义的监造下，历时六年的明堂配套工程——天堂，终于顺利竣工了。据历史资料记载，天堂是一座由五层重阁组成的木塔，呈八角形，相当雄伟壮丽，约高三百米。天堂里修造了一座巨大的弥勒佛像，贯穿各层，约高二百七十多米。在薛怀义看来，天堂是为了感恩，感谢上天对自己以及对大周女皇的恩德，或者是自己为了感谢大周女皇知遇之恩而修建的。尽管这一杰作在修建过程中几经反复，但终于还是完成了。天堂完成的本身，在薛怀义看来又是何等的重要啊！他曾在竣工后多次细细地端详过自己这一辉煌壮丽和气势宏大的作品，特别是天堂中的那尊弥勒佛像，就是大周女皇的化身或者是她的再生。天堂中供奉着弥勒佛，不就是供奉着女皇吗？薛怀义沉浸在无法言语的喜悦之中。
大周女皇面对这一恢宏的建筑，也不由得肃然起敬，她不得不认为这是一项巧夺天工的杰作，她也不得不佩服薛怀义这个江湖浪子的才能。使大周女皇面对这一恢宏建筑心花怒放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薛怀义在监修天堂的同时，还能继续满足自己的床第之欢，而是那尊在天堂内的高大的弥勒佛。这尊大佛，仪态非凡，美轮美奂，慈眉善目，一脸普度众生的表情，细长的眼缝中射出的目光无所不及，善良中透露着能够左右万物的威严。这一切使大周女皇兴奋无比。她清楚地知道，这是薛怀义奋斗六年所献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它换来了大周女皇的神圣、庄严和欢乐。
为了表达对薛怀义的感激之情，或者是怀有更为深刻的目的，大周女皇特下诏，为天堂和大佛的落成举行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是佛教的一项盛大的法事活动，即是圣贤、道俗、贵贱、上下无遮，相互平等，共同行财施和法施的法会。为庆祝天堂落成而举行的无遮大会，果然成为了盛况空前的节日，大周女皇亲临法会，与万民同庆。
就是在这次无遮大会期间，大周女皇把那位给自己带来无限欢愉的男人，那位身披袈裟的法师薛怀义，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并且厘定了他的可耻的下场。
在整个无遮大会期间，薛怀义始终气宇轩昂地坐在天堂内高高的法座上，带领着虔诚的佛教徒们高诵《大云经》和《宝雨经》。在这种场合中的法师薛怀义，身披金色袈裟，臂挂水晶念珠，一副威严肃穆的样子，俨然是千万佛教徒的导师。在这种场合中，薛怀义感觉到自己就是佛教尘世的偶像，自己不仅能建造出如此气魄的宏伟建筑，而且还能以独具的感染力引领信众们超度。在梵呗齐鸣香烟缭绕的气氛中，薛怀义突然感到自己还是大周女皇的偶像，因为在如此虔诚的气氛中，女皇和普通信众一样，也是对自己顿生敬意，顶礼膜拜，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是她床上的宠物。为此，薛怀义更加投入了。作为一名所谓的佛门高僧，在如此巨大而隆重神圣庄严的佛事庆典中，薛怀义当然应该相当投入，大周女皇十分清楚这一点。但是，连日来一直在天堂与万民同庆的大周女皇，也只能远远地望着那个和尚行各种庄严的佛式，甚至无暇顾及自己，连与自己说一句话的功夫都没有。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由大周女皇倡导的无遮大会，出尽风头的不是女皇，而是那个道貌岸然的法师薛怀义。在这场无遮大会中，信众的目光所向，常常是高台上的那个健壮而风流的和尚，这的确是出乎大周女皇的意料。一开始，大周女皇对薛怀义夺走广大信众的注意力并没有十分在意，她甚至为这个英武的光头男人的威望而骄傲。但随着法事活动逐渐达到高潮，大周女皇对薛怀义的崇敬中便有了几分妒羡，不久便感到了某种不舒服。她开始烦躁不安，疾言厉色，对高台上那个身披袈裟的光头男人醋意十足。她甚至突然萌发出了这样的念头，如果这个男人不是自己帷幄中的人的话，她就会毫不留情地派人把他从高台上拉下来，五花大绑起来，投进监狱，让他尝尝张狂的苦果。大周女皇决定不继续在这种场合停留了，无遮大会还没有结束，她便宣布要离开。可能唯有此举才能引起那个光头男人的注意。
薛怀义慌忙从高台上下来，尽管神色谦和地来到大周女皇面前，却没有一丝苟且与谦卑，因为他没有猜出大周女皇此刻的心情。这种表现，对于心生醋意又看惯了蝇蝇苟苟之徒们奴颜卑膝的大周女皇来说，当然是更不舒服了。大周女皇没有停住脚步，她只想尽快地走出天堂的殿门。梵呗没有停止，法会还在继续，无遮大会并没有因为大周女皇的离开而中止。薛怀义昂首挺胸地伴随着女皇，他是带有礼节性地为大周女皇送行，他并没有想要离开法会。他的心思，早被恼怒的大周女皇所觉察，女皇在想，佛教在一般人看来，或者在薛怀义看来，是至高无上的，但与女皇自己相比较，佛教也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特别是身边这个光头男人，假借佛教而妄自尊大，而且还是在女皇的眼皮底下妄自尊大，能有好的结果吗？
大周女皇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看薛怀义，对他说：“天堂和佛像已经落成了，你的确是劳苦功高，现在是不是该回去陪陪朕了。”薛怀义并没有多想，回答说：“陛下，无遮大会还没有结束，等法会结束后，我一定遵旨奉承。”大周女皇心里十分明白薛怀义肯定要作出这样的回答，她没有吱声，狠狠地盯了眼前这个光头男人一会儿，转身走向了女皇的御驾马车。女皇的马车缓缓地离开了，把薛怀义孤伶伶地丢在了天堂门外。在这座高大的建筑下，身材伟岸的薛怀义竟也显得十分渺小。
离开天堂的时候，大周女皇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但心里却恨不能把她丢下的那个光头男人撕成碎片。被这个光头男人抛弃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地纠缠着大周女皇。当天晚上，大周女皇又赌气地把御医沈南璆召到了床榻边。她心潮起伏，任凭沈南璆在她身上来回按摩。她在想，堂堂的大周女皇怎么就能被抛弃呢？应该是反过来，由她来抛弃那些她不想见的男人。对于这个薛怀义，她一直是不想抛弃，特别是当这个男人取得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的时候，她更舍不得抛弃他。她开始意识到，当自己将伟业委于伴随自己床第之欢的男人时，也就等于造就了他，同时也等于在丢弃他。细想起来，这几年里与那个光头男人的房事越来越少了，往来也越来越少了，其中的借口无非是忙。不是自己忙，而是那个光头男人忙，忙得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了。女皇想到这里，感到很悲戚，对那个光头男人既爱又恨。虽然自己召来沈南璆可以暂时填充自己寂寞冷落的心情，但依然放不下曾与她水乳交融的薛怀义。
随着沈南璆此时卖力地按摩，大周女皇武则天开始觉得很舒服，也开始有了温暖的欲望，她想应该抛弃烦恼，想干啥就干啥。沈南璆理解了此刻女皇的心思，更为讨好地行动了起来，大周女皇也就很主动地配合起来，他们在硕大的龙床上剧烈地扭动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又回到了现实之中。就在这时，宫女来报说白马寺住持和尚求见。大周女皇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就对宫女说：“对他说，再也不要来了，朕身边有人陪。”说完这句话，大周女皇也下了决心，她要除掉这个光头男人。
从那以后的每个夜晚，薛怀义都骑着马来到后宫，来到大周女皇专门为他建造的那扇通往寝殿的大门前，他不停地拍打着门上的铁环，企望着这扇门重新为他打开。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气急败坏了。
终于，一场大火燃烧在刚刚竣工的天堂，神都洛阳的百姓和朝臣们都说是那个失宠的光头和尚放的火。这大概就是大周女皇所等待的，一个足以使那个光头男人致命的罪状。据说，在大火前的那个晚上，薛怀义曾前往后宫，想与大周女皇亲近，而大周女皇因为有御医沈南璆的陪伴而将薛怀义拒之门外，于是这个失宠的光头和尚便怒火中烧，一把火烧了为大周女皇武则天盖起的天堂。这个借口再好不过了，但大周女皇并没有马上去追查这件事，她不动声色，使得朝臣们谁也看不出要追查真凶的样子。其实，大周女皇在等待时机。因为她知道，如果马上追查薛怀义的罪过，就摆脱不了一个背景，这就是薛怀义失宠的背景，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与大周女皇本人毫无干系。所以，大周女皇在等待，她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是薛怀义放火烧了天堂，他的罪万恶不赦。
当然，最后动手的人并不是大周女皇本人，而是她的女儿太平公主。薛怀义是在太平公主府被奴婢们棒杀的。据说前一天，太平公主只身去了一趟白马寺，曾与薛怀义在方丈室中度过了整整一天。第二天，薛怀义骑马来到公主府，并说是太平公主约他来的。公主府的奴婢们把他引进后院，突然乱棒齐下，这位不可一世的薛怀义便一命归天了。
此事，大周女皇并未过问。好像薛怀义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就在薛怀义悄然离世的十几天后，大周女皇也悄然废除了她冗长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中的“慈氏”和“越古”两个极致意味的词汇。她可能既不想再超越历史，也不想再做与薛怀义有涉的大慈大悲之人了。这可能就是大周女皇的风格了。登基之前，她当然要攀附弥勒转世这架天梯，而一旦易世成功，并且皇位越坐越牢，她就不会继续站在这架天梯上不下来了。
同时，她还将当年改元为天册万岁元年，把自己的尊号改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大周女皇可能要证明自己将过去已经抛弃了，连同尊号，连同她那个昔日的情人。
大周女皇改尊号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放弃佛教，而是要彻底地抛弃那个在佛门中为非作歹的薛怀义，是为了对这个道貌岸然的所谓佛门法师的忘却。所以，大周女皇仍然在垂青佛教，依赖佛教，扶植佛教。
据《宋高僧传》记载，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神都洛阳佛授记寺沙门明佺对佛经目录学颇有研究，大周女皇即命该沙门刊定佛经目录。明佺沙门受敕后，便着手刊定经目，他编次分类，考证疑伪，工作颇有成效。为了提高所编经目的权威性，大周女皇又敕命神都洛阳诸寺中的高僧大德二十多人参与此事，使共同考究参正，最后编成《大周刊定经目》，由大周女皇诏命颁行全国。《大周刊定经目》在佛经目录学中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对后世佛经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周女皇对佛教的依赖，对佛教的扶植，逐渐走向了成熟。
这天，她闻报说有高僧义净西行求法近30年，现已归中土，她马上将该僧与对自己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玄奘法师联系了起来，觉得义净应该是玄奘逝世后能够启发自己生命能量的又一人，她非常重视义净的回归，马上下敕朝廷诸臣和神都洛阳百姓与自己一块到洛阳东门去迎接。
这义净和尚俗姓张，年少出家，曾遍览佛典，造访名僧，深感未得佛乘精义，决心西行求法。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他由海道乘船前往印度求法。到印度后，他先修习梵文，礼巡印度各地佛教圣迹，并在著名的佛教学府那烂陀寺留学十年，修学当时盛行的大乘中观、瑜珈学说和戒律之学。他不仅刻苦钻研这方面的典籍，而且还进行了大量地抄写，以便有朝一日将这些佛典带回东土。义净西行求法往返共用了25年时间，他在历尽艰难后终于回到故土，此时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义净返国时共带回亲自抄写的梵文佛典400余部，合50万颂，他还带回金刚真容一铺，佛舍利300粒，真可谓满载而归。
大周女皇不仅亲自率众去迎接义净，而且还下诏，将义净安置在神都洛阳的佛授记寺，使其专事译经。除敬佩义净不畏艰险的精神外，大周女皇如此礼敬义净的重要原因，就是她觉得只有义净，才能和当年的玄奘法师相媲美。玄奘法师当年西行求法，前后近二十年，归国后在佛经的传译方面颇有建树，并创立了佛门新宗慈恩宗（法相宗），对太宗皇帝、高宗皇帝乃至大周女皇本人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义净和尚西行求法近30年，带回了大量的经典，只要给予支持，也一定会有所建树的。此外，大周女皇也认为，当年太宗、高宗父子支持和倚重玄奘法师，使其新开一代宗风，成为了帝王与佛教结缘的典范，难道我大周女皇就不如他们吗？我也要支持和倚重义净法师，使其也能够新开一代宗风，也要有所建树，也要使后世人仿效。
基于上述动机，大周女皇亲自过问和组织了当时的一项繁浩的译经工程。在征询义净的意见后，她召集当时神都诸寺的高僧大德们共商译经弘法大事。她认为，两晋时期译出的《华严经》，只是一个节译本，没有将华严精义全部展现，因而有必要进行重译。她决定在神都洛阳大遍空寺组织译经班子，重译该经全本。主持该经重译的是胡僧实叉难陀（学喜）和菩提流志以及刚刚归国的义净，另外还有复礼、法藏等高僧。为了使该经的翻译工作顺利进行，大周女皇还不时亲驾大遍空寺，为诸位从事译经的高僧大德们施供食物和财钱，还不时过问该经翻译的进展。
此次新译《华严经》全本，费时三年多，共八十卷，故称为《八十华严》。该经译出后，主持译经的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和义净等高僧共同上表，请大周女皇为该译经作序，大周女皇欣然答应，亲自撰写了《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在这篇序文中，大周女皇反复阐述自己与佛教的机缘，大肆宣扬自己对佛教的功德，认为自己“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她还特别强调了重译该经的意义，“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大乘顿教，普被于无穷；方广真诠，遐该于有识。岂谓后五百岁，忽奉金口之言；娑婆界中，俄启珠函之秘。所冀阐扬沙界，宣畅尘区”。
事实也正如大周女皇所希望的一样，这《八十华严》译出后，使中国佛教的又一宗派华严宗得以最后形成。
华严宗，因宗奉《华严经》而得名。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就是被大周女皇指定参与新译该经的法藏和尚。这法藏和尚曾被大周女皇尊为贤首大师，故华严宗又被称为贤首宗；因华严宗以“法界缘起”为宗旨，所以又称法界宗。
法藏和尚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高宗皇帝和大周女皇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据载，法藏生于长安，因祖籍为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以国为姓，故俗姓康。他在16岁时，曾经到岐州（今陕西岐山）的法门寺阿育王舍利塔前，燃指供佛，并开始到处参访问学。17岁时，随当时著名高僧智俨学习《华严经》，深得佛门高僧大德赏识。27岁时，值武后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去世，武后舍其母荣国夫人在洛阳的宅第为太原寺，法藏到这时才在太原寺正式受沙弥戒，并被武后任命为太原寺住持。法藏先后在太原寺、云华寺等讲《华严经》，深受信众赞慕，唐高宗命京城十大德为其授具足戒，法藏这才具备了一个佛教徒的完备资格。天后武则天为了登基称帝，充分动员和利用佛教，这种政治变迁为法藏的佛教立宗事业提供了机遇，他在天后武则天以及后来的大周女皇面前倍受崇信，被指名参与《华严经》新译工程就是最好的说明。
据说，新译《八十华严》完成后，法藏在神都洛阳佛授记寺讲解其中的《华藏世界品》时，洛阳信众数万人闻风而至，大周女皇也下驾聆听。在讲解过程中，讲台忽然振动，大周女皇认为这是国家祥瑞之兆。一次，法藏和尚被大周女皇请入内殿，为其讲解华严义理，大周女皇茫然不解，法藏和尚就地取材，以殿角的金狮子为喻，概括地介绍了华严“十玄门”的道理，使大周女皇豁然开朗，对法藏也更加崇敬了。
华严宗的基本理论是“法界缘起”说，法界之“法”是事物，法界之“界”是分别、类别的意思。法界有二重含义，其一是指“真如”、“实相”、“如来藏自性清静心”，这些都是万物的本原、本体和众生具有的佛性；其二是指包括“真如”等和万物、众生等一切存在物在内的存在全体的分类。在华严宗看来，法界是万物本原（真如）和一切现象的总概念。所谓“法界缘起”，是说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由本原即“真如”、“实相”和“如来藏自性清静心”在一定条件下生起，离开这个本原，就没有任何存在。在本原的作用下，由“一心”产生的所有现象，都处在多重的普遍联系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即相入，相资相待，圆融无碍，重重无尽，其中任何一种现象发生变化，都会对其余每一现象及缘起现象全体存在及运动发生影响；从任何一种现象之中，也都能发现讲现象自身、其余一切现象及缘起现象全体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时间中的任何一种相状及其之间的每一种关系。法藏和尚通过金、狮子、狮毛之间的联系，形象地说明了上述华严法界缘起的深奥道理，深得大周女皇的称颂。这段以金狮子为喻的讲论，后来被记录成为华严宗著名的著述《华严金狮子章》，是后来僧众研习华严的必读之作。
法藏和尚善于说法，常常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他曾使人把十面互相对照的镜子，安排在四方、四角和上下左右，中间置一佛像，燃烛火照明，让听法者在镜子的互相映照中，明白重重涉入的华严义理，说明宇宙万物都是互为因果、互相包含、互相贯通、圆融无碍的。法藏和尚广披经论，勤于著述，一生除译出了大量的佛经外，还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记述了他历游南洋西行印度的所见所闻，介绍了马来群岛和印度佛教、文学和医学等成就，成为后世研究南亚和印度历史的珍贵资料。
从印度返国后的法藏和尚，一直活动在两都长安和洛阳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众，扩大华严宗的影响，他利用一切机会，请准大周女皇建造华严宗寺院。对此，大周女皇亦欣然准允，下敕在两都长安、洛阳、吴、越和五台山等五处建立华严寺，使华严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了继慈恩宗之后的显宗。
晚年的大周女皇，心力已大不如从前，特别是太平公主棒杀薛怀义之后，又少了男人的温存，所以更是醉心于佛乘。
但是，这时的大周女皇，对佛乘的全身心的皈依，少了一些张扬，多了一些发自内心的省悟，她要在皈心佛乘中得到解脱，得到她认为应该得到的本原。
她还要继续着与佛教的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