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汉业正在住处休息，外面有人敲门，他从窗户看出去，李如鹏站在外面，忙把门打开。李如鹏进来也不坐下，问赵汉业道：“现在有没有事？”
赵汉业道：“没事，怎么了？”
李如鹏道：“沈栋回来了，一块去看看吧。你还没见过他吧，正好也认识一下。”
赵汉业一惊：“他不是给英国人抓走了吗？”
李如鹏笑道：“抓走也有办法跑回来。”
祝宗梁家非常热闹，一听说沈栋回来了，大家都来看他。赵汉业与李如鹏进屋，看见大家围坐在一起，中间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带着眼镜，显得斯斯文文，大概他就是沈栋吧。
李如鹏给他俩相互介绍：“这位就是沈栋，抗团刚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带头的。这位是赵汉业，复旦大学的学生，沪战时跟日军打过巷战，后来又在临训班受过训，现在来天津工作，算是我们的前辈。”
赵汉业谦虚道：“什么前辈不前辈的，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沈栋忙忙起身欢迎，两人握手。
寒暄毕大家就坐，有人问沈栋：“以前可没听说被关进去还能自己跑出来的，你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看，说不定我们哪天也用得上。”
众人大笑。
沈栋也笑道：“估计不太行，这招只能用一次，再用就不灵了。”
祝宗梁打趣道：“是不是在里面拜了哪个江洋大盗为师，学会了刨墙根挖地洞的本事？”
沈栋笑道：“哈哈，如果真遇到这种事早就出来了。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可能算我运气好吧。进去后我就坦白承认自己是从事抗日活动的，对我这样的身份英国人不好处理，光参加抗日组织是不能作为判刑依据的，但又不能放出来，所以就一直把我关着。我父亲曾多次想办法保释，他们却一直不答应。如果一开始我就不承认身份，家里花点钱也许还能把我弄出来，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在里面关了快一年，没有别的事做，每天学学英文，其余时间就在出去放风时锻炼身体。操场上有个双杠非常高，而且离墙很近，我观察了很多天，觉得可以从这里出去。那天放风的时候我又来练双杠，看旁边没人就在双杠上站起来，往墙上一跳，人就上去了，再一翻身这不就出来了吗。”
大家恍然大悟。
沈栋道：“你说这招再用还灵吗？英国人肯定早把那个双杠给拆掉了。”
众人哈哈大笑。
有人问道：“这样就能跑掉了？？英国人不出来追你吗？”
沈栋道：“嗨，你不知道，他们看得一点都不严。我跳出来后根本没人追过来，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发现的。我当时不敢到处跑，打算先去沈元寿家躲几天。那时候沈元寿已经被他父母押上火车送到后方了，好像是不想让他参加抗团。他父母也认识我，还是把我藏了起来。后来我又去了北平，在火车上觉得有点闷，就出来转转，看见车厢交接处站着一个日本军官，（当时两节车厢之间没有封闭，上楼梯的地方是在车外）两手扶着栏杆正在向外张望，当时旁边没有别人，我就从后面向他猛踹了一脚，这个鬼子大叫一声摔了下去，车开的很快，估计不跌死他也得摔成重伤。”
听到这里大家一起拍手叫好，大呼过瘾。
袁汉俊问道：“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是否还留在天津？”
沈栋道：“在天津我已经无法活动了，暂时打算去北平，这次回来是看看各位。”
程案在全国引起轰动，伪天津特别公署代理市长温世珍致函英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英国领事下令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方在限定的期日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在最短期间切实改善治安状况，并提出“天津公署警察局”官警随时可进入英租界，与工部局警方共同搜查凶手的要求。同时日本占领军一方也私下说服英租界当局。表示日本宪兵队愿意提供帮助，双方共同搜索暗杀案犯。于是11日英租界方面以书面同意接受日本“协力”，与日本方面共同搜捕暗杀案犯。英国天津总领事12日在回答伪天津市特别公署照会中也表示：接受日本方面协力，努力缉拿、引渡案犯。
15日英租界工部局与日本宪兵队在租界内展开第一次协力大搜查，抗团成员事先接内线通知，将文件武器全部转移，人全部藏匿起来。这种毫无线索的拉网式搜查，只是对租界内住户展开相对较为全面的清查，如果遇有可疑人员便进行盘问。这种方式仍有遗漏的地方，声势大效果却不佳，只要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并不难应付，一天下来敌人一无所获。17日敌人又进行第二次大搜查，结果捕得一名持毛瑟手枪的名叫王文科的中国人，经审问得知其是八路军系统人员。4月22日是第三次大搜查，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警察根据外籍人士检举逮捕了四名中国男性嫌犯，扣押在租界警察局，日本军方对租界工部局警方的合作态度表示非常欣赏。天津英国领事索性更进一步，在英国大使卡尔不在的情况下(4月19日英大使卡尔抵重庆，25日卡尔在重庆发表谈话，否认与日调和之事，反对天津领事的做法)，擅自同意将四名嫌疑犯暂时借给日本宪兵队审问。
开始英国人提醒日方四名嫌犯必须在24小时内送回租界工部局，后在日本宪兵队的固执要求下，英国人同意给五天时间审问，即在30日送还。嫌犯解到后日本宪兵队立即提审，使出各种刑罚，终于得到四人的口供。
据日方交给英方的口供，四名嫌犯分别叫蓝向隆、蓝隆、李德祥、沈向金，其中二蓝籍贯在河北玉田，李沈籍贯在河北宝坻，四人同住英租界五十六号路益世里六十八号，均系蓝衣社成员。蓝向隆供称，刺程一案乃其所为，同案尚有李德祥、白桐春、李志忠、张富等四人。且去年王竹林被刺及去年五月在法界国泰电影院、特一区光陆电影院爆炸案包括去年四月王克敏被刺，全部都是王文及蓝组长等同志所为。
李如鹏通过工部局内线将这份口供抄录过来，大家看得非常纳闷。这份口供漏洞百出，与事实大相径庭，这些名字一看就是化名，中国哪有那么多姓蓝的。这几个所谓的嫌犯是什么人，为什么把这些案子都揽到自己身上，莫非是天津站行动组的？有人问赵汉业，赵汉业摊了摊手，表示不清楚。天津站他只认识曾澈和王文等几个人，抵津后天津站一直没有行动，他事实上都在抗团这边活动，在天津站行动组几乎只是挂个名。袁汉俊说不如去问问曾澈，后在曾澈处证实，此四人确实是天津站行动组组员，在22日大搜查中失慎被捕，身份已经暴露，之所以大概是觉得反正也活不了了，不如把几个案子都揽到自己身上，现在国府正在努力营救四人。
没过几天，更令大家称奇的事发生了。4月28日，日本宪兵队乘一辆汽车，突然闯入英、法租界内进行搜查，在英租界求志里、法租界天增里带走了三名青年。日方声称这三个人就是刺杀王竹林的凶手，后来将他们拘押在天津日本宪兵队总部。随后伪警察局对外宣布，刺杀王竹林一案已告破，凶手不日即行正法。
这次曾澈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抗团和天津站都没再报上来有人失踪，难道被捕的是中统或者共产党方面的人？因中统军统两大情报机关向无联系，他们与共产党更是从不打交道，根本无从询问。或许只是一般老百姓，但日伪方面言之凿凿，而且这种大案也没有随便抓人来顶数的道理。
关于程案的调查仍在继续进行。天津日本宪兵队判定蓝向隆等人为程案关联犯人，4月30日早上，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大田清一等日伪警探，带以上蓝向隆等四名嫌犯，在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陪同见证下，到大光明影院进行现场勘查检证。现场勘查参与人员有：宪兵队上条曹长、特高课长大田清一、高桥少尉，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格林斯来特督察长、英领事馆哈巴德领事及日本天津领事馆田中领事、渡边翻泽，还有伪警察官数人。勘察小组根据嫌犯口供，在案发现场对枪击位置、逃走经路等事项进行勘查考证，也对4月20日东马路附近刺杀日本宪兵未遂一案进行勘查。
日英双方经过现场勘查，确定了调查结果，再次确定蓝等四人为程案关联犯人。此时与英国人商定的审讯期限已到，大田清一认为证据确凿，引渡毫无问题，便自信地将四人送还英租界警方。次日，日本宪兵队式向英方要求引渡嫌犯，只等着租界工部局将四人解来。不料本案随后发生重大变故，四人回到英界工部局警务处后全部翻供，拒不承认自己参与政治暗杀，并声称在日本宪兵队关押期间遭受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
日伪方面再次要求英方引渡案犯，但这次英国人采取了不协作态度，以供词中有数点虚伪、证据不充分为由，拒绝引渡四人。日方辩称：四人都供认不讳，而且调查组对案情也做了勘查检证，日英双方都有人在现场并予以认可，英方不可失信。租界当局仍称供词中有虚伪部分，不能作为证据，因此不能引渡。并强调大使不在，诸问题不能解决等等。这次英国人又施展出其特有的老练、圆滑的外交术来，与日本人的狡诈诡谲正好棋逢对手。
原来此时国民政府已就地下人员引渡问题向英国施压，加上英美与日本关系也渐行恶化，卡尔大使电令天津租界在引渡问题上对日毫不妥协，因此天津英租界当局对日采取了对抗政策。
5月6日，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第二十七师团长)对外宣称：“英法租界是抗日恐怖分子和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并警告“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5月8日伪天津市政府再发照会要求英方引渡4人。但英租界方面仍坚称犯罪证据不足不能引渡。
北支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愤于英国的立场，决定采取对英租界封锁的强硬手段。5月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代重德赴英国驻津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杰佛逊提交通牒。限英方于6月7日12点前引渡犯人，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适当的行动。伪市长温世珍也在6月1日致函英国驻津总领事馆，提出引渡“凶犯”和取缔英租界内“不法电台广播”等要求。
6月6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外交大臣转交******的亲笔信，信中要求英方不要交出嫌疑犯，承诺以后不会在英租界内发生类似事件。在英国国内，各方也声明不能屈服日本的威压行为，对日本的要求不能妥协等等。为此，在东京的英国大使克莱琪对日本有田外务大臣提出照会，强调在无确凿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引渡四人，有损英国传统的正义感立场。
6月6日晚，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杰佛逊向天津日本领事馆田代总领事表示：如提出新的证据，英国可以再考虑处理解决方法。如现在将犯罪证据不足的人引渡给贵方，如被处极刑，有损英国正义观念立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本国政府拒绝日本引渡要求。
6月7日，天津伪市政府重申以前训令：“限两日内市属各机关职员一律迁出英、法租界。”
6月10日东京英国大使克莱琪访日本有田外务大臣，言：“因犯人否认自白供述，处理事件的正当方法是提供新的证据。本政府对日本来的威吓恐吓绝对不会妥协。”在此同时，日军在天津组织了“反英大游行”示威活动，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日本右翼团体的反英示威游行。
6月12日午前，日本内阁机关的兴亚院表明“以坚决的态度解决天津租界问题”，以示日本将以强硬手段来解决事件。天津领事馆田代总领事午后发出“有田外务大臣第三四七号电”，通知外务省：12日当地驻屯军本间部队决定于14日午前进行检阅，同时彻底封锁英法租界。
程案相关人员的引渡已上升为英日两国政府之间的面子问题，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也积极参与营救被押人员。六月初，重庆拍来电报，令参与刺程的全体人员前往重庆一行，具体作何打算尚不得而知。因学期即将结束，大家都说不如等放了暑假再去，行期暂时延宕下来。
天津局势进一步恶化，6月13日早上，日本占领军以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名义，终于发表了封锁英租界的声明和布告。声明中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我们的英雄的兵士，及税关监督被暗杀，说明租界是庇护犯人的犯罪温床。为了确保我方的安全。在14日6点前对不引渡犯人的场合，即英法租界实行全面封锁。此举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政府当局改变援蒋态度，杜绝在金融、经济、思想上对新临时政府的扰乱政策。英租界当局有必要认识华北的新形势，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封锁英法租界可能给第三国者带来不便，但这也是我方最小限度的行动”等等。伪天津市署随即贴出布告：全市居民不得轻率出人英法租界。
13日午前，英国政府照会日本驻英大使重光：“如有新的证据，英国可重新考虑处理解决事件方法，请日本政府下令取消14日对英天津租界的封锁。”是夜英国方面向日方提议，选定英日及第三国中立国人员组成法院委员会来共同审判裁决四人。日本方面以审判权限在于中国新临时政府为由，否决了英方提案。
6月14日午前6时，日本占领军开始行动，在租界外围的七条道路的路口设立关卡，任何往来人员都必须接受盘问和检查；自万国桥(法租界内)起到白河下游一带水面实行封锁，船舶须持许可证方可通行；在七经路(铁道线方向特一区)、六纬路(特三区向万国桥方向)等管区增设监视点。
第二天(15日)，在英国竞马场道检问口，出现英界驻军的抗议行动，全副武装的英兵架起机枪并高声呐喊，双方呈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日军随即调来坦克助威，对峙四个小时后，英兵无奈地撤去。其后在检查出入行人时，日军气焰愈加嚣张，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英国人加以羞辱，不论男女都要接受几近裸体的脱衣搜查。
七月初，祝宗梁一行数人买票登程，打算先乘船至港，再从那里转道赴渝。其中孙慧书家中有事不能离开留了下来，而沈栋因在本地不能立足便加入同行。临行前，曾澈预支了一大笔旅费，并叮嘱祝宗梁，到了重庆将整个费用算一下，用多少报多少。出海后恰好遇到台风，轮船上下颠簸，五人把苦胆都吐出来了。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又是巨浪滔天，风云色变，海峡两边都是失陷的国土，险恶的局势恰如这狂暴的怒涛。在海上苦受了几天好不容易才捱到香港，好在码头有人来接船，将五人用车载到定好的旅馆，当晚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宴请众人，饭菜很丰盛，但大家在船上都被颠的七荤八素，刚下船根本没什么胃口，草草吃完早回旅馆休息。
次日五人乘飞机转赴重庆，下机后即被转到海关巷一号，戴笠在这里亲自接待众人。戴笠先对众人勉励一番，随后道出召他们前来的目的。原来局本部打算让祝宗梁袁汉俊二人去香港自首，目的是为了营救在天津被关押四名同志。日本人现在一口咬定四人就是刺程凶手，坚持向英租界要求引渡。如果这时真正的刺客出来自首，日本人自然没有理由再要求引渡天津的四位同志了。他已与王宠惠（民国著名法学专家，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仔细研究过案情，如果去自首绝不会有什么大碍，最多被送到英国，无论到哪局本部都会想办法营救，只要不在日本人手里都会有办法。还说此去不要暴露来过重庆。为了两人家属的安全，会设法把他们的父母都接来重庆。最后戴笠说这件事绝不强迫，完全尊重二人意愿。祝宗梁心道人都被你叫到重庆来了，再说不干好像也不大可能，不如索性痛快答应下来。刘友深倒是无所谓，天不怕地不怕的，也毫不犹豫的就应允了。去香港自首有很多手续要办，两人可能还要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其他三人如果愿意留在重庆局本部会安排其在当地工作。当晚众人在马鞍山招待所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