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新年刚过，重庆局本部就将奖金汇了过来，蒋安华将其中五千元拿出来发给赵汉业，赵汉业又带着这笔钱来到张一恒住处。
一见到张一恒赵汉业就说道：“一恒，我对不住你啊。”
张一恒很是纳闷：“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我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赵汉业道：“马河图那件事上面以为是我一个人干的，奖金全部发给了我。我又给蒋队长作了说明，他指示我把奖金分给你一半。”
张一恒道：“那不就结了，不还是一样吗？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我呢？”
赵汉业道：“我打算把奖金都给你。”
张一恒笑道：“好啊好啊，你在我这蹭了不少顿饭，也该有所表示了。”
赵汉业认真地说道：“不是的，一恒，我还被提了副队长。事先实在没料到奖励的问题。”
张一恒不说话了，过了一会笑道：“如果是别人，我肯定要跟他争上一争。但你是我的好兄弟，所以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赵汉业道：“我问了，任命已经决定，改不掉了。”
张一恒笑道：“你个傻蛋，这事怎么让呢？”旋即想起来：“对了，你现在已经是队副了，以后还不能叫你傻蛋呢。”
赵汉业也乐了，当胸捶了他一拳，两个男人哈哈大笑起来。
赵汉业从身上取出一大叠钞票，张一恒看都没看，一把推了回去：“先放你那吧，需要了我再拿。”
赵汉业哪里肯拿回来，两人还是推来推去。最后他急了：“如果你不要，我就当做你生我的气了！”
张一恒就不再推却，接过钞票走到写字台前，胡乱往抽屉里一塞。
赵汉业道：“喂，那可都是钱啊。”
张一恒道：“放哪不都一样，我又没有保险柜。”
赵汉业道：“那我就不管你了。对了，苹如出事了。”
张一恒大惊，忙问怎么回事。赵汉业便将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全告诉了他。
张一恒神色黯然：“恐怕是凶多吉少。你也是，早点去拦住她就好了。”
赵汉业很后悔：“我那天也是偷了个懒，没想到她就是在那天晚上走的。”
张一恒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还是想办法营救她吧。”
赵汉业道：“我也一直在打听。听说25号那天晚上她去了沪西宪兵分队地下联络点，分队长藤野是她的好朋友。但敌人这个时候哪里会跟你讲什么交情，当场就把她枪下掉，人关了起来。负责处理此事的日本特高课长林秀澄又驾车来到七十六号。他先找到李士群，李士群说：‘我没法答复你，这件事你还是问一下老丁吧。’他又去找丁默邨，丁默邨态度很明确：‘我们来抓。’双方又经过一番商议，林秀澄同意将苹如交给七十六号处置。七十六号出动四部汽车，二十多人将苹如带了回来。可怜她连刺杀对象的面还没见到，人就被关了起来。”
张一恒道：“她以前能在这些人中周旋有余，只是因为他们都拿她当单纯的小姑娘。一旦真正玩起计谋动起心思，她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我们有什么方法救她吗？”
赵汉业摇了摇头：“说句难听话，现在苹如到了他们那里，好比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之前我们的人被敌人抓去的也不在少数，有几个能救出来的？现在只能通过关系托人说项，再花点钱打点打点，反正也没伤到人，对她就不要追究了。但七十六号掌握实权的以前都是中统的人，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张一恒道：“日本人将她送到七十六号，就是摆明了不管，这样一来丁、李二人就可以不必顾忌她的日本背景，可以说她的命运现在完全掌握在七十六号的手里。”
赵汉业道：“我怀疑日本人是故意这么干的，正好趁此机会向苹如的父亲施压，日伪方面觊觎租界司法权不是一天两天了。”
张一恒苦笑道：“也许只有他父亲才能救她了，代价是跟日本人合作。”
赵汉业摇头叹息道：“她父亲必定不肯屈服。他以前参加过同盟会，跟于右任等人有相当深的交情，为人处事正直得近乎古板，在同志们当中一贯以认死理著称。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于右任与居正专门议论过他的任用问题，最后一致认为郑钺认理好争，只宜当司法官而不能当政务官，他不具备政务官需要的灵活与权变，一句话，他不懂得滑头。如果他这样的人都投敌了，那中国就没几个靠得住的了。”
赵汉业自此当上行动三队副队长后，马上又开始忙了起来，基本上每天都要外出。原则上来说，区本部跟外勤单位基层人员不会发生直接联系，绝大部分人都没见过区长陈恭澍。反过来，陈恭澍也只是跟外勤各队长组长发生关系，下面队员都掌握在队长手里。区领导跟外勤单位负责人只是不定期进行会面，两者之间的日常联系则主要是通过交通站来实现。因此交通站犹如上海区的生命线，一旦中断，会立刻影响到整个组织，稍有干扰，也会妨碍正常的运转。交通站有内外之分，内交站负责区本部与各组各队之间的联系。各组各队与其所属队员组员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外交站的职责了。这样做虽然延缓了时效，但却维护了组织的安全。整个上海区内总共有二十二个交通站，所有交通员加起来不下四五十人。担任交通员的基本上全是女性，主要是因为女人比较适合从事这种工作，做起事来既认真细致又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她们半数以上都受过专门训练，不仅可以担负此项工作，如果受到重用的话，一样能够独当一面。
各队长每天第一件事是先去队部联络点收取区本部发来的各种命令，同时将准备发到上面的报告放在这里。命令会由交通员每天送来，并将报告取走。命令和报告一般装在一个小纸包里，大约像一个大的火柴盒那么大，打开外面一层包装纸，里面是折叠好了的一张小字条。小字条比普通的八行信纸还要小得多，折成长条状，大约三四分宽、七八寸长，编成两个连一起的小方块。如果编成三个方块，就表示这是“最速件”，按照规定，交通员必须尽快传递，决不允许打开看一眼。在命令和报告虽然没有固定格式，但也要有编号以及上下款署名和发文时间等。对于情报人员，这就是具备最高效力的正式公文。行动三队只有一个联络点，在法租界钟善路的一栋西式公寓的三楼。听说附近还有区本部的一处办公地点，但不知道具体在哪。
在联络点处理完各种公文后之后就要去跟下属队员会面，主要是布置新的任务或者了解现有任务的进展情况。因为从事地下工作时绝不能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这就需要把所有队员的姓名、住址全部记在脑子里。行动三队人数并不多，所以下面没有再设分队，但是队长的任务就繁重一点。蒋安华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还是感觉到忙不过来，现在有了赵汉业帮忙，算是减轻了不少负担。蒋安华担任行动三队队长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对全体队员了如指掌。赵汉业非常纳闷，他是怎么记住这么多人名地名的。刚开始几天，蒋安华带着他跑了十几处地方，并把赵汉业介绍给这些队员，然后他就把这十几个人交给赵汉业专门负责。几次跑下来，赵汉业渐渐记住了这些地方。
区本部每天都向外勤单位发来很多命令，除了对各单位上报的批复外，最多的恐怕就是各种各样的制裁令了。除了局本部严令限期制裁某人情况外，其他的制裁令都不能马上就兑现，毕竟行动工作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然后寻找工作路线，遇到合适的机会才能完成。因此队部联络点积攒了很多未完成的制裁令，制裁目标也是形形色色、大小不等，既有一些顶级人物如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也有一些不出名的二三流人物。蒋安华与赵汉业对这些任务进行了仔细分析，综合队员汇报上来的情况，认为对一名叫程海涛的法捕房华籍探长制裁时机已经成熟。
去年7月14日，敌人在同一时间对上海区在法租界的十四处办公地点展开突击搜查，幸好设在法租界的内线刘绍奎、刘俊卿两人用电话通知区领导郑修元，上海区才未遭受巨大人员损失。但这些地点不能再用了，需要另外租房办公，家具物品也要重新购置，无形中增加了一笔巨大的开支。后经查明，在这次搜查中法捕房方面带队者正是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涛，此人以前就屡次伙同日本宪兵队搜索上海区潜伏人员，破坏抗日潜伏组织中甚为卖力。上海区对租界里的华籍警探一般采取宽容政策，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生活，暗中对抗日人员甚至报一种同情态度。虽然他们在执行公务时行为客观上对己方不利，但上海区一般不采取报复措施。
陈恭澍曾派人在电话中警告他，希望他能改变作风，能交差也就算了，又何必过分认真。同时也对他晓以大义：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们是为保卫国家站在第一线与敌人相周旋的战士，绝不是为非作歹的暴徒，请你千万要认识清楚。否则，我们也不得不对付你。程海涛却冥顽不化，在电话里非常傲慢地回答：“我不在乎，你们看着办好了。”
既然劝不通，陈恭澍便将此情况向上级报告，请求批准予以制裁。很快重庆发来电报批准这一请求，上海区即分令第一、二、三、四各行动大队各循自有工作路线，相机予以执行，并将其工作线索执行计划，先行具报凭核。令发，各队均无反应，这是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底十月初的事。过了半个月，各队仍无消息，因奉令指定的制裁对象甚多，上海区主管行动的助理书记，并没有特意对程海涛一案拟议催办，所以就不经意搁在那里了。
恰在前几日，有队员向蒋安华报告，他外出时曾看见过程海涛乘黄包车从贝勒路一带经过，本打算一路跟踪，但未等叫到黄包车程已不知所终。其后几天他一直在附近守候，发现程某常常坐黄包车从贝勒路康悌路一带经过，这里可能是他上下班的路线。车夫每次都是同一个人，据此推断这辆黄包车应该属于程某自备的。因为程某经过的时候没有任何警戒措施，因此该队员提议就在这里伏击他。蒋安华便与赵汉业一起研究此事，决定派四名队员参与行动，分成两组，轮流在从路口拐弯处守候。程某车到这里必然减速，埋伏在这里的队员便可以冲上去执行制裁。赵汉业不熟悉队员情况，便由蒋安华挑了林焕尧、李亮、张书俊、周源四个人出来，去完成这个任务。蒋安华给四人都发了武器和一张程海涛的照片，然后两人一个班，每半天一换，守在从康悌路到贝勒路的转弯处，只要发现目标就予以制裁，事后沿康悌路向东撤退，晚上八点到静安寺路DDS咖啡馆会合。连续守了两天，一直没有发现程某行踪，又有一名队员生了病。临时找不到人代替，蒋安华便打算让赵汉业先顶上，与周源合编一组，每天吃过中饭之后去替换林焕尧和李亮。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商店住户，虽然行人很多，但都是匆匆而过，根本不会有人发现有几个人在路口一直守着。
第二天中午，赵汉业吃过午饭来到预定位置。周源还没到，林焕尧和李亮两个人迎上来。这边没有避风的地方，两人都是青头紫脸，不住地把手伸到嘴边呵着气，看样子冻得够戗。
赵汉业道：“辛苦了，等会周源过来你们就先走吧。”
李亮叫苦道：“等了好几天人都没出现，这个地方风吹得又厉害，张书俊就是这样生病的。要是消息不准确我们这个罪受得就太冤了。”
赵汉业也没有把握，但此时只能宽慰他们：“既然他常从这里经过就肯定还会来，现在才等了三四天而已，说不定今天就会出现。”
不一会儿周源来了，林焕尧和李亮告辞离开。
又过了好几小时，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纷纷亮起。半天下来倒是有不少黄包车经过，但仔细一看车上乘客都不是程海涛。
周源走过来道：“要不明天再来吧，天马上就要黑了，就是人来了也看不清。”
赵汉业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再等几辆吧。”
远远地来了一辆黄包车，赵汉业道：“你去看看，如果是就对我挥下手，我在这里打他。”
周源依言走过去，很快又跑了回来。
赵汉业问他道：“怎么了？”
周源笑道：“是个女的。”
黄包车跟在周源后面过来了，车上果然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赵汉业不禁也哑然失笑。
西边五十尺外又来了一辆黄包车，赵汉业正在跟周源说话，一抬头车已快到跟前。
赵汉业忙指周源背后道：“又来一辆，看起来有点像，就是他！”
周源也转过身看去，车上人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留着一撇小胡子，不是他是谁？
两人拔出枪，车已到面前。
赵汉业抬枪打去，“砰砰”两声，车上人身体一震，向后倒在车靠背上。车夫还未反应过来，继续往前拉，转眼间已跑出十几尺。
次日早晨，陈恭澍刚起床，随手拿起桌上刚送来的报纸，按照惯例先大致浏览一遍国际要闻，再看了看本地新闻。翻着翻着，突然一行字映入眼帘：“法捕房督察长程海涛昨日遭枪击毙命”，陈恭澍开始有点纳闷，但旋即想到此人正是上海区的制裁对象，想必是哪个队已得手，但不知为何事先没有上报。再看下面的报道：“昨晚五点左右，法租界巡捕房华籍督察长程海涛在康悌路遭人枪击，当即被送至附近医院救治，但因伤势过重于昨晚十一时许不治身亡。法租界出动大批警探前往事发地施行搜捕，然凶手已逃逸无踪。据现场情况推测，枪手系预先在此埋伏，待程督察所乘之黄包车驾近时开枪行凶。凶手在现场电线杆上贴有字条一张，上云‘汉奸爪牙程海涛伏诛’。法籍督察长白来尼宣称，此案必与政治有关。”陈恭澍又觉得奇怪了：按照军统以往的做法，行动结束之后是不留任何痕迹的。留下这样的字条等于告诉别人破案方向，而且字条上的字迹也会成为破案的线索。照这种情形推测，此案又不像是上海区的人干的了。
半个小时后，陈恭澍来到区本部办公室。等到十点多，交通员把外勤单位报告送来。其中有一份三大队交上来的报告正此案有关，上面写着：“据侦察获悉，程海涛有时乘自用黄包车从贝勒路康悌路一带经过，似未特别警戒，唯去处不定。故指派副队长赵汉业及队员林焕尧、李亮、张书俊、周源等四人，分为两班，轮流守候于该路转角处，已有数日。至一月八日下午五时许，果然发现程某乘车沿马路右侧扬扬而来，当即由队员周源在旁掩护，副队长赵汉业拔枪射击两响，当场毙命等情。因执行本案并无把握，故未能事先报核。关于那张字条，所有参与行动人员都肯定地回复说绝无此事。理由是：这一做法既无事先计划，也非现场情势所能允许，明知违反规定，又何必多此一举？那这事是谁干的呢？难道是有人添油加醋？”
陈恭澍将此案上报后，局本部很快来电嘉奖，并发给本案奖金法币三千元，以资鼓励。三千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个行动人员每月薪水不过才几十元，奖金的分配上如何做到公允，是区领导不得不慎以考虑的事。上海区一直以来有个不成文的做法，那就是以全数百分之十五，发给全体内勤同志。另百分之八十五，则发交执行制裁任务的单位，再由该单位主管自行分发有功人员，事后报备，区本部将不作硬性规定。这样一来，赵汉业等五人每人又分得四百元。此一办法行之有年，大家也没有为奖金的事表示过什么意见。
法捕房事后对此案的处理却是令人意外，死者程海涛是他们的高级警务人员，出事地点又在法租界内，按理说法捕房应该全力侦办才对。然而自程案发生后，法捕房毫无反应，甚至连缉捕枪击手归案的声明都没有发布过，就好像没有发生这回事一样。陈恭澍推测可能是重庆局本部通过外交部门向法国政府进行了协调，因而法国政府训令上海租界不要再追究此案。
另外，刺杀程海涛客观上取得了预定的震慑效果。据法捕房内线人员报称：法捕房里的华籍警探，尤其是政治部专管搜捕政治犯的那些人，听说督察长程海涛被人在马路上打死之后，都是大惊失色相顾骇然；彼此有点交情的人，也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互相告诫，唯恐行差踏错惹出麻烦。
至于法捕房的外国警探，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都保持了高度沉默。法租界当局对此案仅作例行存档处理，在内部从未作出破案的要求。
其实在两大租界捕房中有很多重庆方面的力量：公共租界华籍督察长刘绍奎、督察刘俊卿都是军统正式成员，另外他们在民国二十八年还吸收了两名英籍警官参加正式工作，所谓参加正式工作指的是愿意接受上海区的经费，同时也了解这是为中国政府而工作。两名英籍警官分别是警务处政治科长劳勃生、警务处第八科长克莱登（专司与日方协调租界内抗日活动的工作，可谓要职，在掩护重庆地下人员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法租界方面，为军统服务的有督察蒋福田、探目杨仲芳、帮办李某。法籍警探则有二人，警务处督察长 ValonTin（化名马龙）、政事治安处的帮办 Sali。以上人员全部归情报第一组联系指导，另外伪上海市警察局也有军统的潜伏人员，这方面的人由情报情报第四组联系，两者互不关联。
程海涛被刺过后很久，一直没再起什么风波，本案至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郑苹如那边传来的却尽是坏消息。郑苹如刚开始被软禁在忆定盘路37号的伪“和平救国军”四路军司令部，七十六号此时对她还算优待，还允许她给家里打电话。郑苹如告诉弟弟自己现在很好，家里不必牵挂，皮衣可拿来穿。后来她又陆续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大抵都是报个平安。没过多久，七十六号就对郑苹如开始了轮番审讯。不论他们怎么问，郑苹如都否认与重庆有任何关系，一口咬定这件事就是“情杀”：因为丁默邨与她相好后又别有所恋，她实在不甘心，就用钱请人开枪恐吓丁默邨。丁默邨亲自审问的时候她也是这样说，丁默邨每次都气得暴跳如雷。后来汪精卫和周佛海的妻子双双出马，到狱中以长辈身份劝她，郑苹如始终否认跟重庆有什么关系，自己刺丁纯粹是私怨。
与此同时，日伪方面对郑家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说客不断登门，级别越来越高，最后汪精卫也来了，找到郑苹如的父亲郑伯英。面对昔日老同志，两人都感慨万千。汪精卫开门见山表明了来意：希望郑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里担任要职，苹如是自己的侄辈，定可保她无事。郑伯英的答复很坚决：“我儿女甚多，不在乎少一个！”汪精卫走后他就开始生病，身体每况愈下。
七十六号对郑苹如如何处理还没有最后定论，而李士群已利用此事将丁默邨排挤出了七十六号。丁李矛盾由来已久，起因是两人都想争夺七十六号的最高领导权。七十六号本来是李士群一手创建，但他总感觉到自己资历尚浅，难有什么号召力，便将做过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的丁默邨找来，由他担任挂名的特工总部主任，自己在后面掌握实权。然而丁默邨并不甘心做这种傀儡，不仅事事都要插手，而且以七十六号为政治资本搭上了汪精卫这条线。汪精卫并不了解此中内情，在他的眼中，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就是丁默邨，李士群只是副手，因此他打算让丁默邨在即将成立的伪政府中担任社会部长和警政部长。李士群对此极为不满，曾托汪系骨干陈春圃转交给汪一封万言长书，在信中明确地表示自己才是七十六号的真正老板，丁默邨只是自己的一个棋子，并无什么影响力和能力，希望汪能了解这个情况。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汪精卫还是坚持原有人事安排，李士群彻底愤怒了。
这次丁默邨遇刺恰好给了李士群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暗杀未成，本来此事外界并不知晓，李士群却故意让人将丁默邨贪色遇刺一事透露出去，此案顿时成为沪上轰动一时的大新闻。《申报》等报刊以郑苹如为情而谋刺丁默邨作为“桃色新闻”大肆宣扬，这正是李士群想要看到的。果然不出李士群所料，丁默邨因为此事很快名声扫地，在伪政府内也被传为笑谈。汪精卫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私生活非常检点，而且对别人乱搞男女关系也极为反感。丁默邨的桃色事件正犯了他的大忌，直接导致伪警政部长的人选发生变更，改由李士群出任。丁默邨因为此事在七十六号也渐渐待不下去了，心中已萌生退意。
因此在处理郑苹如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最明确，坚决要求将这个害得自己被赶出七十六号女人处以死刑。没过多久，丁妻赵慧敏带着李士群妻子叶吉卿、吴四宝妻子余爱珍找上门来，据说进了囚禁室见到郑苹如张嘴就骂。几人都是徐娘半老，本来就是上门寻仇，见到年轻漂亮的郑苹如更是妒火中烧，从囚室出来后又去找李士群，坚决要求处死郑苹如。赵慧敏对李士群道：“不把这个一身妖气的郑苹如杀掉，我们这些人当中难保没有人做寡妇。”李士群之前也拿不定主意，曾经找过日本人商议此事，梅机关总联络代表晴气庆胤对他说：“我虽然可怜她，但一想到汪兆铭政府会发生动摇，也只得无能为力了。”林秀澄更直率：“郑苹如必须要杀，这是为即将成立的新政权树立威信。”此时又遇上太太们这样一闹，李士群杀意遂决。
郑苹如的命运已经确定，但她的家人还毫不知情。郑母曾背着郑伯英私下托好友早水亲重去日本宪兵队给女儿说情。早水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磨的亲戚，也是近卫在华的谈判代表，曾因发表反战言论被日本宪兵队关过一段时间，与郑家关系颇为要好。早水受托后多次找过林秀澄，林秀澄开始只是敷衍了事，后来被追问得急了干脆说道：“如果现在对郑苹如事情再说三道四，你又要被关进去了。”
赵汉业去郑家看过几趟，郑伯英卧病在床已经无法动弹，家中一片愁云惨淡。赵汉业犹豫再三，一直不忍心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如实相告，自己心中也是万分难受。
与此同时，汪精卫的“新政府”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当中。自河内遇刺之后，汪精卫就来到了上海，开始与日方进行秘密接触，后又一度转至日本进行谈判，期间日本政局几经更迭，双方最终于1939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形成《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至此汪精卫集团与日方已就所有问题达成了共识，成立伪政府只在眼前。然而就在此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1940年1月，汪系两员大将高宗武、陶希圣突然出现在香港，并且以两人名义在《大公报》上全文刊登了日汪密约全文，举世哗然。当日香港《大公报》头条新闻是：“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
此事在日伪方面引起的波动不异于一场强烈地震，汪精卫本人也遭受严重打击，据说一连好几天没起床。高宗武与他交情莫逆，一向是他“和平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没想到现在也靠不住了。汪系七员大将（陈壁君、周佛海、陈公博、曽钟鸣、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至今已亡其三人。有人批评高宗武两人此举是在“道义”上背叛了重用他们的汪精卫，他们公开声明道：我等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系诸人“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
应当说两人参与对日和谈的初衷并非为了出卖国家，多半是认为中国绝非日本对手，继续打下去必然亡国，不如寻找和平解决战争的方法，还可保持国家的独立。然而当日方拿出炮制好的和谈文件时，二人才发现其所提出条件之苛刻，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任何要求：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等，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控制。用二人的话来说，这份条约“直欲置中国于亡国之地”，“令人不忍卒看，掩面却走”。然而汪精卫却全部认了，对日方毫无原则地迁就，甚至连争都不争一下，只要能达成协议，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高、陶二人曾力劝汪绝不能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干脆出国隐居不问政治，但汪精卫如同着了魔一样，根本听不进任何话。正如陶希圣所言：“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两人失望透顶，这才有了后来离沪赴港揭露汪精卫之举。有人说高、陶二人出走是戴笠的军统策反的结果，但赵汉业并不知道，甚至连区长陈恭澍都不知情。就算果有其事，那也是戴笠委派专人通过另外一条线进行的，这种高层次的情报活动下边的人根本无从得知。
汪精卫也有坚持的东西，那就是伪政府的国号、国旗和政治架构一定要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样。关于国号倒没什么分歧，日本以前扶植的伪政府用的也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但国旗问题一度引起了争议，汪精卫坚持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日本人则表示反对，说我们跟这面旗帜较量了三年，如果新政府用这个旗帜，我们的军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汪精卫这次却是异乎寻常地坚决，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来有人提议各让一步，在原来的旗帜上加上一个黄色三角形，上面写着“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字，这样跟重庆政权就能区别开了。其他方面也跟重庆一模一样，几乎是翻版。其实这种做法也能理解，既然汪精卫盗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在形式上就要做足了，以显示出自己才是“正统”。伪政权开张的日期本来定在4月1日，后来发现这天是西方的愚人节，于是又提前了两天，改到3月30日。
自此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军委会多次责令戴笠相机予以制裁，军统各外勤单位从此开始了对汪精卫等人的一路追杀。河内遇刺脱险后，汪精卫一直住在上海。戴笠开始命令陈恭澍限期除汪，但由于敌伪方面防范太严，一时找不到机会。恰在此时，四战区少将高参、前改组派戴星炳接到一封汪精卫写来的亲笔信，大意是邀请他一起参加“和平运动”，为挽救国家命运而努力等。戴星炳随即将此事全部告诉在军统局任书记长的同学吴庚恕，吴庚恕带他一起找到戴笠。戴笠却打算让戴星炳乘机伪装落水，打入汪精卫身边伺机谋刺。戴星炳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心里实在不大情愿，就算到了汪精卫身边，行刺又岂是容易的事？最主要的是自己还担了个汉奸的名声。戴笠对他道：“这事不需要你动手，我让庚恕兄跟你一道过去。一起活动由你出面进行，庚恕兄在暗中策应，只要你掌握了汪逆的行踪，他那边就好下手了。一旦刺汪成功，静园兄（戴星炳已改名戴静园）就是民族的英雄，到时自然忠奸分明，是非昭然。”戴星炳情知此事推脱不掉，干脆一口答应下来。数日后，戴星炳潜回沪上。没过多久，吴庚恕带着十个人组成的“刺汪队”杀气腾腾地也赶到上海。两人开始居住在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闲聊中得知经理许天民与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私交甚笃。而许本人也很有爱国心，两人便直言相告，希望他能说服傅筱庵暗中反正，帮助刺杀汪精卫。许天明慨然应允，开始了对傅筱庵的策反工作。许天明先旁敲侧击，大谈吴三桂、洪承畴，傅筱庵一听就明白了，满面羞惭，说自己一时糊涂落水失节，搞到现在骑虎难下悔之晚矣。许天明觉得时机成熟，便说自己是受了重庆方面所托，暗中进行一项刺汪计划，重庆来的两个人就住在自己家。傅筱庵倒是很爽快，不仅满口应承，而且当场就跟许天明一起商议具体细节，并约好了第二天见面。
第二天来的却是七十六号特工，戴、吴二人逃脱，躲进法租界。不料七十六号派人冒充戴打电话给戴妻，几句话骗得戴在法租界的住址，随即直扑该处，戴星炳当场被执，送到七十六号。李士群知道戴的地位非同一般，希望通过他给戴笠传话，说七十六号跟汪精卫不一样，只要他能够帮忙跟重庆取得联系，便可将他无罪开释。戴星炳倒是很痛快就答应了，当即给重庆拍了一份电报：“戴老板：丁、李欲求和，我已被抓，速答！”
几天之后，重庆回了一封信：“得知仁兄心意，甚慰。乘汪未防之机，除去汪伪，乃你与丁、李共同任务！ 戴笠。” 丁默邨、李士群都很高兴，不住向戴星炳道谢。丁默邨却不放心，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将信纸拿在手里反复看，终于看出了问题：来信中有几个字明显更大一些，将这些大一点的字连在一起读就是“乘机除去丁、李”！两人愤怒异常，把戴星炳关了起来，准备抓到吴庚恕后一起处决。
吴庚恕躲进法租界后，不仅孤掌难鸣，难以继续刺汪计划，甚至连公开活动都要小心谨慎。戴笠却一再来电催迫，严令限期除汪。吴庚恕被逼得只能铤而走险，找到了在伪政府警务司工作的老同学陈承伦，请他帮助刺汪。陈也是当面敷衍，一转身马上向七十六号报告。几天后陈出现，说愿意干这个事，并约吴庚恕在拉斐德路与迈尔西受路交会处一家餐厅见面，到时详细商谈刺汪一事细节。吴庚恕按时赴约，被埋伏在那的七十六号特工抓个正着。
戴笠精心策划的刺汪计划至此宣告失败，还损失了两员得力干将，整个军统上下对七十六号都是恨之入骨。
2月中旬，终于传来了郑苹如的噩耗。2月16日，已经躲起来的嵇希宗给郑家打了个电话，说以前被捕的潘世荣昨天放出来了，据他说郑女士此前几天已经被害。
刚开始周围的邻居听到郑家传出一片哭声，后来才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感佩之余不禁有点惭愧。郑苹如以前与丁默邨的交往时，邻居们非常看不惯，认为这无疑是郑家通敌叛国的证据。加上郑妻又是日本人，他们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见了郑家人都不肯答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过来，原来郑家二小姐是重庆方面的人，是为了杀丁才同他接近的，纷纷上门吊祭。郑伯英还在医院里，郑母躺在床上起不来，小妹妹也是不停在哭，全靠二弟南阳接待客人。客厅里摆着一张郑苹如的黑白大照片，邻居每个人都走过来默默地鞠了个躬。
赵汉业和张一恒从门外跑了进来，一眼看见桌上摆着郑苹如的遗照，双腿无力，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流泪。
郑南阳胳膊上戴着黑纱，走过来向二人深深鞠了一个躬。
赵汉业站起身来，和他握了握手。
后来渐渐了解到郑苹如被害的细节，处决郑苹如的命令是丁默邨亲自下的，执行者是军统叛逆林之江。刑场在徐家汇火车站附近的荒野，由林亲自射击三发，一中胸部，二中头部。郑苹如死时穿着金红色之羊毛衫，外披毛皮大衣，胸前挂有金链一串。大衣及金链等物被林之江取走，提三百元作为公积金（分给行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