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进城当“冲头” (5)

●11月24日清晨7时左右，吴中东路古宜路路口，一辆大型车辆在撞上一辆正在倒车的厢式货车，刮倒路旁交通信号灯柱，导致一名过路人头部被砸，当场身亡。

●11月23日10时30分左右，华江路北翟路路口，一名骑摩托车的40多岁男子被大型土方车撞倒后卷入车底，男子当场被碾压致死。

●11月22日下午3时许，罗山路华夏东路口，一辆土方车因车速过快，将一辆电瓶车撞翻，40多岁的骑车男子被碾压当场身亡。

●11月21日下午3时许，天山路平塘路口，一辆土方车将正在过马路的阿婆刮倒在地，肇事司机居然自行开车逃跑。

●11月20日下午4时左右，龙华西路龙华路口，一辆疾驶的土方车与一辆助动车相撞，一名骑车男子头部遭碾压后不幸身亡。

●11月19日9时30分许，曹杨路枫桥路口，一名年逾80岁的老太被一辆土方车撞倒后卷入车底，当场死亡。

就在这篇报道出来20多天后，2009年12月25日到26日，两天之内上海各个区县又发生了4起大型车事故，造成3死1伤。2010年元旦之后，此类工程车碾压人的事故依旧频发，令申城人心惶惶，路人见到工程车都怕。

上海市政府网站资料显示，2009年上海建筑渣土每月产生量达293万吨，相当于每天有6500多辆次15吨的渣土车在外作业，这还不包括约1000辆未登记的“黑车”。接近1万个“马路杀手”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横冲直撞，怎能不让人揪心。随时赔付的生命成本又何止“昂贵”两字了得。

媒体和专家探讨事故背后原因后认为，极少数是因为受害者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大部分则是由于肇事的渣土（废土）运送车、水泥搅拌车等大型工程车辆超载、超速或司机操作失误所造成。

据上海市政府网站一篇“两会”报道称，有政协委员统计，见诸报端的土方车事故80%以上是由超载车引起。而土方车之所以屡出事故，驾驶员薪资待遇偏低以及运输费结算方式的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

《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称：“分析土方车超载、超速、闯红灯，还有过期破车上路，这些无不与一个‘钱’字紧密相连。司机‘多拉快跑’可以多挣钱；施工单位违规在一辆车上超载装货可以节省运输费，工地承包人可以多拿钱；车辆该修的不修，该报废的继续营运，可以少支出降低成本，有关人员也可以多分些钱。正是在这种对‘钱’拼命追求的欲望驱使下，土方车怎会不肇事？”

更是有土方车司机周师傅“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向《新民晚报》爆料，道出了土方车“要钱不要命”的黑幕：

“我的土方车载重12吨，至少要装到25吨。一般都这样干，土方车超载1倍以上很平常。”周师傅说，老板运渣土是承包的，为赚取最大利润，便竭力唆使驾驶员超载。超载会使土方车要紧关头“刹不住车”。比如正常载重时，只要一米便能把车刹住，超载的话就可能需要两米。

土方车一般按车数结算，一趟车20元到30元；也有以公里数或装载数结算。比如周师傅“拉一车土赚一车钱，10公里以下一车15元，10公里至20公里一车20元，20公里以上一车30元。要多赚钱，就得‘多拉快跑’”。归根结底，多跑一车、多装一吨就多赚钱。在这种纯运输量计价计酬的经济压力下，循规蹈矩的驾驶员“活不下去”。

别人一天能拉七八车，你只能拉三四车，不开除你开除谁？周师傅最多一天工作近20个小时，早上6时出门，中午吃饭1小时再干到晚上7时回来吃饭，8时又开始跑，忙到第二天凌晨才歇。疲劳驾驶，很容易引发事故。

如果真的撞死、撞伤人怎么办？周师傅说，老板早就想到了，每辆土方车都上了1万多元的保险，保额高达100万元。撞死人，只要赔偿不超过100万元，老板自己不用掏钱，全由保险公司“埋单”。“在上海撞死一个人，很难达到100万元赔偿，所以老板‘高枕无忧’”。

归根结底，果然还是钱在作祟。在一座利欲熏心的城市，人命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这当然很可怕。尽管市政府下令严肃查办“马路杀手”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多头”管理造成的困局，而是这座城市“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来上海就是要挣钱，没钱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

3.无病额角头

在上海，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凭200元投入擒获2.59亿彩票巨奖。但是，若身在上海的你无病无痛，其实也是个十足的幸运儿。用上海话说，就是你“额角头高”。

额角头（e go dou），原指“额头、脑门，人头部最突出的部分”。往往与“碰”连用，表示碰运气。额角头高，表示运气特别好的意思。（《诙词典》）

无病无灾对任何人而言，自然都是好事。但一旦染病需要治疗，就绝对是坏事，尤其是在上海这么贵的城市——治个小感冒，一不留神都会花掉上百元的城市。

医生是商人

陈晓兰，上海一家医院的普通医生，因为10年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顽强斗争，而成为“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97年，在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地段医院理疗科工作的医师陈晓兰，开始举报假冒伪劣产品——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和配套的石英玻璃输液器。至今，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9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2007年，她举报黑心医院上海协和医院，最终该医院被查封。

2006年，她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出示了一张医药费用清单，这是一个临终病人住院3天产生的费用。死者张印月，2005年底因“感染性”休克被送到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抢救，不到3天（总共64个小时）死亡，费用总计：8645.62元。其中医护人员专业技能收费（诊疗费及护理费）58元，包括医生诊疗费34元，护理人员护理费24元；医械收费2827.16元；药品收费5591.46元；其他费用169元。

陈晓兰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对这份清单进行了剖析，以此揭示上海“看病贵”、“普通人看不起病”的原因：

首先是用药贵。5591.46元药品费用中，抗生素收费2510.72元；大输液749.88元；抢救药物191.06元；其他与抢救相关的药569.8元；与抢救无关的药品1570元。

在抢救中，医院总共用了5种抗生素：庆大霉素（0.38元/支）、亚胺培南（218元/支，用量7支）、盐酸万古霉素（180.4元/支，用量3支）、罗氏芬（118元/支，用量2支）、头孢他啶（103元/支，用量2支）。

陈晓兰说，同为抗生素，价格却有天壤之别。有经验的医生知道，对于一般性感染，抗生素使用并非越贵越好，许多感染用传统便宜的抗生素像庆大霉素、青霉素等可以治好。病历显示，在使用了多支价格不菲的抗生素之后，张印月的白血球数量不降反升，从最初被诊断为“感染性”休克的白血球指数1万，到死亡前8小时的白血球指数达2.3万，说明感染没有控制住。

导致用药费贵的原因，除了追求单价贵的药物之外，也存在滥用充数、提高费用总额的问题。清单显示，张印月总共输液1.9万多毫升，合计19公斤，几乎占到这位瘦小老人体重的一半，而大部分用药都通过输液方式进入他的体内。

陈晓兰说：“我早年做医生的时候，临床上有个用药规矩：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当时我们取笑业务水平不高的同事，往往用‘一瓶’来称呼，因为凡是病人过来，他总是给人吊一瓶输液。可是现在，医院里到处都是‘一瓶’！”

陈晓兰介绍，我国大输液产业近年来的用量以20%增长，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工业5大支柱产业中“生产能力利用率最高、发展最为稳定的一种”，而患者则是支撑这一产业的群体。陈晓兰说，病历显示张印月进医院时肾功能已经丧失，而治疗学要求，病人处在“少尿”状态时，应严格控制输液，但是病人居然被输了1.9万多毫升的液体！

另外，就是医疗器械费贵。在2827.16元的医疗器械费用中，化验费934元，检查费62元，摄片费80元，输氧费病室治疗费1095元，一次性医械及易耗医材费656.16元。

“在医疗器械费用中，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利润这一块。”陈晓兰特别强调，现在提到医院的运行机制，往往讲“以药养医”。事实上，在很多医院，以药养医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的情况是，以“疗”养医，以“查”养医。无论是“疗”还是“查”，都依靠医院内的各种医疗器械。她分析说，对比医疗器械费用和药品费用可以看出，尽管药品费用占到病人就医费用的大头，共计5591.46元，但由于药品在医院内只允许15%的利润率，所以利润总量只有838.72元。相反，医疗器械产生的费用，尽管表面上看只有2827.16元，但是按利润率80%计算，医院可获利2261.73元。

“由于医疗器械的种类多，有的用来检查，有的用来治疗，其价格和成本都不一样，利润也不尽一致，80%是我取的一个约数，并不算高，许多医疗器械产生的利润率，甚至可高达90%以上，因为我国的医疗器械没有淘汰机制，只要进入医院，坏了也照样可以赚钱，为了降低成本，医疗器械在医院‘带病工作’的情况很普遍。”陈晓兰说。

显然，在陈晓兰的剖析下，不难发现，医院已不单纯是治病疗伤的场所，更大程度上成了牟取私利和暴力的营业机构。医生不仅仅是医生，他还多了另一个身份：商人。

医生回扣最高一天2万元

虽然我们不清楚像南京医院爆出的“倒卖病人”的丑闻在上海是否存在，甚至是否普遍。但医生拿红包、吃回扣，在广大患者身边并不稀罕。上海人又是如此精明的一群，时常还能看到有孝心的儿子或女儿，在论坛发帖询问“老爸做一个1万元的手术，给医生多少红包比较合适”等类似的问题。

显然，医生拿红包、吃回扣，成了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对此，先后在多家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做过销售的赵国雄，心里自有一本清楚的帐。与陈晓兰相似，他也是上海医疗腐败黑幕的揭发者。

“没关系，你就直接写我的名字吧，这个行业太黑了，我有必要来说一说它的黑幕。”赵国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一点也不避讳自己的身份曝光，他说，“医生回扣高的时候，一天能够拿到2万元。”

根据业内估计，上海每年80余家医疗单位开展人工关节置换手术7000余例。这个数量相当于阑尾炎手术的数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工关节手术实际上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水平。

赵国雄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价目表，其中显示，同样的一个人工全髋关节，国产价格最便宜的只要7150元，而进口产品价格最高达到36923元。

事实上，按照业内行规，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人工关节，给每个主刀医生的回扣都在20％-30％之间，一般进口人工关节的回扣在5000元到9000元之间，而国产的只有2000元到4500元之间。由于两者价格相差悬殊，因此医生只认定进口产品，所以，上海大医院的骨科几乎都被进口产品垄断。

医生为了拿更多的回扣就使用更贵的医疗用品，相应的，患者要付出的医疗费用也就越高，所以看病不贵，才怪！

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间，赵国雄前往上海市28家公立医院，收集了430份医疗费用清单，对各病种的费用水平、住院费用构成、自费费用比例等进行分析，完成了一份试图回答“看病贵究竟有多贵，又贵在哪里”的医疗费用“田野调查”报告。

大多数病例（76%）的单次住院费用低于1.5万元，全部430例住院清单的平均费用为每例13809.26元，赵国雄觉得，这些数据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对于非患者来讲，他在消费支出的心理中，总是将医疗费用的准备金放到高限的水平。

比如，此次住院费用清单调查中，最高一例的住院费用超过26万元，这可能发生到任何一个家庭上，也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在储蓄的主观计划中，医疗费用准备金有可能倾向于向26万元的水平靠拢，而不是向1.5万元的水平去低就。如果储蓄水平仅仅高于1.5万元，一个家庭或一个个人对于医疗费用的预期可能是比较焦虑的，或许，只有当现金储蓄超过10万元之后，人们才会在进行其他消费时稍稍忘却医疗费用的阴影。

赵国雄在对其中43例自费比例最高的手术类费用进行分析后得出，整体费用结构是外科植入物占64%，高价外科械材占13%，其他项目占23%。由于其他项目（23%）主要涉及国家定价的手术费标准及通用的基本手术械材，还包括输血、麻醉、监护等手术类费用当中的辅助性费用，因此基本不具备费用弹性调整的空间。所以，外科植入物及高价外科械材成为最核心的高费用组，是住院医疗费用的主要项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