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案对伪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冲击，1月14日，因为事先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及时破案，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伪侦缉队长徐树铭均引咎辞职，暂由督察长阎家琦代行伪警察局长职务。
与此同时，抗团各项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大家充满热情，工作效率也很很高，没过多久，抗团的骨干培训班建立起来，就设在保定道崇仁里崇仁小学内。名义是补习学校，表面上由宋宝昆教英语，夏廼麟教语文，实际上由李如鹏主讲抗战形势、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讲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述枪支的构造及使用。赵汉业主要精力放在和孙大成一起筹建行动组上，有时也抽空过来讲讲特工常识。这些知识赵汉业以前只是跟着讲义粗略学习一遍，现在隔了好几个月了，手头也没有合适的教材。加上他从来没有在讲台上授课的经验，下面好多眼睛看着自己，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说话也有点结结巴巴，反而不如赵尔仁他们讲的好。好在学员并不计较，还是听得非常认真，赵汉业惭愧之余痛感自己决没有做教师的天赋。
在除了课堂上讲课外，培训班还制订了室外活动的计划，每天早上学员集合起来到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一大群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后来曾澈知道了这个事，连忙让李如鹏将室外训练停下来，说是这样很容易引起敌伪注意，危险性太大。
王案发生以来，抗团的规模扩大了很多，从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两三百人，成员也不再仅限于青年学生，很多商人学徒甚至伪警察都参加进来，于是又分别成立了****、工商联和警联。这段时间最忙的是管人事的李如鹏，既要管理培训班又要重组人事。
与此同时抗团行动组也建立起来。此时冯运修在北平，筹建行动组基本上是孙大成负责。他精心挑选了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分别是孙湘德、虞承芳、宋显勇、李泉霖和刘富川，加上赵汉业一共是七个人，联络点设在李泉霖家。共有毛瑟手枪四支、俗称“掌心雷”的袖珍手枪一把、炸弹少许，平时也藏在李泉霖家。与行动组平行的还有个技术组，也是模仿军统的设置，好像是专管纵火爆破，也有专人负责，但赵汉业没怎么见过他们。技术组还在黄家花园开了一家水电行，经营水暖电气设备，由向传纬的哥哥向传经来当经理。一来可以在里面存放实验用的药品，二来可以在保释被捕团员或者跟社会上有经济往来时当铺保。
除了赵汉业和孙大成外，其他人完全没有行动经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组员的训练，但行动经验是无法训练的，平时没机会动手，一动手就是真刀真枪的刺杀汉奸，总不能拿无辜的人来训练吧。这也是特工训练中共同的难题，大家都没有好办法，两人商议了好几天，还是一筹莫展。
第三天，孙大成来找赵汉业：“汉业兄，我倒有个主意，街上有不少混混，我们可以拿他们练习。”
赵汉业笑了：“亏你想的出来，不过这样不大好，混混虽然行为不端，总不能就把他们杀掉吧。”
孙大成道：“不是要杀掉他们，我们准备几根木棍，抓到这些人痛打一顿，一则为民除害伸张正义，二则大家练练胆量。大家都是学生，从来没跟人动过粗，如果不提前练练胆子，等到真正刺杀的时候怎么能不紧张？再说这些混混平时无恶不作，到处欺压良善，吃饭不给钱是常事，还祸害良家少女。还有一些纨绔子弟跟他们混在一起，现在国难当头，他们却成天在酒楼舞厅醉生梦死，等于是行尸走肉，不拿他们练拿谁练，我看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行动人员不受训练就去刺杀，失败的几率就要大得多，更严重一点还会把命丢掉。刺杀失败很多时候是由于行动人员紧张造成的，因此心理素质稳定是对一个行动人员最重要的要求。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赵汉业毕竟比他们年长几岁，考虑问题要周全一些，他对孙大成道：“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这事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万一因此被伪警察或巡捕抓去就划不来了。”
孙大成笑道：“这个倒不必担心，就算被抓去也只能算打架斗殴，冯运修和郑统万都有办法让我们出来。”
赵汉业道：“既然这样，就开始着手准备吧，需要我做什么吗？”
孙大成道：“棍子我来准备，你去通知他们，今晚到李泉霖家集合。”
孙大成当天晚上就把武器带来。一共七根栆木棍，两尺多长，异常结实，抡起来呜呜作响，打到人身上估计也很疼。
赵汉业赞道：“嗬！哪搞来的这么些宝贝啊？”
孙大成笑道：“城郊到处都是枣树，带把斧子随便砍。带回来时还是枝枝杈杈的，我又修了半天才弄好。”
不一会人来齐，下午赵汉业就已经把行动计划告诉他们，大家都显得很兴奋，一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
孙大成交代任务：“我们现在就出去，每人一根木棍，用报纸包好。李泉霖去寻找目标，我们在路口等着，找到了就上去干！”
一行人出发，除了赵汉业外个个身高体壮，看上去颇有声势。李泉霖家在英租界里，天津老百姓一般称其为“五大道”，因租界里有伦敦道、爱丁堡道、科伦坡道、香港道、新加坡道五条主干道而得名。七人来到一个路口停下，李泉霖去附近找目标，其他人站在人行道上等。偶尔有几个行人经过，看这架势也是远远避开了，弄得赵汉业仿佛觉得自己成了街头斗殴的流氓，实在有点好笑。
等了半个小时，大家都有点松懈下来，孙大成安慰道：“别急，很快就会有消息。”
一个租界警察拎着警棍走过来，看见一群人在路边站着，喝问道：“你们在这干什么？”
站在他旁边的刘富川非常紧张，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幸亏孙大成有点急智，走上前道：“我们是特别公署侦缉队的，在这里办案，请老兄不要阻挡。”
警察没有做声，转头走了。
本来日伪是无权在租界抓人的，就算有时租界当局迫于日本压力同意他们抓人，但日伪方面必须先通知巡捕房，由租界巡捕协同才能公开行动。所以日伪抓人一般采取密捕方式，只有对多个地点全面大搜查时才知会租界当局。密捕毕竟也是背着租界当局进行的，巡捕房如果发现应该予以制止，但今天这个巡捕显然不愿意多事，这些人看起来不善，现在又是半夜三更，谁也说不好会发生什么事，自己犯不着去惹他们。这是当时租界巡捕的普遍心态，对于重庆方面的人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的还持同情态度。据说技术组的祝宗梁以前骑自行车在电影院门口散传单，迎面遇到一个法租界警察，此人将头一扭装作没看见，祝宗梁骑着车继续一路撒去。抗日早期核心人物沈栋曾被英租界工部局逮捕，他到了狱中毫不畏惧，继续宣传抗日，一个叫马从云的巡捕居然被他打动，后来参加了抗团。
李泉霖从马路另一头快步走来，众人迎上去，只见他道：“伦敦道有两个，正在那闲逛，赶快过去！”
伦敦道离的倒不远，十来分钟就到了。路边人行道上果然有两个人影，手插在裤兜里在那慢慢的踱步，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绝想不到会在这里遭人算计。
孙大成有点不放心：“看准了吗？别伤了无辜的路人。”
李泉霖道：“不会有错，就是这一带的几个混混，经常看到他们去学校闹事。”
赵汉业又叮嘱道：“下手时注意点，别出了人命。”
孙大成道：“用报纸包着呢，打不死的。”
众人冲过去，赵汉业留在后面望风。
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两个混混急忙转身，一顿乱棍已经打过来。孙大成威猛异常，一棍就打中其中一人头顶，此人咕咚一头栽倒。另一个把头稍微一偏，正中右肩，疼的大喊一声，身上又挨了几棍，身子倒地。众人围过来一阵乱踢，混混在地上滚来滚去，嘴里不停叫骂：“介你妈哪来的二愣子，知道我是谁吗？哎呦！有种就打死爷爷，你姥姥的！”
天津卫的混混规矩很特别，抢地盘不动家伙，讲究“文打”。一方派人到对方挑战，挑战的方式就是去挨揍，挨打者不许还手，也不准出声呼痛，倘若忍不住口中喊疼，这人便算栽了，从此赶出锅伙，丧失当混混的资格。如果对方不敢下黑手打他，那么就算对方“尿”了，此处让出地盘。因此天津混混大多练就一身挨揍的本事。看来眼前这位混混也是此中高人，打了半天众人都累了，他犹在骂不绝口。
赵汉业跑过来道：“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
大家也甚觉无趣，孙大成一挥手，七人迅速撤离，只留下混混在地上翻来滚去。
接下来几天里，这种训练继续进行，赵汉业没有参与。后来听他们回来说，有一天在天祥市场的屋顶花园的书场里又遇到几个混混，好像是调戏买书的女学生，老板也不敢做声。他们几个冲上去就开打，久经街头斗殴的混混们居然不是对手，被孙大成他们胖揍一顿。后来有人报警，众人趁乱从后门逃走。
这样一来附近的混混收敛了很多，孙大成他们每次行动的时候都报上抗团的名号，混混们也不敢报复，只好躲起来。一来抗团在天津百姓中很有威望，二来抗团干的都是打打杀杀等凶险的事，日本人他们都不怕，自己哪里惹得起。
每周日下午是行动组的例会，会后各人散去。赵汉业与孙大成恰好同路，走到街上一个人拉住孙大成小声道：“请借一步说话。”
两人见他似无恶意，便跟了过来。
拐了几个弯三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口，孙大成不肯往前走了，对他道：“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那人四十多岁上下，白净面片，看起来很精干。他笑了笑道：“你们是好样的，干的是忠义救国的正事，全天津老少爷们都挑大拇指。但您老别拿我们兄弟当沙包练啊，我们又不是鬼子。”
孙大成反问他：“你是？”
此人答道：“鄙姓裴，单名一个远字。姜爷让我捎个话给孙爷，请诸位高抬贵手。以后如果有用得上洪帮的地方尽管开口，就是别再为难下边的小弟了。”
两人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这个姜爷本名姜般若，正是天津的洪帮首领，在本地颇有名气。说起此人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元年一度担任南开大学的校监，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北伐胜利后加入国民党，任天津市党部的联络员。后来不知何故斩断尘念遁入佛门，二十三年却又在南方加入洪帮，不久回天津设立洪门堂口，名为“太行山兴和堂”，现在管着大红桥码头一带，输往冀中的各种物资都要从这里运过去，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给游击队采购物资经过这里时，姜般若多次给他们放行。行动组第一次打的是寻常的市井无赖，在书店里打的却是洪帮的人。
孙大成不知他真实用意是什么，只好说道：“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姜爷的人，更不想跟姜爷作对。不过他们挨打一点都不冤，大白天的调戏女学生。”
裴远摆了摆手：“这事就算了，揍了算白揍，以后我们一定严加管束，就是请诸位以后不要没事就拿他们揍着玩了，另外姜爷还说，如果在袁文会那边遇到麻烦，可以去找他。”
袁文会则是天津青帮头子，属于“悟”字辈，跟杜月笙平级。平津沦陷后青帮各堂口被日本人笼络在一起，组成“安清道义总会”，袁任副会长，主要负责敌人水路运输战争物资的安全。虽然有不少青帮头子暗地里赞助反日活动，但袁本人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服务的，所以他也很荣幸的登上了曾澈的暗杀黑名单。在清代洪门和青帮势如水火，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洪门的“洪”就是取“汉失中土”之意。（繁体字的“汉”去掉“中”和“土”正好是“洪”字）而青帮原名安清帮，标榜“安清保清”，主要任务是为清廷护送军粮。两者的政治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洪门一向把青帮视为叛逆，曾杀了不少青帮的码头官，江湖中素来有“由青转洪，挂彩批红，由洪转青，剥皮抽筋”的说法。辛亥革命之后，造成两者分歧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相互之间界限就不那么分明了，很多人都是身跨两帮。青帮已失去了效忠的对象，洪门也慢慢失去了忠义传统和政治色彩，沦为与青帮一样的江湖帮派，为忠为奸，完全看龙头老大的个人品格，上海青帮的杜月笙就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洪帮也有向日本人效忠的。但现在在天津，两帮政治立场恰好与两百年前不谋而合，仿佛历史的重演。
他的语气看起来很诚恳，二人非常感激，连声道谢。
裴远道：“以后有事可以到大红桥码头的兴元商行找我。”
言讫与两人告辞。
一个月过去了，行动组规模一再扩大，原因是很多新加入的成员强烈要求参加刺杀行动，甚至有的干脆就冲着行动组来的，抗团一共有好几百人，现有的行动人员比起来确实有点少了，李如鹏便和孙大成挑选了一批人补充进行动组。新加入成员又面临一个训练的问题，打混混的计划已经停止下来。毕竟人家已经发话了：我们支持你们抗日，也会把手下管好不去做坏事，此时再去打他们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专门对付青帮也行不通，你总不能打人之前先问问是不是青帮的吧，那样就成专门跟青帮作对了，青帮在天津的势力极大，惹了他们非同小可。
孙大成总是能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办法，这次他把新成员分成十来个小组，每组两人，晚上出去偷汽车捐牌。所谓捐牌就是纳税凭证，挂上捐牌就表示车主已经完税了。这种行为固然是有点扰民，但在沦陷区有资格坐汽车的大多数非敌即伪，给他们制造一点点小麻烦倒也不是坏事。一次下来居然偷了四五十枚，在墙角堆了一大摞，估计伪警察看到这个会气个半死。
后来风声稍微松了一点，李如鹏和孙大成商议了一下，打算有所行动。这次是对日商经营的中原公司下手，中原公司是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除了欧美的少数高档奢侈品外，所销售的绝大部分是日货。参加者是行动组和技术组部分人员，再加上几个女生共二十个人。两人策划了一个方案，将其中十四人分为七组，每组携带燃烧弹一枚，在事先指定的地点同一时间放置，放置完毕后向李如鹏报到。全部人员到齐后，再派人通知楼顶上的几个人，开始向下撒传单，传单上除了宣传口号外，还留下抗团的落款。燃烧弹是技术组自制的，引燃方式是延时起燃，起燃药是放黄磷的二硫化碳溶液，后者极易挥发，二硫化碳挥发后黄磷在空气中就会自燃，引起燃烧弹爆炸。燃烧弹则是放进软胶鞋盒里做掩护，组员将鞋盒放在易燃物旁边，再将起爆药装好。很快各组都放置好，到预定地点向李如鹏报到，李又派人通知楼顶。不一会商场里乱做一团，很多顾客向外面跑去，大家也混在人流里撤离现场。到了外面，传单从楼顶上如雪片般散落下来。楼顶上几个人也趁乱跑了出来，大家集合在一处。
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中原公司也没烧起来。原来这栋楼是钢筋水泥建筑，而且又先进的消防设备，几处烧起来的火被迅速扑灭。后来有人进去查看，还有两处没有起火。
行动之后，参与人员召开了一个检讨会，大家认定两处没有起火是技术组制造上存在问题，由技术组长祝宗梁负责。惩罚措施是罚站一个小时，由孙若愚监督执行。这是抗团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虽然没有写成条文但执行起来很严格。另外开会迟到也要罚站，迟到几分钟就罚站几分钟，甚至连曾澈也因迟到被罚站过。
这段时间干的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并无对敌人造成多少损失，大家都想再干一次刺杀行动，只是目标尚未选定。孙大成与赵汉业住的很近，两人经常走动。只是两人性格差别较大，孙大成人如其名，属于那种大刀阔斧的性格，缺少了几分稳重，平时在一起也是谈工作居多。
赵汉业坐在桌前正在沉思，孙大成“砰”撞开门闯了进来，将一份报纸往桌上一仍：“汉业你看看！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了！”
赵汉业看去，原来是当天的《庸报》，笑道：“这上面能说什么好话，你又不是不知道。”
孙大成将报纸又拿起来：“我念一段给你听听。《东亚和平之先声》，于孟森。近闻渝方某要人出川东行，或将与日方共商和平之计，对********之政治，亦将有所安排，吾等北方士林闻之欣然，无不乐观其成，东亚之和平，自此可造也。古之争战，不外战、和、亡三途。观今日之渝方，战而不能胜，屡败而拒和。似此无视现实，实非堂堂君子之所为。战事迄今已近两载，创巨痛深，黎民涂炭，惨状种种，实不忍睹。至今不能实现和平者，渝方少数高层所致也，实乃东亚之祸源。日方素不以亡我国为念，屈堂堂强国之尊，数请和谈，由我自组政府，其意可谓诚矣。而渝方顽梗愚鲁，闭目塞听，其果欲置我于亡国之地乎？误国甚矣！今日之势，战必亡国，非和不能救中国。某君真爱国者也，忍辱含诟，舍一己之虚名，谋万民之生存，高节丰仪，天下景仰，今临沪上，吾虽身不能至……剩下都是马屁了，我实在读不下去了。我们反而成‘东亚之祸源’了，还有没有天理了！你这个讲和不就是等于亡国吗？挂不挂伪政府的招牌还不都一样！前面说汪逆含辱忍诟，后面又说天下景仰，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说罢一把将报纸撕碎，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赵汉业很平静：“这种鬼话连黄包车夫都骗不了，大成兄何必介意。南方有人登台唱戏，北方肯定要有人敲锣应场，日本人在背后操纵而已。不过文笔倒还不错，实在是可惜了。”
孙大成道：“这种人已经丧心病狂了，不除他实在没有天理！”
赵汉业笑了：“我就猜到你还有别的意思，不是光拿给我看一下那么简单，不过此人并不在名单内。”
孙大成道：“那是，他再颠倒黑白，我横不能跑到报社跟他辩论，抗团自有抗团办法。不在名单上就不能杀了？新冒出来的汉奸怎么办？这种人不除掉，还叫什么杀奸团。我丑话说在前头，不管上面允不允许，这人我杀定了！”
赵汉业道：“必须要向上面请示，这是基本纪律！”
孙大成不做声了，显得有点不悦。
赵汉业看气氛有点紧张，语气缓和了一些：“我比你还想除掉他，但行动工作是有程序的，这件事我想上面一定会批准的。”
军统所属各外勤单位如果要对某人进行制裁，必须先向重庆局本部请示，获准后方可执行。这种规定是为了防止滥杀，但电报一来一回有时难免贻误时机，有利也有弊。
这次回复的很快，重庆第二天就发来电报批准此事，覆电正文也很简单：“来电所请照准。”大概因为这是个小人物吧，不会有所牵扯，无须仔细考虑，很快就做了决定。
当晚行动组就开会商议具体方案。王案之后抗团一直没有刺杀行动，现在有了新任务大家都很兴奋，尤其是新组员个个踊跃报名。可是名额有限，大家互不相让，后来竟然争吵起来。
孙大成高声喊道：“大家不要吵了，这次制裁于某老组员一概不上，新组员抽签决定，这样公平了吧？”
大家不说话了，行动组一直为新手无法训练而发愁，这次的制裁对象目标小，难度低，正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确实应该让新组员来干。
大家开始抽签，李国才和丁公浦被选中，二人喜形于色，其他人则一脸失望。
赵汉业道：“光两个人恐怕不行，还得派一组人接应。一则在后面掩护，再则万一不中可以冲上去补射。”
孙大成道：“就从老组员里挑两个去。”
经商议决定由孙大成和宋显勇负责接应。
次日，负责勘察于孟森行踪的孙湘德前来报告，说目标每天乘黄包车上下班，时间分别是早上九点和下午五点左右，路线是从报社出来沿杜总领事路出法租界，再到特三区（前俄租界）的六纬路，路边有一条小巷，其住宅就在巷中。于孟森每天早上坐车从这里出来。于宅终日大门紧闭，一时间找不到机会进去，里面情况不明。
孙大成和赵汉业对行动细节做了仔细研究，决定在巷口伏击。由孙湘德负责指认目标，配自行车一辆，等于某出现后迅速通知巷口埋伏的组员。黄包车在拐弯的时候速度会慢下来，这时李国才两人冲上去实施制裁，得手后沿六纬路撤回法租界。当天下午全体参与人员去现场熟悉地形，次日上午开始行动。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各组已全部就位。
八点四十，两人伸进怀里将保险打开，紧紧盯着巷口。
九点半，目标仍然没出现。
又等了三个多小时，于某还是没有来，难道情报有误？
孙大成来到巷口：“看来上午等不到了，估计是提前走了，下午他一定还会经过这里。”
丁公浦问道：“现在怎么办？继续等吗？”
孙大成道：“先到附近吃点东西，不能一直在这守着，别人看到必然怀疑。”
下午三点，孙大成担心再错过时间，带大家回到原处。
李国才和丁公浦在巷口附近来回的溜达，孙湘德在不远处一家旧书摊上看书，自行车停在旁边，这个位置非常好，只要于某的黄包车一上六纬路就能看到。孙大成和宋显勇坐在马路对面一家俄式咖啡馆里，对面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五点多，天色开始渐渐暗下来。六纬路是主干道，路上行人不少，时常有汽车经过。
李国才和丁公浦正等得焦急，见孙湘德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两人忙迎上去。
孙湘德握闸停下，跨在车上小声对二人道：“来了，穿蓝色长衫的就是。”说罢紧蹬几步向前驶去。
说话间西边来了一辆黄包车，车夫摇着车铃示意行人闪避。两人看去，车上乘客穿着一件蓝布长衫，身材削瘦，脸看不清楚。
两人闪到一边，让他过去。黄包车拐进巷口时放慢速度，两人拔出枪冲了上去。车上乘客转头看见，大叫一声：“妈呀”，忙趴倒在座位上。李国才跟在车后一枪打去，正在拉车的车夫应声而倒，黄包车停下，失去平衡掀翻在地。车上乘客从地上爬起来，没命的向巷子逃去，嘴里高喊：“救命啊！救命啊！”两边的门纷纷关上。
两人向巷子里追去。于孟森跑到家门口，一边高喊一边拼命砸门，声音都变了。丁公浦朝他又开了一枪，还是没有打中。好在里面识出声音，门很快开了，于孟森连滚带爬的钻了进去。
两人奔回巷口察看车夫伤势。车夫趴在地上，后背中了一枪，身下流了一大滩血。探了探鼻息，已经气绝。两人懵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孙大成见状也跑了过来，看见二人在那里还没走，急道：“怎么还不走？想留在这里等警察抓吗？”
两人方才醒悟过来，将武器收好，跟着孙大成向西边跑去
当晚行动组开了一次紧急检讨会，肇事者李国才低着头一声不吭，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将他开除出行动组。有人提出应该拿出一笔钱给死者家属做抚恤金，大家一致支持。
赵汉业道：“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死者是谁，更不知道他家里都有什么人，想给钱也是不知到哪里去给。我看不如等报纸上登了之后再循线索去找。”
等了好几天，报纸上没有任何有关消息。可能是于孟森对此事秘而不宣，无人知道他被刺。死者只是一名普遍的黄包车夫，自然不会引起报纸的关注。这个星期天的例会上大家又提起此事，赵汉业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找洪帮试试看，他们耳目众多，消息比我们要灵通多了。就是不知他们是非愿意帮忙，上次虽然说了有困难可以去找他们，但也许只是客气话而已。”
孙大成道：“我看行得通，实在没别的别的办法了，总不能去伪警察局查吧，那不是自投罗网吗？那个裴远我看挺诚恳的，而且堂堂洪帮老大怎么会说话不算数？”
赵汉业道：“既然这样，我们就速派人去跟他们联络一下。”
孙大成道：“还是你去最合适，只有我俩见过裴远，你比我稳重一些，去了效果更好。”
大红桥码头位于子牙河下游与运河交汇处，这里最早有一座木制拱桥，1888年改建铁桥，全长四十米，桥身如彩虹，坡度很陡，桥两头看不到对面的人，故得名“虹桥”。后来因为年久失修，民国十三年被洪水冲塌，在原址建起一座浮桥以维持交通。民国二十五年，天津特别市政府在老虹桥以西又建起一座开启式铁桥，其中一段桥面可以像电梯一样升降，目的是为了桥下船舶方便通过，就是现在的“大红桥”，乃民间“虹桥”之同音讹误，后来“红桥”就成了正式名称。大红桥码头是各种物资由天津运往冀中的主要中转站，码头上商铺脚行云集，多有洪帮背景。
兴元商行就在码头旁边，主营各种纺织品，包括棉花、棉纱、坯布、印花布等。经理裴远本是私塾出身，后东渡日本求学，回天津经商为业，不久拜入姜般若门下。因其见多识广，足智多谋，深得姜般若的赏识，在帮中实际充当军师兼二当家的角色。上次由他去向抗团传话，也足见洪帮对抗团的重视。
看见赵汉业进门他忙迎了上去，请进后屋客厅坐下，并招呼佣人上茶。赵汉业扼要说明了来意。
裴远道：“这好比是博浪一击却误中副车，实在令人惋惜。你们能想到要抚恤枉死者家属也算难得了，我们理应效劳，这对洪帮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赵汉业连声道谢。
裴远道：“一有消息我就派人通知你，到时去哪找你？”
赵汉业问道：“三天时间能不能打听出来？”
裴远笑道：“连一天就用不着，各车行老板我都熟悉，一问便知。”
赵汉业道：“那我明天再来一趟。”
裴远知他是不愿暴露地址，这是秘密工作基本原则，到处乱留地址那还得了。其实他也有存心试探的意思，想看看这个小伙子够不够机警。
次日一早，赵汉业再次登门，手里拎着两盒桂顺斋点心。
裴远看见他手中点心，笑道：“赵老弟也学会讲江湖规矩了？”
赵汉业诚恳的道：“这不是拜码头上供，按照江湖规矩这点东西也拿不出手。姜爷裴爷不止一次帮过我们的忙，这是我发自内心感谢两位的。东西虽轻，但表示我们心里记着两位这份人情。”
裴远一时颇受感动，忙招呼他落座，说道“说起来我们姜爷跟重庆方面也有颇深的渊源，只是后来厌倦政治便退了下来。昨天老弟所托之事已经办妥，你要找的人叫王来顺，是中合记车行的人，住在南开洼一带。出了这种事车行不肯负责，家里还有一个老婆带着两个孩子，也没有亲朋给他们做主，她一个女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怜哪。那地方估计不好找，回头我派人带你过去。”
赵汉业道：“这事我们负责，来时我已把钱带在身上，现在就请裴爷派人带我过去。”
裴远叹道：“以往发生这样的事都是不了了之，亲属也无处求告，一介草民死了就死了，谁也不会认真查案，你们能主动找上门就很不错了。”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个蓝布袋，递给赵汉业：“姜爷看你们宅心仁厚也很感动，这五十块大洋是他的一点心意，你也一并交给死者亲属吧。”
赵汉业忙推辞：“这我绝不能要，我们造成的责任理应由我们来负，两位能帮忙汉业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哪能再让姜爷出钱。”
裴远笑道：“不要推了，这是姜爷一片美意，也谈不上支持你们抗日，算是对孤儿寡母的体恤吧。”
南开洼是天津最大贫民区之一，原本是老城南一处低洼地，民国六年水灾之后，慈善机构在这里建了大量窝棚安置灾民，在此基础上慢慢发展，形成天津最早的贫民聚居区。这里与租界只有一路之隔，路两边却是天差地别。路这边到处是随意搭建的简易住房，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可言，只有几片住宅之间自然形成的的窄巷，相互纵横交错着。有的巷口还竖起几根破旧的木头电线杆，上面挂着比蜘蛛网还乱的电线。巷子里的路坑坑洼洼，地上摆着几块沾满泥的青砖，想必是雨天积水时用来通行的。住在这里的居民通常从事城市最底层的行业：拉黄包车、在码头上“扛大个”、经营小本生意、在戏园做茶役，有的甚至靠捡垃圾，乞讨为生；小孩则去捡煤核儿、打小空（参加婚丧仪仗），女人在家里纺麻绳，就算这样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工作。民国十七年南京政府接管天津后，曾有个“贫民工厂”的计划，即用征来的“乞丐捐”开办工厂，解决城市贫民的就业问题。但贫民工厂能吸纳的劳动力毕竟很有限，天津城市贫民有好几十万，无异杯水车薪，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沦陷后，日伪当局根本没有改善这里生活条件的打算，反而拼命搜刮各种物资为前线日军服务，连市中心里的居民都苦不堪言，不过对于这里的人倒没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已经穷的无可搜刮了。
两人问了好久才找到王来顺家。破旧的木门是虚掩着的，赵汉业推门进去。院里很小，四下堆着一些杂物。院里有个小男孩正蹲那玩，看见两个陌生大人进了院子，小男孩有点怕生，飞快向屋里跑去，一边向他妈妈报信：“妈妈，妈妈，又来了两个人。”
两人跟了进去。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炉子前面，左手抱着个哭泣的婴孩，另一只手使劲扇着扇子，看来是在煎什么东西。
见有人进来，年轻女人将婴孩放在旁边摇篮里，站起问道：“你们找谁？”
小男孩躲在妈妈身后，探出头警惕的看着两人。
赵汉业犹豫了一下道：“我们是王来顺的朋友，这次来……”
年轻女人对小男孩说：“去院子里玩一会。”
小男孩听话的跑了出去。
女人哭道：“又是來要债的吧，来顺才死多长时间，你们就一个接着一个来了。你看这屋里还有什么值钱的就拿走吧，还不够把我们娘仨拉去卖了也行。”
赵汉业不知怎么开口，实在没勇气当面跟她说自己是为什么而来，她丈夫又是怎么死的。
女人越说越激愤，大概这些天她确实尝尽了世态炎凉，说到后来竟然把两人往外赶。赵汉业站立不住，被推出门外。
洪帮带路的人气道：“走吧，这个女人不可理喻，这是她自己把我们推出来的。”
赵汉业一时也不知怎么办。那个小男孩还在院子里玩，这些天或许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风波，完全不知道大人为什么又是哭又是吵的，每到这种时候他就躲到院子的一角，一个人在这里玩。赵汉业向他走去，小男孩举起手里的木盒子对他说：“我的盒子坏了”。这是一个垃圾堆里捡出来的破烂，大概是他仅有的玩具。
赵汉业蹲下来摸摸他的头：“不要紧，下次给你买个新的。”
小男孩笑了。
赵汉业又问他：“你见过元宝吗？”
小男孩点了点头：“见过，外面垃圾堆里就有。”
赵汉业将三千元法币塞进蓝布袋里，递给小男孩：“这里面就是元宝，现在都是你的了，赶快拿给你妈妈去。”
小男孩高兴极了，提着袋子向屋里跑去：“妈妈，快来帮我拿元宝，哎呦，提不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