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他明白皇帝也会打肿脸充胖子时，饥饿的浪潮已经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城镇居民还有二十来斤商品粮供应，他们的户口还在乡下，谁来供应？未等到汽修厂动员点名，二表哥就跟爹娘说，我先回白沙地去吧，那里还有两分自留地，赶紧种些番薯南瓜，屋前屋后也可种些蔬菜。全家人凄凄惨惨戚戚地坐在那盏15瓦的电灯泡下，讨论他的提议。秋生说，我是合同工，和正式工的待遇相差不大，一口饭还是有保障的。二哥本来就是临时工，既然到了这种地步，迟走不如早走。
路灯稀疏，昏黄的灯光剪出老式墙门和树木的轮廓，一群难民在菜场门外为了几片烂菜帮子争吵起来，一个少年被打了一拳，他顾不上还击，而是抓住一片烂菜帮子就往嘴里塞，鲜血从他的挨过打的鼻孔嘴角直往下淌。未抢到食物的难民回到路灯下面去，靠在电线杆上苟延残喘。有人从跟前走过时，他们微微地睁开眼睛，表情像一群饿狼，疲惫、痛苦或者凶相毕露。电线杆子旁边有一个阅报栏，多日未换的旧报纸在寒风中嘶嘶作响，报上的大标题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一个撕下报纸挡寒的乞丐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二表哥傻乎乎地去向居民区主任告别，请求她们在自己走后关照一下他的家人。天下人到了这时皆已自顾不暇，主任看着他唯有苦笑。二表哥正想告辞时，看见那位拖儿带女的小寡妇进了门。小寡妇面色苍白，原本丰腴的腮帮子已经凹陷下去，发烧的女儿在她怀中嘤嘤哭泣，儿子拖着娘的衣裾喊饿。小寡妇叫一声主任，随即向主任跪了下去。“两天了，这孩子两天水米不进了，”小寡妇抽抽噎噎地说，“求求您救救她吧，我连去医院挂号的钱都拿不出，家里只剩下两斤六谷粉了！”
六谷就是玉米，粮站没米，定量供应的不是番薯就是六谷，缺油少荤腥，孩子整天吃这些怎么受得了。居民区主任自己也病怏怏的，无可奈何地对我二表哥说，你帮一下忙，先去医院给她挂上号再说，药费我去跑民政局。二表哥答应一声，抱过小孩往医院走，小寡妇气喘吁吁地跟在他身后。小寡妇说谢谢你，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二表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去打一江山岛，没准这把骨头也会扔在那里。
医院里聚集了大批得浮肿病的人，苦苦哀求医生给他们开几斤黄豆粉。小寡妇牵着儿子的手蜷缩在急诊室门外，她说她从小就害怕医生和护士给人打针，酒精药棉的气味使她心慌头晕。挂号费和药费都是我二表哥付的，护士的脸藏在口罩后面，只露出一双不耐烦的眼睛。她等着二表哥扒开小女孩的裤子露出屁股，二表哥涨红了脸手足无措。护士说，你这个人怎么当爸的，在家里是个甩手掌柜，什么家务活也不干的对吗？二表哥说我不是她亲爸，护士冷哼一声说，难怪啊，原来是后爹，今天难得你发善心了！
护士啪地一针扎下去，小女孩哇哇大哭，二表哥手忙脚乱抱起她，跑到门外。小寡妇接过女儿，讪讪地说，让你受委屈了，原来她都听到了。二表哥搓搓手，一时无语。他们走出医院，夜已经深了，街上静寂无人，从前有卖烤地瓜和卖馄饨的小摊子，现在却是空空荡荡。二表哥摸摸兜里还有几角钱，说，本来想给孩子买碗馄饨，没想到这些摊子都不摆了。小寡妇说，小贩们怕难民哄抢，不敢出摊了。二表哥把钱塞到她手里说，不好意思，我也帮不了你太多的忙。
小寡妇站在路灯下黯然垂泪，对不起，她抽抽噎噎地说，当初我太势利，恶言恶语回绝了那个介绍人，我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二表哥叹口气说，你没错，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再说你也不全是为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么。小寡妇抬起头还想说什么，二表哥堵住了她的话。二表哥说，我明天就回乡下去了，这一回恐怕是再也回不了杭州了，你们多保重。小寡妇站在那里哀伤地凝视着他逃兵一样离去的背影，半晌才回过神，跺一跺脚，捂住脸踉跄着走回家去。
幸亏二表哥及时回乡下去，这一年春节我们才增加了一些番薯南瓜充填肚子，不仅有这些杂粮，还有一点猪肉，据说是白沙地生产队分的，虽然，怎么煮也煮不烂，原来是老母猪的肉。母亲将它和两斤黄豆炖在一起，从我家厨房出来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新开弄。邻居们都说还是乡下人过得好啊，年三十还有肉吃。
过完这个年，各个企事业单位大会小会开始动员，都说还是农村好，职工们应该主动分担国家暂时困难，精简下放去农村。秋生忐忑不安地对我母亲说，我的合同怕是不能续签了。我母亲神情黯淡地说，别说你这样的合同工了，就是正式职工，能精简的都要精简下去，我现在担心你那个在吉林的大表姐，说不定哪天就要投靠你们，也奔白沙地去了。
秋生再也没有精力做煤渣砖了，休息天他无精打采地坐在门槛上，抽起了平生第一支烟。阿凤去夺他的香烟，但是干爷却朝她摆摆手，阻止了她，“让他抽吧，”干爷沉重地叹着气说，“他心思太重，让他吐一口闷、闷气。”干爷的颚部因为突如其来的咳嗽而抽搐着，他的心脏也剧烈地疼痛起来，他艰难地摸出手帕，揩去嘴边的痰迹。手帕上出现了一朵鲜红的血花，干爷怔怔地看了这血花一会儿，然后若无其事地将手帕塞回了袖管。
印象中那是春末夏初的一天，秋生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掉下时他手里捧着六块砖头，平时能捧八块砖的他，这天上午只是捧了六块，他的脚板仍有点发飘。这是饥饿的缘故，他想，我只要忍到中午开饭时就行了，实在不行就下去喝点水。但是他没能忍下去，因为他听到了车间主任的喊声。主任说，“本车间精简职工的名单下来了，秋生啊，你的合同就不再续签了，回乡下去种田吧！”
听完这话，秋生就一头栽了下来。那一刻他感到自己轻飘飘的，像一根羽毛在半空中飞，高炉的热风吹拂着他，他在一片炫目的红光中仿佛很欢快地喊了一声。幸亏脚手架下部张着一张安全网，所以他只是跌断了一条腿，钢铁厂职工医院的医生很利索地给他打上石膏绷带，然后拍拍他的肩说，小伙子没问题，躺上三五个月，你就又能爬脚手架了。
问题是秋生被救护车送回家时，那模样很吓人。汽车开到菜场门口停下，买菜卖菜的人都围了上来。认出他的大妈大嫂都乱喊乱叫。姆娘慌里慌张地跑出门，首先看见的不是秋生，而是干爷倒在了梧桐树下。眼尖的人看到他听见第一声喊就从竹躺椅上猛地站了起来，站立的时间却只有一秒钟，惊慌失措的人们奔过去喊他时，他已经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那姿势好像突然吃了一枪。这次倒下和上次倒下有个根本性的区别：干爷再也不可能醒来了。不过他没有闭上眼睛，他的整个人生已经定格，双眼却依旧茫然地看着天空，好像在谴责冥冥中主宰人命运的上苍。
秋生瘸着一条腿，架着父亲冰凉的身体的形象，长久地留在茅廊巷居民们的记忆中。背景是一堵煤渣砖叠起的墙。这些浸透他眼泪和血汗的煤渣砖都成了白费心机，盖一栋二层楼安居乐业的想法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纸钱飞舞，红烛高照，干爷的葬礼按照他绍兴老家的风俗举行。仵作者被称“八先生”，由他们抬起灵柩。起棺时，秋生高高举起置于棺前的一只大碗，砰地一声，摔成四瓣八块。我跟阿凤走在前面，举着纸扎的“开路神”和“引路幡”，我手里执的白幡上写着“金童来引路”，阿凤执的幡上写着“玉女送归山”。和尚道士执禅杖、佛珠，敲着木鱼，口诵佛经。灵柩后面跟着送丧的眷属、亲友，孝子戴“三梁冠”，余者皆着素衣，系草绳，穿麻筋草鞋，持“哭丧棒”，女的则穿着白色鞋面、红布后跟之素鞋。
这样的治丧场面自然花费不小，我母亲曾跟姆娘商量是否从简，姆娘却摇摇头，说干爷他苦了一辈子，最后这点风光不能没有。还有一个原因是从老家和外地都来了些亲戚，葬礼太简朴了会被人说三道四。母亲因此而喟然长叹，原本省吃俭用积攒下来准备盖房子的钱，就这样被花了个一干二净。
出丧之后吃豆腐饭，我第一次见到了干爷的弟弟。他是从上海赶来的，这个少有壮志，宁愿到繁花似锦的南京路上去做个小瘪三，也不想一辈子在深山冷岙当位土财主的小叔，从学徒开始往上爬，果然爬到了南京路上一家南北货商店副经理的位置，人称二掌柜。跟他一起来的是他的女儿，比我大三四岁，穿着天蓝色的小海军裙，白皮鞋，比皮匠所长的千金还要神气。二掌柜的千金叫我“杭州阿乡”，她说，“侬迭个杭州阿乡，晓得南京路有多少闹忙吗，还有淮海路，比之杭州的延龄路勿晓得高级多少！下趟侬到上海来，我带侬去逛逛，乡下人应当多见见世面！”
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因为秋生阿凤紧皱着眉头，干爷的丧事办完了，他们就要离开杭州了，这时候说起什么延龄路、南京路和淮海路，在他们听来是何等凄凉。不管来自上海的这位表妹对这座城市看得起看不起，这里都是他们难以割舍的故土，何况她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乡下人寡见少闻呢。
矮脚经理恰好在此时进了门，他刚说出菜场想买下这座草舍改造成职工食堂，阿凤便猛地站起身跑进了厨房，她一屁股坐倒地上，在一只煤球炉旁放声大哭，把我们都吓坏了。姆娘说你刚才在坟头不哭，现在怎么号起丧来？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我看见秋生支着拐杖，一脸落寞地一瘸一瘸走到了门外的雨地里，他好像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任凭姆娘和他二哥去做主。他仰面朝天，让雨水尽情地在他脸上身上流淌。他知道这一回去白沙地就再也回不来了，既然如此，留着这座茅草屋还有什么意思？
这座草舍，在他们离开杭州那天，终于换了主人，被姆娘卖给了地方国营茅廊巷菜场。卖了多少钱？我从来没问过他们。我只晓得，我家原先住过众安桥井字楼一栋二层小楼，屋后还有几户人家共有的一个小花园，1955年父亲罹难后，母亲不得不将它卖掉以抚养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最终到手的卖房款是人民币一千元整。按此类推，茅廊巷的草舍绝对到不了一百元人民币，即便矮脚经理具有恻隐之心，多少会慷一点公家之慨，也不可能超过市价的百分之十，那就算它一百元吧。
一百元人民币，成了这个家庭重返白沙地后，生存、奋斗与繁衍的资本金。
八
我的印象中，******写过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中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是大人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秋生是小人物，只能望着夜空数星星，去茅草屋后面的溪沟里摸摸螺蛳，高兴时喝两口地瓜烧，哼哼民间小调。
就这样，三十八年也过去了，也是弹指一挥间。
二表哥在世时，每天中午都会坐在镇政府门前的一棵洋槐树下，呼呼地打盹。其容貌酷似我晚年的干爷，脸上满是刀刻斧凿般的皱纹，不同的是，他总是穿着一身绿军装。起先穿的是他从朝鲜带回来的，后来穿我送给他的，再后来，他的外孙也当了兵，于是国防绿就陪伴了他的一生。这和他晚年的身份很相称：他在镇政府干了十几年门卫，直到干不动了才回到白沙地，回去后不久，终于寿终正寝。
哥俩的婚姻一度都比较困难，尤其秋生，很长的岁月里高不攀低不就，他想找个同样是从杭州下乡的闺女，但这样的人家又怎么看得上他。邻村那个被吊到房梁上去过的前铁路巡警说，我回不去了，我的后代总还是要回去的，所以我的女儿一定要嫁到杭州去，哪怕嫁个鳏夫，哪怕嫁一个踏三轮车的苦力，也比嫁到你家强啊。
秋生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跟老头儿一样，总有一天他也要回去的，找个杭州人的后裔才具共同奋斗的理想和目标。我母亲看穿了他的心思，母亲说，夫唱妇随，真的有了那么一天，还怕老婆不跟你往省城里走么？说不定，她会比你更向往，更迫切一些！秋生便呵呵地傻笑。
直到三十七八岁时，秋生才不得不认了命，找了同村的一位土著姑娘，对方的年龄比他却是小得多。如此看来，倘若不是他自己的纠结，看中他的人家还是蛮多的，毕竟他有初中文化，懂建筑技术，还会说杭州话普通话，更主要的是，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岁月磨炼后，他早已成了一个合格的农民，蚂蟥已不再咬他，而是见到他那树桩一般苍劲厚实的双腿就躲了开去。
或许与男女双方的年龄相差较大有关，或许当时生活还比较拮据，秋生结婚时显得十分低调。直到他儿子满月时，才把亲朋们请到白沙地去，操办了一场。彼时，从军后的我正好从西南边境参战归来，驾一辆吉普车匆匆赶去。阿凤比我先到。这个家唯有她，因为出嫁而回到了杭州。她丈夫是半山钢铁厂食堂的炊事员，秋生的老同事，前一天就在厨房里忙碌着。那时阿凤已经生了三个女儿，爸爸叫她们出去，她们赖在灶前不走，眼巴巴地盯着放在一只盘子里的白切鸡。我走过去，给她们一人一只鸡爪子，于是她们异口同声说，谢谢解放军舅舅。
姆娘已经抱不动孙子了，她坐在竹躺椅上，呵呵地朝人们笑，接着艰难地弯下腰去，拿起竹篮要剥蚕豆。我背着阳光揉揉眼睛，仿佛看见这张破旧的竹躺椅上还坐着另一个人，坐着我的干爷。我把他的孙子抱过去，我说，马儿，叫爷爷，马儿惊恐地看一眼，哇哇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