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9）34.4%（319人）的人对《百姓故事会》的内容非常满意，52.3%（485人）的人比较满意，12%（111人）的人觉得一般，三者累计占总人数的98.7%，只有极少数表示了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Q10）累计有63.1%的人认为《百姓故事会》在围绕“五大兴市战略”上做得非常好或者比较好，13.8%的人觉得一般，5.4%的人认为不好，还有17.7%的人表示不清楚。
（Q11）关于促进道德建设和弘扬先进价值方面，78.1%的人认为非常好或者比较好，14.1%的人认为一般，另外有7.8%的人表示了不好或者不清楚。
（Q12）在提升城市文明方面，65.5%的人认为《百姓故事会》的帮助很大，26.6%的人认为一般，7.9%的人表示没有帮助或者不清楚。
（Q13）在《百姓故事会》是否受到市民的广泛喜爱上，77.5%的人选择了是，仅7.4%的人选择了否，还有15.1%的人不清楚。
（Q14）81.6%的人认为《百姓故事会》很好地展现了成都精神，5.6%的人认为没有展现，还有12.8%的人不清楚。
（Q15）46.2%的人喜欢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远程观看故事会，而39.5%的人喜欢参加基层现场故事会，14.3%的人喜欢参加百姓故事会PK赛。
（Q16）但对于三者的组织工作、艺术欣赏、社会反响以及实际意义的满意程度基本接近。（前两者均在95%以上，百姓故事会PK赛稍低，为93%）可见他们选择这三种形式主要是出于收看习惯或者时间安排等客观原因，而较少涉及三者的内容及其反响。
（Q17）有45.6%的人希望成为百姓故事会的讲述者。
（Q18）92.4%的人认为百姓故事会有必要或者非常有必要持续开展下去。
（Q19）关于如何长效开展百姓故事会活动，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要培养一批优秀故事员（62.6%），要秉承百姓故事会百姓办的原则（54.5%），要将百姓故事会做成一个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品牌（49.4%），要挖掘茶馆等地方文化传统资源（46.1%），这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27.1%的人认为应该“将百姓故事会打造成为道德建设的重要平台”等等。
（Q20）另外，还有人补充提出，节目内容应该更加多元化，更贴近百姓生活，增加举办次数，延长播放时间，等等。
综合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绝大部分市民对《百姓故事会》的宣传工作、组织活动、节目内容以及反映成都文化方面都是比较满意的，不过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和加强的空间。但是对于《百姓故事会》是否有助于道德建设，弘扬先进价值，是否体现了“五大兴市战略”，还是有一部分市民的认识比较模糊，说明百姓故事会没有很好地反映这方面的主题和精神。因此，我们下一阶段的目标是，在保持《百姓故事会》原有的优势上，更加明确和突出道德文化的宣传和“五大兴市的战略”的主题。
4.补充信息
另外，我们根据上述统计结果，制作了一些交叉表格，试图更准确地把握受访者的个人情况与他们对百姓故事会满意度之间的联系。（Q3Q21）通过受访人性别与是否收看过百姓故事会相交叉，可以看出，收看过的男性与女性人数相近，没有收看过的男性与女性人数几乎相等，说明性别不是影响收看百姓故事会的条件。
（Q2S2）通过受访者年龄与了解百姓故事会的渠道两份调查统计相交叉，我们发现，互联网宣传与年龄的相关度较高，16—40岁之间的人更容易通过上网的方式来了解百姓故事会。因此，如果百姓故事会希望吸引更多较为年轻的观众，应该加大互联网的宣传力度。同时，可以发现，电视仍然是了解百姓故事会最重要的渠道，832人都曾经从电视上获得过相关的信息。其次便是互联网和报纸。
另外，通过受访者年龄、学历、职业、收入与对百姓故事会宣传动员工作满意度、组织工作满意度相交叉，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绝大部分人对于百姓故事会组织工作都非常满意或者比较满意，普遍认为百姓故事会的宣传动员工作较好，且满意度与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相关度不大。这组数据表明百姓故事会无论从内容还是组织和宣传方面，都较为全面和准确地把握和适应了各个年龄及各个阶层市民们的兴趣和需求。然而，考虑到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比较一般，原因可能是百姓故事会的内容比较合理，但是精彩程度不够，宣传和动员工作仍不够力度，没有深入到社区，次数不够多，等等。因此百姓故事会仍有发展和提升的空间。
结合问卷中关于如何长效发展百姓故事会的答案，我们应该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改进宣传方式：了解年轻观众的需求，采取更加吸引年轻观众的宣传方式；将百姓故事会做成一个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品牌；增加内容的吸引力：培养一批优秀故事员，挖掘地方文化传统资源；深入贴近市民：秉承百姓故事会百姓办的原则，加强互动。同时，我们也不能抛弃道德文化建设的目标，需要紧密配合“五大兴市战略”计划，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弘扬成都精神，为提升成都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六）百姓故事会调研的学理意义及启示
1.在百姓故事会的系列环节中，实现个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建构
百姓故事会起到了中介的作用。故事员和故事会参与者通过他们的主体表达这样一种话语手段，即将自身视角、情感、认识融入所叙之事中，从而在故事会中留下个人印记。唯有蕴含于社会宏观背景之中，“个人”才能成为真正有意义的道德语言。百姓故事会从立意到故事题材再到讲述者，都反映出它的鲜活、本色、草根性和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真实还原的显著特点，呈现出平民化。故事题材全部来源于真实的社会事件和日常生活，戏里戏外都充分展现了普通百姓的热点话题。从这个角度而言，百姓故事会在日常社会生活当中，对“个人”观念进行不断的文化再生产，使那些有价值有良心的彰显时代意义和精神风貌的价值观念和理念通过“故事”这个再生产与再加工的形式，嵌入到受众的思想、情感、身体、语言、反思和相互期待之中。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看似是私人性的（比如每个故事就反映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或主题事件），是发生在故事员或故事组织者个体心性之中、完成于私人领域之内，但其实更大程度上则是在公共生活中实现的。这些看似独立的好人好事及感人的故事，实则蕴含着中华文明共识性的优秀价值内核，这种内核通过百姓故事会的形式，在一个转型期社会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浮躁民间情绪中，将社会大众原本就应意识到和应遵循的公共价值进一步牢固化，成为保障和推动现代社会良知及道德的一支极其有感染力和亲和力的力量。根据哈贝马斯所赋予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意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直接从家里延伸。故事员、听故事的民众从他们的私人居所中跨出，进入百姓故事会讲述的公共领域；而作为公共领域的百姓故事会讲述地点，也往往坐落于以往为大家所熟知的私人聚集场所，比如茶馆、走廊、小公园、院落等，它们在故事会期间成为了传播故事、信息和表达价值观的空间，公私生活领域彼此建构，界线互相交织，变得更加融洽。因此有理由相信，由于百姓故事会的天然属性，公私领域及生活的相互依存和建构，百姓故事会将会长期扮演成都市民公共生活中心的角色。
2.国家与社会的宏大结构和民间日常叙事的良性互动
对百姓故事会的研究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就百姓故事会而言，它是一个微观的社会行为，其身后的宏大结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百姓故事会的开展，表明了政府的意志及对微观社群和个人的关怀。百姓故事会的筹划、成立、开展和推广，每一个步骤都折射出政府和国家机构对于民间的认真解读和深入认识，并且百姓故事会本身就为政府对民间的认识和解读上升到一个更广义的层次提供了个案的操作和分析。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百姓故事会的开展不仅能丰富国家机器对地方和广袤人口群的进一步认知，而且也有助于人口群对于国家政策的理解，建立起良好的带有中国传统温情特色的人民与人民政府的互动模式。也就是说，百姓故事会的模式为政府和人民带来了一种视野。对政府而言，能够使政府更有效、更和谐、更全面地观察静态和动态的社会现状，从而加强其对民间的有效社会管理以及增强政府的责任感；对人民而言，尤其是通过政府对百姓故事会故事内容和精神的善意的、积极的引导，更可以加强民众对政府和政治的更深刻的了解，建立起对政府更清晰的信任。我们也可以看见，通过百姓故事会这个良性的交互渠道，个人、次级群体和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和协调相互关系，进而如何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形态，从而使民众和国家机构之间达到一种东方文明特有的、更加和谐和融洽的互动。
3.自我、符号、故事与社会
前面两点从功能、组织结构以及互动的角度对百姓故事会作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分析，第三点将从微观层面分析百姓故事会所蕴含的小规模水平的社会互动。从韦伯到齐美尔，符号互动理论所强调的是人类自己在与其他人的互动中创造的社会标准、角色、关系和结构，关注的是主管理解过程中符号的作用、角色扮演的特点以及约定俗称的日常沟通规则。在成都全面、全方位开展的百姓故事会，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大力倡导下，如前文所述，业已成为成都市民们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和公共生活。根据米德、戈夫曼和贾维（Jarvie）承前启后的理论，我们可以观测到百姓故事会活动中所体现的参与民众的自我和身份认同，从心灵、自我和社会三者中观测到它们的互动。
在百姓故事会的符号互动模式中，故事组织者、讲述者和参与者基于表述上的共识而开展故事会。故事和故事员的自我呈现、听故事者的心灵感染以及故事会参与者的自我社会化构成和形成了有意义的符号和互动。百姓故事会在就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问题议题形成共同意义方面具有很强的效果，并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作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互动的人际传播场所，百姓故事会的开放和广纳听众，起到了成为公众焦点的作用，通过对无数好人好事、感人事迹、亲情故事等的传诵和讲述，以及故事员的表现（都是身边的民众），使故事的传播兼有深度和广度，使故事中蕴含的道理和意义被更多的人关注，促进了民间和社会各群落和阶层的充分交流，优化了整合社会的正功能，有助于形成一个开放多元、积极向上、充满和睦关系的社会。由于故事的取材都是真实就地的，故事中处处彰显着平凡之中的伟大、常态之中的力量，因此百姓故事会从开始到现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故事中那些经典的、有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词语和所提炼出的观念，建构了一个社会子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类型的加固或社会认可都变成可能。故事员通过直接讲述故事，可以加固对自身社会身份和社会责任的认同感；听众们通过参加每一场故事会，聆听每一个特定的故事，都可以间接地感受并加固身份和社会价值的认同，在感动于邻里间的帮扶、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等等故事中，加强并坚定我们共有的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优秀价值观。可以说，百姓故事会的开展同时扮演着精神文明的隐喻、政治的符号和文化价值观的融合等角色。作为一个最初由官方广泛开展起来、并深受大众喜爱的群众活动，百姓故事会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个相比以往其他小规模的群众活动（比如街头的大妈们的秧歌秀）更能表达民意、国家思想以及文化观念的重要符号。政府、百姓、承办机构、媒体等共同借助在我们民族和社会主义文化内达成共识的符号来建筑了现实的社会，推动了城市文明的进步，并且借助这些符号达到了相互沟通的目的。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团结和控制的基础是文化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成员共享一系列共同的认识、信仰、符号和生活经历。百姓故事会在人民建构的符号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对市民认识自我、增强团体认同、增加城市认同、增强团结力和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从硬控制到软控制再到国家管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必然优越性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