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努力目标应该是为最大程度实现全球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努力发挥所需要的六大基本功能：即费希尔最早提出的基本的“价格发现功能”，再加上“风险分担、流动性保障、信息生产、公司治理和价值创造”等五大功能。它们之间不是替代关系、独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协调关系。只有发挥和协调好这六大基本功能，上海未来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经济和金融发展互动关系”的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才能保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较高和较稳定的金融主导权。另一方面，就目前而言，上海一定要以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为重要的依托，不能好高骛远，要先做好眼下物流、航运和贸易所伴随的大量的金融国际结算业务，从中积累宝贵的市场经验，同时，也要尽力去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为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小国的痛苦和大国的烦恼：
都是“金融脆弱性”惹的祸？
直到2007年为止，越南还紧跟中国，保持着世界第二位高速经济增长的神话。它的产业结构也同中国雷同，沿承着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低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它的迅速发展同样仰仗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战略的积极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国家之间由于产业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雷同性，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关系：中国以明显的工业化的时间积累（计划经济时代也留下了一定的财富）和经济规模的比较优势还是保持着最强的发展势头；而越南则以其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紧随其后，不断向世界展示它“后发”的追赶优势。
比如，越南人口的识字普及率高达94%，超过中国的85%和印度的65%；由于战争等原因，现在越南人口的平均年龄都在24~25岁之间，劳动力的丰富程度超过了闹“民工荒”的中国。而工资水平，越南的普通劳动者所得只有中国的2/3，中国技术劳动者所得更是越南的2.2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这几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因为中国投资成本的增加而不得不从中国退出的外国和中国本土的企业。当然，现在活跃在越南的外商主要还是来自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它们同样做着加工贸易，最终产品也主要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为了在亚洲快速“挤进”小康国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断推出更加积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它不仅同中国一样，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外部融资条件，比如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和提高对境内机构的参股比例，通过金融开放来降低外国企业投融资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2007年越南股市的“繁荣”程度竟然超过了中国）。
因此，从表面上看，越南延续着东亚发展的模式，而且，又吸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所以，到2008年为止它还在延续着高增长、高就业和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改善的良好表现。那么，为什么这种良好的基本面会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它的爆发是否就预示着东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外向依存型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从今天外汇占款所引起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和越南这次陷入货币危机的困境中，引起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确实不少。
首先，汇率和利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区别于没有经济增长的金融压抑）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利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力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中国和越南的高速增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但是，这种金融抑制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运转机制，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监管部门宏观调控和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
比如，中国和越南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都只关注它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金融压抑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反映），却忽视消费者对金融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的正常需求和由此产生的对金融资产交易的双方进行有效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需求。因此，一旦出口带来的巨大财富，（即使）出于保值的功能，进入了一个功能缺失的金融体系，就很容易产生资产泡沫，由此产生强烈的财富膨胀的市场预期和追逐价值增长的投机行为；尤其是目前输入型通胀的恶化（因为越南和中国的高速工业发展都对境外工业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更是加速了这种追逐金融资产价值以对冲购买力下降的投资行为的扩张，从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埋下了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种子。当然，资产泡沫产生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这一种子一定会发芽结“果”，越南之所以会爆发金融危机，还有一些其他金融脆弱性问题。
其次，对国际收支不均衡（外汇占款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处理方法，如果选择不当，不仅不会改善国际收支问题，而且还会降低本国抵御外部投机冲击的能力。
越南为了尽快缩短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不断在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贸易增长。虽然它也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会带来像中国那样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而模仿日本和东亚的发展模式，通过大量进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器械和工业原材料（日本是进口高附加价值的最终产品作为研发的对象，东亚是民间企业进口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中间品）来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流动性过剩），但是，这一做法却扩大了贸易逆差；再加上由于输入型的通胀不断恶化，越南在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明显衰退，因而出口能力急剧下降。这都削弱了政府利用厚实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的能力（越南现在的外债规模已经高出了它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投机资本寻求一本万利的“冲动”。事实上，这一点，越南又犯了1997年东亚危机前受害国家曾经犯过的共同错误，因为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遭遇了“小国的痛苦”。
相反，中国政府却高度重视外汇储备对本国现有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面，顶住贸易摩擦的压力来维持出口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主权基金、国内企业或机构的海外运作或投资来重视资产价值的保值功能。可惜这一战略是出于中国这一“大国”之手，很容易被政客诱导为“大国的威胁”之举。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一进（出口带进的外汇）一出（海外财富增值）”的问题，那么，也会因为经济增长放慢或流动性过剩所引起的资产和价格的泡沫而断送掉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增长奇迹”。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的最大烦恼。
最后，东亚的比较优势和所选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绝对不允许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如果过早的因为想要吸引外资而急于搞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那么，一旦基本面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出现恶化的趋势，资金走向就很容易背离实体经济发展。那时国内的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如果再不能抵挡由此带来的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入和无法预料的资本外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切条件到那时就完全具备了！
而且，危机后重建家园的自理能力，也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而变得异常艰难。恢复得快与慢，只能取决于危机后外部环境的好与坏。尤其是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经济大国，受到危机冲击后的损害程度会更加明显，恢复起来需要的时间也会变得更长。越南正是因为过早和过度地开放了资本账户， 所以，当成本推动型的通胀程度日益恶化的时候，政府的价格（汇率和利率）调整能力在对外依存型的经济结构中，就变得十分有限。
越南曾经策略性地调高汇率和利率以冲销通胀压力，但反而破坏了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模式，再加上美国次贷风波的影响，严重抑制了其出口的步伐；而另一方面，金融开放度过高，又超越了政府（数量）调控和监管的能力。游资很容易利用越南扭曲的金融体系来获取“无风险”的收益，我们所看到的股市和汇市的大起大落的局面正是投机资本猖獗的具体表现。
当然，越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误——容忍股价高位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也是导致股市泡沫崩盘的原因之一。另外，监管体系不严——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不起作用，以及只控制商业贷款规模而没有堵住银行资金大规模入市的现象，也促成了2007年股市疯涨和2008年越南盾大幅贬值的不良结局。再者，美元的大幅贬值和美元利率的不断下调，也促使一部分全球金融资本去新兴市场寻找新的扣除投资风险后的高收益地带，而开放度高但金融体系脆弱的小国——越南，就成了它们较为满意的投机对象。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业率增加，投资放慢和经济增长减速等现象同样会成为这次越南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后所造成的惨痛结果。
中国没有放开资本账户，虽然热钱的涌入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也在加剧，但是大规模获利回吐的交易成本和监管风险要比金融开放度高的越南大得多。在庆幸越南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传染效应有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亚洲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怎样才能持续？总之，笔者感到东亚模式的“胜算”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应该加快结构调整——通过一个由健全的金融体系所支撑的内需主导的国内市场来缓解我们对外高度依存的经济结构，从而保证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越南的事态还在发展，危机收敛和放大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但是，我们已经有过东亚危机的深刻教训，而且，已经在区域金融合作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所以面对这次危机的处理能力一定会大大加强。东亚发展模式的致命弱点就在于金融的脆弱性，所以，这就更需要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来跨越本国受到外部冲击后所表现出来的有限的抵御能力，从而战胜外部投机资本的挑战，提高政府干预市场的威信和效率。如果这一合作在这次越南金融危机的处理中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反过来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合作模式就更加会促使东亚各国加快本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改革步伐。但愿这些年越南实体经济的良好表现和扎实的增长基础，能够使其扛过金融脆弱性（内生于上述的东亚对外依存型的增长模式中）引起的这场危机对它的严重侵害！
都是美国人惹的祸吗？
对东亚这种以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治国战略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无论是2008年上半年要素市场（原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狂涨，还是下半年全球金融大海啸的迅速蔓延，“打击”都是难以承受的。东亚增长模式的代表——日本，在2008年年底连续出现了严峻的负增长现象，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日本学界、业界和决策层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日本经济的衰退是否是美国人惹的祸？日本为什么在面对这场危机时会显得那么疲软？日本又应该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什么？日本经济今后该如何发展？当然，他们所思考的这些问题对与之保持密切经济往来、发展模式又相近的中国而言，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拥有高技术附加价值的日本产品，在欧美市场上开始出现“卖不动”的问题是从2008年年中开始的，因为日本各大企业的存货开始明显增加。事实上，泡沫经济破灭后，经历了10年漫长的调整时期，日本企业已经学会了如何轻装上阵。所以，这次意想不到的企业存货增加确实给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很多日本企业家认为是对金融大海啸的本质和严重性认识不足，没有及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才使得日本很多企业在2008年上半年还处于赢利状态，但到了下半年就因为客户支付能力的下降和银行的惜贷行为，导致企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流动性出现了严重不足，进而导致企业停产歇业的现象日趋严重。
第二，日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日本企业长期积累的结果。虽然这些年来投入的经费在减少，但是，在日本，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所以创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人力成本会和美国市场化机制的创新成本有较大的不同。总之，日本企业2008年开始出现的利润下降问题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