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记者
6月底，陕西知名作家陈忠实在西安创建了白鹿书院，中国传统书院在西部首开局面。陈忠实亲自担任书院院长，主持习文研艺、游学讲学等活动内容。
陈忠实说，白鹿书院是中国传统书院形式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学术机构，其宗旨为“守住中国文化的根”，让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近年来，曾淡出历史已久的中国书院又开始以不同面目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复活”。
据介绍，在白鹿书院创立两年前，山东知名作家张炜就在龙口港万松浦左岸创办了一个“高级形态的科研、教学、藏书机构”——万松浦书院，它被认为是中国当今书院版图中的东部重镇。
在北方，汤一介等一批学人于1984年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至今仍然影响巨大。而在南方，有着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今天也依然十分活跃。此外，蒋庆在贵阳的讲学之所“阳明精舍”等一批传统文化书院也在近年内应运而生。
有人称，“万松浦书院”、“岳麓书院”、“白鹿书院”、“中国文化书院”这四家书院，某种程度上，己构成了中国现代书院文化版图中东南西北四大格局。
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对接”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的断裂处境，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
与传统书院不同的是，万松浦书院创办者、作家张炜说，“现代书院不再依赖于一种学术思潮和少数人的思想，而应该是主动与大学教育进行高端对接。”
据介绍，万松浦书院创办之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等5所大学，都被纳入了共同创办单位之中。同时，它还实行了自己的“院士制”，从国内外聘请了50名一流学者担任“院士”，组成“万松浦书院院士委员会”。与大学合作成为现代书院文化“对接”的一种普遍方式。据透露，日前刚刚成立的白鹿书院，也是作家陈忠实联合西安思源学院等有关现代教育机构共同创建，而且，它直接作为西安思源学院的文学院。
此举用意，用作家陈忠实的话来说，就是要“守住中国文化的根”，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结晶能够薪火相传。
白鹿书院是一个非营利性文学艺术及相关文化研究和培训的组织，书院成立后，陈忠实邀请文人雅士，于白鹿原上习文研艺，游学讲学。据悉，王西京、江文湛、吴三大等知名文艺家已被聘为院士。
在南方，有着千年传统的岳麓书院近年来也是通过与湖南大学等合作，而备受关注。
实际上，在现代书院中，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中国文化书院就早已是一位先行者。1984年，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在北京创立中国文化书院时，就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而且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出版了《神州文化集成》（50本）、《国学举要》、《中国佛教史》、《道教文化研究丛书》、《远近丛书》、《跨文化对话》等皇皇巨著，泽被深远。
民间与文化的精神传承
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起于唐，盛于宋，传统书院主要以讲学研修、藏书出版、接待访学等为重要功能，历史上，岳麓、白鹿洞、石鼓、A阳四大书院曾盛名天下。
今天兴盛的“书院现象”，虽然与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独立于官方文化教育体制之外，具备鲜明的民间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文化书院一脉相承。
据了解，位于山东龙口的万松浦书院面朝渤海，背靠万松浦，其间红砖青瓦，松林万壑，曲径通幽，更引人注目的是，它还有150亩荒园。不仅常常有鸿儒名家来此习文研艺，游学讲学，重要的是，还有躬身劳作等非常体验。
一位曾在此习艺的文化学者描述道，在那里学习的人们每人都有草帽、锄头，而每天都要干活，他们吃的蔬菜、鸡蛋及部分粮食，都来自他们耕种的收获。据介绍说，“长期呆在这里的作家张炜一人能顶数人使用，脑力体力都是好样的。”去年夏天，一位新加坡文化学者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博士造访这里，惊讶于这里每天的劳动情景时，也被这种文化体验方式深深地感受着，于是，两人很快也参加到种芦笋和玉米的劳动中。
张炜说：“当天下的读书人都被科举制度吸引到功名利禄上面去的时候，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聚徒讲学，以传播儒家文化和道统为己任，独立承担起文化延续精神传承的使命，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传统！”
在日渐世俗化的当前精神处境中，虽然也面临一些责难，有时候，甚至还遭遇一些市场经济中生存面临的巨大困难，两年来，万松浦书院还是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不仅传统文化议题在这里得到了激烈的讨论，而诸如“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研讨会、“应试教育”笔会及研讨会等各类当前社会及文化问题，也常常进入到书院这种民间方式的关注之中。
张炜说，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
这一点，在刚刚建立的白鹿书院中也有清晰的体现。陈忠实说，“创办白鹿书院，一是要探讨传统文化精华对今天的意义；二是关注当代人文心理新的倾向；三就是想做点实事。”据介绍，为体现这一精神旨意，白鹿书院将定期举行“白鹿论坛”，并考虑申请设立“白鹿文学奖”等，与国内外文学界、学术界进行高层对话，意图将书院建成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方重地。
书院，重现的传统或幻象
书院，这个曾经充满精神瞻仰意义的指引性符号，今天再度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万松浦书院”、“岳麓书院”、“白鹿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已日渐构成了中国文化版图中东南西北四大格局。
“守住中国文化的根”，让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这是白鹿书院的宗旨。但面对今天复杂的文化处境，白鹿书院创办者、陕西作家陈忠实却不得不承认，改变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处境，书院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他提出的一条解决之道，那就是加大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课本中的比例。“实际上，更核心的还是教育部门”，陈忠实说。
中国传统书院在今天的再度出现，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说，“其实它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努力，中国书院无疑是对现有教育机制的补充。”
袁伟时教授说，“20世纪最后20年来，特别是中国文化书院起到很好的作用，在中国不能自由办学等诸多限制下，它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方面，以启蒙为内容，兼容了传统文化，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有第二个书院能与之相提并论。”
据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对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宗教”、“中国的近代化”等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具有影响力的书籍。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书院在传统和启蒙方面“为往圣继绝学”，出版了《神州文化集成》（50本）、《国学举要》、（20世纪西方哲学输入中国史》、《中国佛教史》、“道教文化研究丛书”、“远近丛书”（中法文对照）、《跨文化对话》（中法文对照）等，影响巨大。
近20年来，包括中国文化书院在内的许多书院相继建立，袁伟时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
他说：“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实际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正是它对今天教育机制及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而对于书院的兴起，有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各种革命及运动的“全面否定”，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正是象征性的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拨。有人甚至认为：“书院的重新出现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一个基本事实。”
与这些解释稍有分歧的是，袁伟时认为：“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开始增强了，中国怎样发展，很多人开始面向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而与这种观点相同的是，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也认为，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以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而其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和探索。
书院的历史
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春秋时期孔子办私学，可以说是书院之雏形，而汉唐时候的精舍，可以说是书院的前身，五代北宋时候，书院正式确立。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由民间办学者传办，没有政府认可与资助。
书院与藏书阁，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学府与图书馆，成为名流学者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向往之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没有一种形式能如书院呈现得这般自由。书院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大约与现代的大学类似。
宋代是书院发展的高峰期，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省登封A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
但到了清代，书院逐步官学化，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清政府曾下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躬行实践。不i午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
而1905年废除科举与变书院为学堂，是全面引进西方教育体制的重要标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传统书院曾一度表现出复兴之势，例如四川马一浮主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主办的勉仁书院、云南张君励主办的民族文化书院，都曾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与专业化的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相比，此种影响基本上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书院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随着近代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书院被取代，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演变——由传统儒者向具有近代人文思想和专业知识的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