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我到我们那间自认为是报社的报社去了一趟。我觉得我有必要去看看，毕竟周一我没有去。我需要去问问主编文德，我的下一个采访目标是谁。在我采访过的人中，有一半左右是文德安排的。
我刚刚走进办公室，打字兼排版员涓涓就向我招手。她的工作间就在大门旁，别人还没有看到我时她已经发现了我。
她的样子有些古怪，一付告密者的嘴脸。我猜她有可能要跟我说些什么好玩的事，就轻手轻脚溜进她的工作间。涓涓把已经排好版的报纸给我看。我翻开“财富”版，我薯名李四方但其实是欧阳雪亲自写的采访她的那篇稿子被换成了文德。另一个版的那篇采访“设计师”的文章的作者则就成“四德”。不用说，是文德这个鸟人干的好事。操。低声骂道。涓涓还告诉我，昨天，即是星期一，开例会时，老板亲自来了，老板在会上说，从这个星期开始，主编和副主编也要负责一些外出的采访任务。据知情人透露，近几个月来，市场低迷，我们的广告业务锐减，入不衍出，报社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老板说主编和副主编办事不力云云。
我问涓涓要来一支红笔，大笔一挥就把错误的名字更改过来了。
涓涓有些担心，她压低嗓子说，你可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说，这个当然。
涓涓说四方老师你不怕他报复吗？
我一笑，说，我是编外人员我怕谁？
那天是1月29日。因为2月1号是正月初一，这一期的报纸提前发行。这天，我接到报社的通知，让我回去开年终会议，老板将会亲自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之前发行员把新一期的报纸带了些回来，每个在场的人都手拿一份。
我翻开报纸，看到自己的名字又被更换，哭笑不得。我说，主编现在把关越来越严了嘛！文德当然听得出我的弦外之音。他看着我，慈祥地笑。我理也不理他，把报纸顺手一抛，抛到一旁，低头在采访笔记上乱涂乱画。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还坐在原处，说些闲话。有人打电话通知家里说单位要聚餐。涓涓拿着一张表格，让每个编辑和记者填写接受过采访的人员的资料。表格传我这里时，我在属于我的那一栏内填上“去问文德主编”。
这张表格没有像以往那样被交到文德的手上，在涓涓把表格递给文德时，老板伸手接住了。老板很有耐心，他一个个问了被采访人的情况，企图了解哪个才是我们潜在的客户。
突然他问我，四方你填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文章是主编写的当然要问他了。
文德说，呵呵，四方我把他们的资料弄不见了，你就填一下吧。
我说，你什么时候有过他们的资料了？
场面好不尴尬。
由于睡眠质量不好我双目通红，显得炯炯有神。文德的脸上，终始是那个慈祥的微笑。操他妈的，这鸟人的脸皮厚死了。
我已经知道，我再也无法在这里做下去了。不过，我似乎并不在意。昨天把文德的名字更改时，我隐隐已经有了这种感觉，刚才我主动把脸面撕破后，如释重负的快感如期而至。
像极了昨天刚刚送走欧阳雪时的那种感觉。
我想，更男子汉一些的做法是，我马上拍案走人。临走前，最好还能指着文德的脸大骂：操你妈！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怕自己这样做了后，这马上就要到手的年终奖和这个月的工资会泡汤。我可能只有几百块的年终奖，但这也是钱呀。
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他当然早已经看出了。
出发去聚餐之前，出纳让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年终奖。我有八百块。居然能拿到八百块，这太让我意外了，甚至有得到了不义之财的感觉。
领了钱后，我说家里有事，不跟大家一起吃饭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老板把我叫住了。他把我带到阳台。我感觉到从我身后射来的文德恶毒的眼光。
老板拍了几我的肩膀我才回过神来。我笑笑，神态应该很疲倦吧。冬天中午微暖的阳光洒满阳台。早上，我看到镜中的自己，两眼红肿，眼圈发黑，这个时候应该还是这个样子的。
老板已经看出来，我去意已定。我想，让他早点看出来也好，让他认为我的离开是因为跟文德这只菜鸟闹翻了更好。
老板让我不要介意文德的做法，他知道文德这个人是有些问题。他说，四方，可能你早就知道了，以前他也这样做过，年纪大点的人不当回事，也有年轻人因此跟他吵过架。我说我没跟他生气，为这样的小事情生气不值得。老板说，可是你为什么不去跟大家吃顿饭呢？你老是说自己的编外人员，很不够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是编外人员呢。我说，老板，你扯远了，我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吃顿饭，喝喝酒的，可是我下午真有事，我得陪我妈去看我外婆，我外婆快不行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捱过这个年
我连我早已经去世的外婆的都出动了，而且还在年关这个节骨眼上，老板当然相信我说的话。我突然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就说，老板，过完年，我可能不做了——不过，那谁的产假也快休完了。
老板大概也料到了我会说这样的话。他说，现在没时间详谈，四方，你这话，先留着别跟他们说，到时候我再找你谈，过了年，报社可能有人事变动，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我希望你正式到报社里来上班。我未置可否。
新年里，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正跟朋友喝茶，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就过去一起聊聊天。我既然已经打算不再在这间小报社里做了，这种没必要的应酬我当然不想再去。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我没时间，我正在等我女朋友的国际长途呢。
老板的意思还是让我过了年后正式到报社去上班，基本工资800，一个版的编辑费二百，每一次外出采访补贴100，稿费视质量而定在每千字三十到五十。我算了一下，基本工资加一个月八个版的编费和采访补贴大概是3000，按以往我在每个版上写3000字算，一个月有24000字，按最低的标准是720元。另外还有比如汽油、交通、伙食等等补助，4000元一个月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当时没有答应老板，但也没有即时回绝，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吧。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来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我考虑过了，我还是不去上班的好。我提醒他尽早安排人接替我的工作。
老板还想说服我，说可以考虑多给我一个版。我继续拒绝他。在此之前我已经说过，如果我要正式去工作，是不会在这种小报社干的，我知道我是有实力的，我能做难度更高的工作。可能过了年后，又有别的编辑辞职了，要不然老板不会这么三番五次屈尊来游说我这个没有名气又心不在焉的半桶水文人的。不过，这些我都懒得去想，更懒得去打听。《城市周刊》这份工作，我已经厌倦了。现在，我需要一个人呆一段时间，安静地一个人呆一段时间。
就在1月28日，我从报社在到家中后，万纤打电话来说，我存在她那里的稿子已经用完了，她让我赶紧写几篇出来，因为过年副刊是要提前做好的。万纤这样一说，我也想起来，我的确是有好长时间没认真看碟，更没写影评了。自从牙痛开始后，我就什么正经的活都没干过，书也没看过，小说更是只字未写。
这些天我都干了些什么呢？脑子里，除了做爱这一顶外，似乎再没别的了。而临别的爱抚，仍然顽强地残留在我的内心，极美好，也极残忍。
或者，我应该向万纤提议，把我的专栏停掉算了。现在，我的感觉是，电影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除了情色电影。如果万纤那里可以发有关情色电影的评论，我倒是很乐意写下去。
或者，我真的如江维说的那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太久了，变得有些反复无常，什么都不管不顾，只听自己的情绪来指挥自己的行动。
这时，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一厢情愿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我这是在钻牛角尖。我在有意无意中，刻意把自己所有的后路都堵死。用现代心理学来解释，我的心理开始出现问题，我正在走向自虐。欧阳雪还在身边的时候，我潜意识里尽力把这种心理压制，现在她刚刚走，我像获得了解放一样，内心的魔鬼一下子就被释放了出来，我开始拒绝一切，包括善意的帮助和关心。
当然，我拒绝这一切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很正常，甚至比天上的日月星晨还要正常。
