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所处年代，正是战国末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进行夺权斗争，五霸七雄为统一中国而进行激烈的战争。韩非眼见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秦进攻面前一再割地受辱，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求士任贤，赏罚分明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不为韩王所采纳，于是退而著书，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五十五篇十余万言的《韩非子》，广泛流传于韩国，当传到秦国时，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看到《孤愤》、《五蠹》等著作，其深邃的思想，不禁使他拍案叫绝：“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的丞相李斯告诉他说，这是韩非的著作，这人还在韩国。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发兵攻韩，韩王没有办法，只好把韩非送到秦国。韩非到了秦国，不到一年，还没有来得及被重用，李斯怕韩非得势夺取了他的地位，于是和姚贾利用韩非曾建议秦王存韩以为蕃臣，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听了李斯的话，将韩非下狱治罪。韩非要求面见秦王，没有得到允许，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使他自杀。不久，秦王又后悔，使人赦免他的罪过时，他已死了。
（一）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家思想的产生，自管子、晏子已开其端，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学说出现于春秋末期，应当从郑国子产当政时，第一次用成文的法律铸为刑书开始。这些保护私有财产的刑法条文的出现，首先反映了春秋末期土地所有制和私有财产制度有了变化，其次，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出现的标志。社会有了变革，即产生了新的法制，因而才有推动新法制、宣传新法制的法家思想。所以，中国地主阶级法制思想的产生，是同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成长相适应的，是与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取同一步伐的。与此相联系的法家的先驱人物主要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
李悝是战国初年魏文侯的老师，他制定的以盗、贼、捕、囚、杂、具等六章组成的《法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稍后于李悝的吴起，曾襄助魏文侯和魏武侯厉行改革，创设常备兵，使战国初年的魏国一度居于霸主的地位，后来又相楚悼王，实行了一系列摧抑奴隶主贵族，推行封建法制的措施，使楚国迅速强大。后于吴起的商鞅重视用法来统一制度，推行政令，奖励有功，惩罚有过，特别强调“轻罪重罚”。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与商鞅差不多同时的申不害，曾做过韩昭侯的相。他提出了加强君权，以“术”驾驭群臣的办法，使韩国“国治兵强”。与孟子同时的赵国人慎到，是一个重“势”的法家人物，他最先认识到法治与势的关系，即法治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韩非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统治经验，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间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韩非认为推行法治必须掌握政治上的权势，他主张统治者要有势。有法有势而无术，会大权旁落，人君得不到利益，所以必须有术。有术而无法，就不能有效地推行政令，使国家富强。韩非继承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术、势的思想，并有所发挥、发展，形成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一套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所以说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韩非对法、术、势的具体阐释
韩非认为，法是国家根本的规章制度，是所有臣民必须一道遵守的根本规则。“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法的特点是“明”。法要“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难三》），要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法是赏罚的依据，“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佞者也”（《定法》）。韩非还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其目的在于破坏奴隶制世官世禄的等级制度，而代之以“使法择人，不自举也”（《有度》）为原则的选举制，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识疑》），经过实践考验，“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难三》），以使大批出身于新兴地主和平民的人才涌现。韩非主张“任法不任贤”，厉行法治，严格考核铨选，一定能出现胜任封建行政管理的官吏。韩非还继承前期法家商鞅的“以刑止刑”观点，力主重刑厚赏，“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五蠹》）。这样，既利于君“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六反》），也利于民，“民不以小利蒙大难”（《六反》）。奸邪者畏于刑而不敢作奸犯科，百姓因追求厚赏而甘愿身赴国难。
韩非的重术思想渊源于申不害。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新的阶级矛盾的条件下，韩非提出术是“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难三》）的工具。人主要不动声色地掌握赏罚大权。这是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三十六章》）的思想，运用于驾驭群臣。韩非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不相信人们之间有真正的互相信赖和忠诚。他提出人君不要“恃人之以爱为我”（《奸劫弑臣》），不要去希望得到人民的爱戴，而是要人君握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奸劫弑臣》），即握有使人不得不为我出力的方法。他的手段（术）“无为无见”（《难三》），人君不要暴露自己的思想倾向，要使臣猜不透；同时再利用臣下的互相监视，“以十得一”（《八经》），把每一个臣放在多数臣的监督之下。他认为这样，统治者才可以安全。
对于势的理解和运用，韩非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观点。因为战国末期，地主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已经直接统治了广大人民。它一方面对维护奴隶制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方面它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的矛盾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代言人的韩非，对人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利害矛盾比过去一切哲学家认识得都深刻。他充分认识到“势”即政权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实行法和术的前提，而且也是法和术服务的对象。他分势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尧舜得势桀纣不能乱，桀纣得势尧舜不能治，还是“自然之势”，人力所不能为。这样的贤君和暴君是“千世而一出”，在历史上属特例。大多数执政的君主基本上都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者”．所以，他们要想取得统治的成功，必须依仗“人为之势”，即“抱法处势”，“抱法处世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要牢牢地控制住政权，运用政权的力量去行法用术，统治人民，“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他举出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在孔子感化下甘心为他服役的不过七十个学生，鲁哀公不过是个下等的君主，由于他有权势，全鲁国的人没有敢不服从的，就连圣人孔子也要听他的指挥。他由此得出结论：可见仁义不可靠，只有人君掌握住政权才能统治下去。
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成为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工具。韩非，是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法学大师，他的法治思想和他建立中央集权政治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确曾起了进步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韩非终究是剥削阶级的代言人，他的理论是对人民进行无情压迫的理论，他主张建立的中央集权政治，也还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压榨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在阶级社会里，即使剥削阶级在起着进步作用的时候，也不能改变它那残酷的本质。历史的车轮每前进一步，在前进的轨道上都洒下了广大人民斑斑的血迹和汗水！
（三）韩非的哲学思想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他继承、补充和发展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认为“道”是天地万物构成的总根源，一切事物从道得到它的一切才能形成它自己，道是万物“之所以然”，是事物规律的依据，“理”是事物的条理、规律。“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解老》）。这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相信天有意志的迷信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韩非的历史观是反对复古主义的，他认为天子不是由天的意志决定的；经济生活决定历史；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生活资料决定道德面貌和法制。这种历史观的进步作用，在于它给复古保守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在于最早驳斥了建立在宗教迷信基础上的王权神授说；在于初步地试图从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找寻社会变革的原因，打击那些认为道德规范出白天赋的学说。韩非对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还提出了“参验”的方法，就是用考查比较得到证实的方法。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一致的，虽然由于他不理解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他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但是韩非的主要锋芒是针对那些为旧制度服务的一切学派的，因此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韩非还从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出发，提出了自己新的伦理学说和社会观点。他从苟子的性恶论出发并发挥了性恶论的观点，认为人性就是好利的，只有“利”才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群合作的唯一力量，利害关系才是人类的唯一的社会关系，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也是国家执行赏罚、法令的依据。在中国哲学史上，韩非的社会伦理学说第一次主动地揭发了君与民的统治关系是对立的利害关系，但是韩非并没能够正确地认识“利害”关系只有放在阶级关系上来看，才能正确地理解它，抽象地讲个人利害，必然陷于唯心主义泥坑。但是韩非的社会伦理学说，主要在于打击世袭贵族制度，而且他的学说在客观上确实给世袭贵族制度的理论以严重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