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汪思远好像并没有玩转这个所谓的“Number one”，四年漫长的开发期使它错过了郑州房地产最好的时期，业内纷纷质疑号称资本运作高手的汪思远对房地产开发并不内行，从开发周期控制到销售节奏把控，从高调爆炒概念到渐渐萎缩，从2007年郑州房地产市场高峰到2008年经济低谷，无论从哪一样都能看出汪思远思考得过于长远，却无法让他的思想着陆。
但神秘面纱笼罩下的蓝堡湾并没有从人们的好奇心中剥离出来，直到2008年12月12日数十名民工打起白色条幅围堵蓝堡湾销售中心讨要工钱事件被网络传播之后，有网友在论坛上发帖子惊呼“蓝堡湾房子被银行收走，即将倒闭”。其后有关蓝堡湾的负面传闻一直不断，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蓝堡湾高高的围墙里早已斗转星移、改朝换代。
一场骗局？
一位从事地产评估咨询多年的赵先生说：通过在报纸上打广告预约，分明是故弄玄虚。那个项目每平方米在5000—6000元应该是比较好卖一些，8000元的单价在当时的郑州房地产市场确实高得离谱，但即使卖不出去也不降价。他的目的很有可能不是为了造房子。现在开发商离开了，很有可能是目的达到了。
无论何种目的，均需要高超的财技。金基不动产和其他“思达系”企业对外贷款时，往往极力借助各种投资担保公司的力量，不断获取社会融资，最终使得这些机构无可奈何地成为股东。
2008年底，10多家担保机构、企业或个人构成的债权人在蓝堡湾对面的金基不动产总部书面签字完成金基不动产的新旧股东更替手续。这些无奈的债权人才彻底地意识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汪思远先生的离去和他们的尴尬现状之间应该有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真相至此才真正大白于天下，不但业内人士、老百姓，就连这些担保机构、企业也被集体忽悠了。开发房地产？玩地王？大家都错了，汪思远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谋略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定势思维。
为了融到足够的资金，汪思远可以说使尽了浑身解数，除了通过银行、担保机构等渠道，民间借贷也是他的一大特色。某娱乐界人士王某2008年年初将150万元借给金基不动产融资部，以满足融资部员工赵明伟所称“蓝堡湾暂时缺钱，两个月后即刻归还”的诉求，同时拿到“2分的月息”。轻信于人成为她日后痛苦的根源。赵明伟不知所终，金基方面称没有钱。
“那可是我出国和亲戚朋友的钱啊！”去美国读研究生的计划随着这笔债款未能收回而泡汤。王某如同敬业的员工一样天天到金基不动产总部讨债，坚持整整6个月后她结识了一大帮相同遭遇的债权人，均是高息承诺和“只借两个月”的誓言。
证券人士应先生两年前将180万借与赵明伟后，发现许诺给其他人的利息为2分、3分、4分、6分不等。“他拿我们这2分的利息融资，中间还能吃4分的利息，”应先生说：“以100万计算，月息6分一年下来光利息就72万，干什么能有这么高的收益啊？”
“每次给赵明伟打电话，不是在洗浴中心就是在打牌。”一些债权人反映赵明伟在河南禹州、洛阳两地分别拥有煤矿和金矿。
2008年10月份，王某托朋友给汪思远打电话，汪的答复是：“我们公司这么大，从来不欠钱。”她以150万的数额成为最小的债权人。“思达连我这150万都偿还不了，可见它有多大的危机，”王某说。11月17日上午王某在蓝堡湾销售中心见到了金基不动产董事长李建华。“我急着用钱，把卖不出去的房子抵押给我，又有谁会买？”王某对李建华给自己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时，一个匿名电话打通旁边另一位女债权人的手机，放言要她“小心自己的孩子”。
一次统计显示小债权人涉及金额达9000多万。这些小债权人大都是通过东鑫担保公司与思达建立起借贷关系。东鑫担保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而在此之前，东鑫担保掌控者冯丽华已是金基不动产融资部的负责人。一位前思达高管更是透露，金基不动产的融资部吸纳的社会闲散资金近8亿元。
“这正是汪思远的高明之处，”一位债权人说，“借了别人的钱，又要让别人想方设法收拾他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而金基不动产的新股东，相比于股东分红收益，也许更关心自身的债权追偿的实现。
2008年8月河南正弘地产以关联公司矩升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通过浦发银行以56亩土地作抵押委托贷款1.8亿元，而在还款未到期的情况下，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拍卖该抵押土地。
2009年1月上旬，在新加坡上市的郑州本地房企阳光控股联手北京昌金投资入主金基不动产，正式介入思达系的重组。而郑州市政府同时也派出了工作组参与思达系的重组过程，但是遮藏重组最终落空。
在2009年2月份，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在郑州拍卖蓝堡湾项目，却被河南省高院紧急叫停。而当时的原因是“该地块涉及的相关诉讼仍未有明确结果，受限于案情需要和工作安排，该地块暂缓拍卖”，何时重开仍需等待最新的通知。
一直到正弘置业入主蓝堡湾，该过程仍未被外界知晓，当地业一名资深业内人士以“过程过于复杂”概括该重组过程。而关于汪思远的下落始终是个谜。
2008年冬至日是那些业主们的痛，他们曾寄希望于媒体来帮他们一把，但媒体退却了，他们不得不手拉条幅来到旁边车流不息的东风路和花园路，很快，车辆无法通行，交警得知信息迅速来到现场，面对业主们一个个悲痛的面孔和一道道凄凉的目光，警察同志身感同情也无能无力，寒风中矗立了很久。自始至终业主们都没有等到任何媒体……
业主们惊叹于汪思远的巨大魔力，虽人去楼空，却能仍然遥控各大本地媒体的精神，令他们悉数不敢在沉默中爆发，而是在沉默中沉沦，甚至一度放弃了自己的维权。
无奈的业主们眼看象征他们心目中正义之神的媒体们一个个装聋作哑，只好选择另外一条更加艰难的路——起诉银行、控告开发商非法挪用巨额资金。3000多户业主，上万家庭成员，数亿元资金，如此大地震，南方各地都有强烈震感，而近在咫尺的省会城市郑州，媒体们却对此视若无睹。
一些新闻人，在面对开发商的时候，竟然纷纷索要开发商的签名，犹如追星族一般，他们还怎么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如此奇特的现象是整个新闻行业的耻辱。
因为广告或赞助，许多媒体不仅不再刊登任何批评开发商的消息，发展到最后，甚至连房价中有泡沫、房价要跌或有关房屋质量投诉、房屋面积缩水的投诉等新闻都不再刊发、播发。一些知名媒体和知名媒体人士，也成为开发商收买的对象。他们因此丧失新闻人的道德底线，与开发商勾肩搭背。
牺牲了那么多人利益的汪思远，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自始至终也根本没有得到河南本土媒体的舆论性批判，看来开发商控制媒体的“霸”字头“淫威”无穷啊。
3. 媒体炒房团的前世今生
温州人1000亿游资爆炒杭州、上海楼市后又向全国发力，目前连沈阳、洛阳都有温州人的身影。很多购房人担心炒房大军会让老百姓买不起房。因此有专家建议政府阻击炒房大军。
或许是迫于各地的压力，或许是为防止本地资金外流，温州市政府已作出了限制购房团的决定，通过主管部门叫停当地媒体组团炒房。据说温州媒体组团占到购房团份额的95%以上。
温州人的炒房历史
1984年龙港建镇初始，温州人崔建国（化名）花了1800元搞了两间房子的地基，因为生意的关系，对这个地基一直进行了“冷处理”。1987年，崔建国打算去城里安家，于是把地基转手，没想到一出手就卖了5000元。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倒卖地基”，受好奇心的驱使，崔建国把老家那套偏僻的三层落地房修葺一下，放在那里，1990年出手时竟然卖到了16万元，而他当初连建带修的总成本也不过6000元。崔建国感觉到这比他做生意来钱要快得多。
于是，崔建国很快投入到了“炒地基”大军中，并从中赚得盆钵满贯，也早就把他的实业丢得干干净净。随后龙港迅速崛起，中国历史上第一轮集体炒房行为由此在温州拉开帷幕。
1996年，崔建国打算购置一套位于龙港站前路的落地房，但发现单价已近万元，而当时的上海最佳地段的房产，单价也不过2000元左右。崔建国没敢下手。此时温州人地区性的炒房达到顶峰。
1997年，当中国大地的楼市尚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温州人在炒房的历史上已经走完了整整一个轮回。温州苍南等地遭遇史上第一波房地产泡沫的冲击。
一位当地地产资深人士说：“最高跌幅70%，个别地方回落到原来的30%甚至更低。”而炒房炒出经验的温州人看到，不远处的大都市上海，楼市的春天正姗姗来迟。于是，异地炒房成为一个新名词。
虽然在温州人圈子里，崔建国谈不上先知先觉，但他很快选择去上海、杭州等地买商铺、买房，为“外出战略”打下基础。
早在1994年2月，上海就对外来常住人口首次实行蓝印户口政策，规定在上海投资、购房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可登记加盖蓝色印章以示户籍关系的户口凭证。上海的蓝印户口是吸引温州炒房团的一大亮点。而地区间巨大的楼市差价也是吸引温州人前去置业的重要动因。在2001年左右，上海的陆家嘴，楼价也不过6000元/平方米，而当时温州各县的房价都已经接近此数。
更关键的是，和温州人买房一次付清不同，当时在上海买房，首付只需二三成，上海租金高，剩下的按揭完全可以靠租金偿还。
媒体人的意外商机
温州人蜂拥而入的同时，另一个职业的从业者也从中发现了商机。时任《温州晚报》主管经营副总编的陈康汉，看到温州人对大上海那么趋之若鹜，便打起了上海开发商的主意。老陈突发奇想，为了换取上海开发商5个整版共30万元的广告，他组织起了最初的温州看房团。
崔建国也是冲着上海的蓝印户口，他参加了陈康汉组织的团，成为最早在上海购房的温州人之一。
2001年8月18日，首个157人的“《温州晚报》购房团”抵沪购房，这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温州看房团”，从温州坐火车抵达大上海。抵达当天，上海房地产协会便向这个团转达了上海市一位领导“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的指示。由于受到市领导的关注，看房团一时间声名鹊起，效果显著：仅两天时间，就有48人签约下单，成交近100套，最高楼价达200多万元。首个温州大型购房团成交总房价6500多万元。“看房的人，开发商，我们自己都会很满意，”陈康汉表示，他如愿拿到了上海开发商的广告合同。
《温州晚报》这一惊人举动不仅在温州本地，即使在全国范围也属首例。
“看房团”通常每周五晚出发，周日下午返程，每周或更短时间组织一批，每批100—150人，成员均来自各行各业，报社提供旅费，开发商请客吃饭，“看房团”浩浩荡荡开进大上海、杭州等目标城市。
“通过看房团买房，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崔建国说，“你一两个人没法砍价，当初我自己买房的时候，砍掉一个点的价都要费百般周折。不过大家一起来，集体砍价，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达成购房意向，有的还直接下定金。一个团近百套常有。我都是直接下定，九折拿到房。”
同城的《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等媒体当时正处在“青黄不接”的窘况，各个岗位上的员工为了拉广告业务而四处奔走，忙得不亦乐乎。看到陈康汉的“看房团”搞得有模有样，于是其他媒体纷纷效仿，温州的“媒体看房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媒体炒房团的春天
2002年初《温州晚报》又推出北京和杭州购房团，2003年下半年开始《温州晚报》购房团顺应温州购房者的需求将购房团的足迹踏向全国各地。由《温州晚报》牵头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所到之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以《温州晚报》深圳购房团为例，2003年11月起，共组团两次前往深圳现场选择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