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 Introduction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地位就在不断地提高。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大海啸对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依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更加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群都在期待“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会转移到这些绩效出众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本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约束，以国内市场自身的需求来支撑经济发展的“活力”并不充分。相反，“对外经济的依存度”偏高这一共同特征让它们想尽快走出危机的阴影，寻找到一个“以我为主”的“新增长点”。这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甚至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完善市场成熟所需要的制度建设以及提高国民收入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资金和商业文化的储备。只有这样，其未来的经济发展才能保持足够的活力和独立性。否则，一旦欧美经济的复苏，像20世纪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那样，进入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新兴市场国家高增长的驱动力就一定会因为无法改变这种对外的“高依存性”而不得不放缓。
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效仿“日本增长模式”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存在哪些发展上的缺陷。笔者列举了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发展所面临的困境、2008年越南通胀及本币升值所带来的危机、2009年中国中小企业和金融体系所承受的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等代表性案例，充分说明了这类“制造业立国”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抵挡外来冲击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另外，这一部分内容也向读者展示了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具有发展势头迅猛的特征，而且经济全球化让这一势头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得以持续，所以很容易使得这些经历经济周期调整相对较少的新兴市场国家产生过度乐观的预期，导致投资过度、监管不足、对外依存过高的“失衡结构”。迪拜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还向大家介绍了“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竞争和合作”关系同步强化的现象。无论是东亚经济圈还是“金砖四国”，都表现出了较强的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意识和“脱欧美经济”所需要建立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愿望。
笔者写作这一部分内容的目的是向读者展示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的东亚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力和这种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天然的缺陷”。因此，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全球化的“弊端”和其好处一样鲜明。如何尽快让自己的经济发展机制成熟起来，将是新兴市场国家可持续发展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篇题为《东亚贸易强国为何开始争夺金融主导权？》的文章，向读者阐述了东亚国家制造业立国战略所带来的“金融软肋”问题，具体表现在本国的储蓄无法转变成有效投资，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没有金融合作的推动很难更上一个台阶等方面。亚洲拥有世界最大的储蓄资源、中日韩三国又和中国香港、新加坡一起意识到在东亚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的问题，笔者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第二篇题为《小国的痛苦和大国的烦恼：都是“金融脆弱性”惹的祸？》的文章，以2008年越南遭遇到的泡沫破灭、货币危机作为题材，分析了东亚模式制造业立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与国内金融资产泡沫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想告诉读者的是，不管是越南这样经济体较小的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经济体庞大的国家，大家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只是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第三篇题为《都是美国人惹的祸吗？》的文章，以日本经济在金融大海啸爆发之后受到重创的事实为例，阐述了东亚对外依存型的增长模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笔者分析了为什么看上去不靠价格竞争的日本制造业在危机面前比靠价格竞争的中国企业还感到无奈的原因，同时也揭示了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在欧美消费结构改变的情况下显示出的“比较优势”。
第四篇题为《“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东亚合作”共同的主题》的文章，首先基于产业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理论，向读者揭示了全球致富的方式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秘诀”；然后，也反省了东亚模式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失衡结构”。东亚各国若想告别产业发展的缺陷，就应该在“低碳经济”这个新兴产业崛起的过程中加强合作，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来突出区域的竞争优势。
第五篇题为《日本“泡沫经济”的命运会在中国重演吗？》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了东亚模式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财富积累和金融资产泡沫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笔者以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签订了让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后，国内遭遇到的产业空洞化、金融资产泡沫化的结果为背景，分析了“日本病”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我们应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
第六篇题为《四个难兄难弟走在一起》的文章，向读者描述了“后危机时代”被西方世界密切关注的还有“金砖四国”的发展状况这一现象。出人意料的是，这四个国家今天都以主动的姿态分别强调了自己与其他三国深化合作的意愿。笔者对今后四国合作的前景和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下面，就让我们亲自去品味一番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变化吧！
东亚贸易强国为何开始争夺金融主导权？
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通过确立出口主导的产业政策打开了东亚外向型的经济增长之路后，接着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又成功地续写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的惊人篇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更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出口的强国战略，缩短了经济腾飞所需要的时间。到了今天，中国成为了经济腾飞的主角，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优势和大规模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再加上非常好地吸取了东亚成功的经验，中国再次展现了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表现，让世人感到东方的巨龙正在腾飞。
但是，除了中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繁荣的阶段（目前这一判断存在争议）外，上述所有国家在经济繁荣（靠实体经济的支撑）的后期，都先后经历了程度不同的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东亚国家缺乏一个有效运营制造大国所创造的庞大储蓄（资本）的国内金融体系。结果，残酷的竞争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出于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的动机撤离国内市场，而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又滥用国内宝贵的储蓄，去追求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投资，于是，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就不得不过分地依赖国外短期的银行贷款。由此所产生的“币种不匹配”和“期限不匹配”的双重高风险的融资结构，必然在固定汇率的环境中，经不起投机资本利用不断开放的金融环境所进行的“套利”冲击！各国政府事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奋斗多年所积累起来的“被认为很充实的外汇储备”，在国际投机资本面前变得那么“弱不禁风”。
因此，本文首先阐明金融主导权之争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优化的必然结果；然后，揭示金融主导权争夺中起关键作用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条件和比较亚洲主要大都市金融发展的现状；最后，探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
一、金融主导权的争夺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优化的必然结果。
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再次扰乱东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年来东亚的金融合作也紧跟经贸合作迅速发展的步伐，产生了很多实质性的新变化。具体而言，在《清迈协议》的框架下，亚洲债券市场、货币互换、亚洲货币单位的导入和建设都有长足的进步。尽管如此，由于亚洲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对称，东亚经贸大国或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就把主要的投资市场和出口市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又把主要的市场放在欧美，这样在金融合作中就会出现国家利益的不对称局面，比如以中国大陆为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就希望实现货币的相对独立性（倡导脱离美元的货币体系等），而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时候，还是希望与美元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另外，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也会干扰东亚国家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国家利益的权衡，从而影响金融合作的范围、规模和速度。所以，亚洲的金融合作更多地还是依赖于政府间的对话和推动，市场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主观能动的积极推动的势态。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东亚各国制造业的强势发展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外汇资源（储蓄），直到今天还是无法在自己国内的金融体系和亚洲区域间的金融市场中得以有效运作和保值，而不得不将其放在欧美成熟的金融市场中运作。事实上，这样一种模式就更加助长了美国双赤字经济运营的失衡结构，加深了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2007年年底，美元一直贬值和美国次级债问题的恶化，让所有持有庞大美元金融资产的亚洲各国的决策部门都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思——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实质上加剧了亚洲各国制造业之间的竞争，换来了美国消费者价廉物美的经济利益，而亚洲国家用勤劳的汗水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却因为自身“金融小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的制约而不得不以美元资产的方式来保存，结果拥有定价权的美国——这样的金融大国（很容易）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和利率的下调等方式来减轻它们对外债务的实际负担，同时也就“抹去”了亚洲国家“勤劳致富”所营造的“贸易大国”带来的宝贵的储蓄
价值。
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合作的艰难性和有限性，再加上本国在制造业竞争中所处的“对外依赖”的地位，使得各国政府自然想要通过发展自己国家的金融体系，至少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业这样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竞争力，来争夺亚洲的金融主导权，以弥补未来制造业递减的收益（生产资源的瓶颈、国内产业的空洞化等）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尤其是2007年年底，亚洲各主要制造业大国中的大都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东京、上海、首尔等地都鲜明地提出了具体的建立亚洲乃至世界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和实施计划。一场“暗地下”争夺亚洲金融主导权的激烈竞争，正和“外交上”推进金融合作的政府对外战略一起并行展开，势不可当。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合作是为了不重蹈覆辙——让1997年区域性的金融危机不再因为一国政府的势单力薄而使其陷入困境，因此，它有很多双赢的基础；而金融主导权的争夺似乎更多是出于自己国家的未来利益甚至经济安全的目的。东京因为日本泡沫经济的负面影响失去了亚洲霸主的实际地位，根据经济地理学最优布局假设，亚洲需要一个像欧洲地区的伦敦、北美地区的纽约那样，能够支撑制造业发展和潜在的庞大消费市场与资金运作市场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金融主导权的争夺比金融合作的方式具有更强的市场激励机制，这可能会演变成各国大都市之间一场空前激烈的竞争。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在金融主导权争夺的过程中有很多危机陷阱，稍不注意，不仅会丧失金融主导权争夺中辛辛苦苦所“抢占”的领先地位，甚至有可能将自己多年的辛勤汗水打造出来的实体经济的强势，一瞬间化为乌有。1995年泰国就是急于想通过建立离岸金融中心（BIBF）来争夺亚洲的金融主导权，结果，1997年投机资本就是利用这一市场制度的漏洞，将泰国首先带入了金融危机的境地。总之，金融主导权的争夺虽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但也是考验各国政府智慧和调控能力的生死之关。
二、金融主导权争夺的核心力量和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