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头”（cong dou）是上海的一句方言。意指“不做思考，行为鲁莽，愣头愣脑的人”。愚弄此类人，谓“斩冲头”。被人愚弄，明白过来时会发出“侬斩我冲头”的疑问”。举个例子：“为了在新认识的女友面前摆阔，到名品店为其狂买名品，三天后女友与他分手了，可怜连小手都没有拉过，这就是标准的冲头。”（《诙词典》）
当然不能说，想要在上海滩大展拳脚的有志青年，都是“冲头”。其实这件事，完全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为你明明就知道上海的房价已接近“天价”；这座城市的出行成本也领跑全国；没有上海户口或者居住证，连病都不敢生——因为看不起；外来“凤凰男”想要娶上海小姑娘，更是得熬掉几层皮，漂亮女孩和满大街的LV、Gucci一样，都不是你付得起的。
1.房价无轻头
连上海市市长韩正都说，“现在上海房价确实是太高了”。2009年上海商品房的平均涨幅超过了40%。2010年中央对房价实施重拳调控以来，上海的房价却仍稳中有升。
据佑威及楼市专评网联合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8月2日至8月8日，这一周内，上海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23.1万平方米，与前周相比下跌4%，成交均价为19188元/平方米，环比前周上涨4%；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23242元/平方米，环比前周再度上涨10%，这一均价甚至大大高于楼市新政前的水平。
这就是上海房价的现状，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上海的“朱砂痣”
用“无轻头”来形容楼市，倒也贴切。上海话的“轻头”（qin dou），意思就是“轻重、份量”，常与否定词“无”连用。“无轻头”即不知道轻重的意思。如：“伊疯疯癫癫，讲闲话一点都无轻头（他疯疯癫癫，说话一点都不知道轻重）。”（《诙词典》）
上海的房价确实不知轻重，因为它“已经背离了老百姓的收入，已经背离了社会的其他的一些数字增长的比例关系”。韩正认为，价过高、涨幅过快，不利于吸引大学生、研究生等年轻人留下来；不利于普通工薪阶层和困难群众改善居住条件；不利于通过旧区改造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利于除房地产等以外的其他产业发展；也不利于房地产市场自身持续健康发展。
韩市长是从上海的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待房价上涨的弊端，但我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想一想，以你现在的收入，要应付每平米2-3万的房价，可以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安居乐业吗？
河南小伙刘军（化名）显然想通了，所以收拾行李登上了K537（上海-洛阳）的列车，回家了。铁轨的另一头等着他的，是提早一个月返乡打点的老婆李梅（化名）。上海，曾经是这对80后小夫妻的“梦想之城”，而大上海的房子，则一直是两人上下求索将近五年却始终不得的那粒“朱砂痣”。
200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毕业的刘军顺利被上海一家事业单位录用，从事期货交易工作，刚毕业即月薪5000元的收入让他欣喜了一阵子，随即把在广州工作的女朋友李梅接到了身边。
刚大学毕业，买房显然不切实际，租房的成本也不菲。为了节省开销，二人在杨浦区扬州路租了一间“老公房”，四层楼房的顶层阁楼，厨卫是三户人家合用，楼梯是随时“吱吱呀呀”作响的木梯，8平方米的促狭空间，月租金800元。
“女朋友也很体谅，没有抱怨过这么差的住宿环境，我的想法是先苦一段时间，攒钱将来买房子。”刘军是这么规划未来生活的蓝图，先把工作稳定了，逐步升职加薪，然后在上海置房成家。名校金融系出身的他看中的是上海在国内金融领域的翘楚地位。上海获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后，刘军也希望能够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成就自己的事业梦想。
“没有房子，是我们一直没有结婚的最重要原因。”谈了7年的恋爱，二人迟迟没有结婚，刘军当初的承诺是“一有房子就结婚”。可是，女友的年纪越来越大，家人催得紧，2010年初两人还是在老家领了结婚证。
虽然老婆还比较善解人意，但是婚后无房的状况还是让小俩口起过不少争执，与人合租的不便更加剧了矛盾爆发的频率。
眼瞅着上海房价噌噌地往上涨，刘军算了算账，按照2万元的均价计算，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要180万元，首付两成的话，月供4000多元。“按照我现在的工资水平，月供也勉强可以承担，但是首付这30多万怎么办？老家的父母指望不上，我的存款又不够。”
“这样总不是办法，结婚后还过这样的日子太受罪了”，刘军决绝地说道，“我们决定回家乡发展。洛阳5000块的房子就非常好了，我这些年攒的钱够付首付，凭借在上海的工作经验也可以在洛阳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回去，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上海，就留给我的儿子来打拼吧。” 2010年6月的某天，刘军走了，离开了这座他耗费了五年青春的城市。就在他走后一个多月，上海的房价每平米均价冲破了2万元大关，一路走高。
与国际接轨，与百姓脱轨
也许有人会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房价贵一点也很正常。那么，与“国际接轨”的上海房价，果然正常吗？马上就来和纽约、东京比较一下。
《第一财经日报》于2009年底的专题报道认为： “如果仅仅单纯比较房价的绝对值，上海与纽约、东京普通住宅的新房价格差距已经非常微小。但如果将房价与当地收入水平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已呈现出远高于纽约及东京的态势。”
2009年第三季度，纽约曼哈顿公寓的中数价格为101万美元，平均价格为158万美元，约为1080万元人民币。折算为单价，相当于每平方米8万多元人民币。
根据美国地理数据供应商ESRI的数据，纽约市2009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为近7.5万美元，扣掉1/3的税费后，一年剩下大约5万美元。这样算起来，假设将家庭收入全部用于购房的话，以一户美国家庭每年的收入，大约20年可以在曼哈顿买房。
如果不在曼哈顿买房，可以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士或者斯坦顿岛买房，同样的面积，价格会明显下降约一半以上。而这些区域都有方便的公交车系统和地铁，一般一个小时以内可以到达曼哈顿。纽约—韦恩—白平原大都会地区公寓的房价平均接近30万美元，相当于20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家庭收入全部用于购房，当地居民大约只需6年即可买房。
而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统计局数据，2008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9502元。如果以一个家庭两人收入计算，年家庭收入大约将近8万元人民币。那么，如果要在上海市中心区域购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以市中心均价4万元/平方米计，即使全部家庭收入用于购房，则至少需要50年。
若以上海年平均收入在市中心以外的市区（即所谓的内环与中环之间）购房，以新房价格2万元/平方米、面积100平方米计算，则至少需花费25年。如以外环区域1万元/平方米、100平方米计算，以一户家庭8万元的平均年收入至少也需要12年。
同样是国际大都市，同样是在最贵的市中心买房，纽约人要奋斗20年，而上海人却要奋斗至少50年。难怪有人感叹“劳动致富”的年代已经远去，如果不是落地就含着金钥匙，或者有相当好的运气，想要通过正常的途径、正常的努力，你就要为了上海市中心的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耗费半个世纪——到那时，房子有了，人却没了。
上海的房价已经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东京号称是“地球上最贵的城市”，那儿的房价确实贵，但和上海一比较，你就会发现还是东京宜居。
已经在东京打拼了十年的上海人王栋，对两地的房价有最深切的体会。
根据日本生活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91.5%的年轻人都是租房结婚。不是他们不愿意买房子，而是凭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婚房，当然更不愿意当房奴。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王栋，在目前的公司已经工作6年。工资从最初的20万日元/月（约1.5万元人民币），也已经涨到32万日元/月（约2.3万元人民币）。与在中国的同龄人相比，他已属“高级白领”。但在东京，拿这点钱只够养家糊口，并没有进入“小康”行列。所以，尽管已打拼10年，王栋也只存下400多万日元（约30万元人民币）。
王栋的妻子是他的大学同窗，日本姑娘绫子。王栋感到幸运的是，没有接到如上海丈母娘那样“连房子都没有，凭什么娶我女儿”之类的“结婚条件”。绫子的爸妈说：“好好工作，好好努力，争取在35岁时能够买下自己的房子。”35岁，是日本人第一次买房的平均年龄。
为了俩人的婚事，王栋于2009年3月在东京都江户川区（地理位置相当于上海的闸北区）购置了新房，在一幢单体12层高的公寓楼里的第5层，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东京迪斯尼乐园每晚燃放的焰火。
这套三室一厅的新居，花了王栋4500万日元（约350万元人民币），根据房产公司的介绍，房屋墙体使用的是一种新型的建材，叫“空气墙”。“空气墙”不仅能够保暖与隔热，而且还具有调节室内湿度的功能。当室内湿度不够标准时，它会把室外湿气吸纳进来，尽量保持一年四季室内的恒湿。
日本卖房都是按照实用面积计算。王栋的房子刚好是100平方米，如果按照中国以建筑面积来计算卖房的话，应该是130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平方米的售价约为35万日元（约2.6万元人民币）。
同时，日本出售的新房都是精装修房，并配置基本的设备，如橱柜、卫浴设备和壁橱，购房者“拎着包就可以入住”。王栋买的那套房子，如果按上海的装修标准计算的话，装修费至少花了30万元人民币（约400万日元）。也就是说，王栋花了4500万日元买下了130平方米的房子，事实上已经省去30万元的装修费，实际的购房款只用了4100万日元（约315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的实际售价只有2.3万元人民币。
此外，日本购房者享受的房屋绝对质量保证期是20年。在20年中，房子出现裂缝、倾斜、渗漏等建筑质量问题，房产开发商必须无偿修理，并作出相应的赔偿。
王栋不久前到上海出差，到闸北区去转了一圈，发现那里130平方米的二手房，总价已经高达400万元人民币，比他东京的新居还要贵。而他半年前在东京买下的新居，估计已经跌到4000万日元。因为日本的二手房相比新房价格都会略低。
目前，王栋已经接受了公司人事部的调派，准备明年带绫子到上海工作。但在多方比较之后，他同时决定，不放弃东京的房子，也不买上海的房子。理由很简单：上海的房价让人看不懂。因为东京的收入比上海平均要高出8倍，即使上海的房价目前与东京一样，但如果结合收入水平，事实上上海的房价已经比东京贵了整整8倍。
经济适用房不“经济”
在上海，越来越司空见惯的高房价，其实正一步步进入一个背离百姓生活的怪圈。而有人被这个怪圈所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9年11月底，上海海事大学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的消息曾轰动一时。
杨元元是湖北宜昌人，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四岁。多年来，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将姐弟俩拉扯长大。1998年，杨元元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两年后其弟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
在弟弟考上大学后不久，母亲所在的工厂面临搬迁，必须自己出钱在新厂所在地购买房屋。但当时杨元元学费尚未凑够，弟弟也是贷款读书，家里无力购房。失去了住所，母亲只得到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在一起。武大经管院领导体谅其家庭特殊情况，予以照顾，并让她缓缴学费。在随后的日子里，杨元元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其弟弟也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读博。
大学毕业后，杨元元在武汉找了几份工作，慢慢还清了债务，并有了一点积蓄，这时，她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并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公费研究生。
此时，杨元元的母亲也年近花甲，需要照顾，她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地处偏僻，租房不易，杨元元也无多余的钱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让母亲借宿学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学校申请，说明情况，请求学校能让母亲暂住，但始终未果。
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杨元元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但学校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找房没有着落，杨元元5天5夜没有合眼，精神彻底崩溃，于是发生了11月26日早上的惨剧。”
杨元元家属表示，他们不会把亲人的死全部归咎于校方，但校方也有责任。他们认为，杨元元自杀首先是自己想不开，但学校宿管人员对杨元元及其母亲的恶劣态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偌大的上海滩，居然无力在此为劳碌半生的老母亲找到挡风遮雨的栖身之所，这种绝望恐怕就是压垮杨元元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